禹城旧事｜魔咒的老屋

魔咒的老屋

文/蒋 同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每个县城都有一座城隍庙，它供奉的是当地的仁人贤达或英雄，祈求保护当地百姓平安。

当年的禹城县人民法院就建在原城隍庙的旧址上。

1961年，我分配到法院工作时，当年法院是老房子与新房子二合一的局面：城里西街的中段就是法院大门，朝南。一进门，西侧是朝东的两间平房，牌子上写着《信访接待室》，往里是一个影壁墙，上面挂着白底黑字“禹城县人民法院”的大牌子，再往里是一个甬道，两边是1955年根据上级法院设计的两个公审庭，不过，西边这个已成了单身宿舍，审案子只能用东边这个庭，再往北，甬道两侧是办公室，再往后就是空旷的后院。

后院东侧是一拉溜五间平房，西边两间是空着的，中间两间是档案室，最东边的一间，是分配给我住的。虽然都是朝南的房子，但我这间，东有县医院两米半高的墙，南边是电影队的办公室，东南两面遮着太阳，所以这屋又黑又潮。

听老同事说，这排房子是原来城隍庙的库房，这就是我这篇文章说的老屋。

老屋故事一：

现在有个词叫躺着中枪，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走着中枪。啥叫走着中枪，我不说大家都知道，就是好好的走着路，不知不觉中从背后挨了一枪。我住的这间屋不但又黑又潮，我还给它编了一个顺口蹓：

晚上蚊子咬，

老鼠遍地跑，

白天都上班，

长虫陪宝宝。

1963年初夏，我的长子出生，孩子满月后，妻子去上班，每一天上下午抽空回家给孩子喂奶。有天上午约十点，妻子回家给孩子喂奶时，突然发现孩子身边盘着一条蛇，吓的妻子大叫一声，急忙跑到办公室叫我回屋。我不怕这东西，忙用炉铲子把它弄到地上，再狠狠往它头上跺了两脚。蛇打了个蜷，被我铲到门外又用铁锨拍死，扔到屋后懒水井里。这种事以后又发生一次都被我解决了。这样的情况，现在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我们当年的生活条件如此之差。

生活环境差倒也罢了，大家都好不到哪里，最不幸的是中枪几乎是致命的遭遇……

1966年春，当了一辈子工人的老父亲在青岛去世，我赶回去送走了老人又回禹城。当时我与妻子的工资加起来70多块钱，回趟青岛来回路费20元，料理父亲后事再给母亲留下点生活费，回来时我把当月的工资全花光了，这时离领下月的工资还差半个多月。幸亏我在城里信贷社的存折上还有十元钱，我便去取了9元钱。

取钱时女信贷员李xx说我：你还剩这点钱值不当的还取出来。

我说：“回趟青岛把这月工资花了”。

她说：家在外地的探亲路费不给报销吗？

我说：结婚以后就不给报销了，不敢每年回去，为这老妈埋怨我娶了媳妇忘了娘。

想不到半年之后我后边这句话像一粒子弹从我背后射出……

禹城的“四清”运动是从1965年秋天开始的，原本打算到1966年夏季结束。第一任“四清”工作团长是我国著名的新闻界元老范长江先生。进驻禹城公检法工作组长是临邑县法院院长王xx，组员有夏津县公安局干部李x远等人。1966年5月份要撤离时，“516”通知下达，于是工作组人员又留下来搞新的革命运动。一开始是捉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县里作了动员，各单位纷纷行动起来。

这时候，城里信贷社(即城关信贷社)那位女信贷员李xx，在城关公社大院里贴出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法院蒋同说共产党不让孝敬父母。这张大字报被转到公、检、法工作组李X远手里，于是法院天天开会，李x远在会上含沙射影地说：“旧的阶级敌人被消灭，新的敌人又出来了，他们匿藏在各个单位…”。

一开始大家不以为然，他每次开会总是说这句话，有的人一头雾水（有个别人知道实情）。从6月底工作组让我把刑庭、民庭案子都接过来，让我天天外出办案，机关的运动继续进行。这一切，我全被蒙在鼓里。

7月8日上午，法院一位镶金牙的李X通知我，让我下午去莒镇公社驻地审理一起公社医生给病人注射青霉素不做试验致死人命案。

我接过卷宗抓紧时间看卷，下午两点顶着烈日往80华里的莒镇赶去，当夜审理完毕并按照审判委员会的决定作了宣判缓刑。第二天中午赶回法院，让我意料不到、大吃一惊的是，一张用绿纸写的大字报赫然贴在审判庭的门口，上写“蒋同公然污蔑党，说共产党不让孝敬父母，狼子野心何其毒也”！迎头一闷棍，一时让我头晕了。下午开会，工作组李x远宣布对我隔离审查。

接着由那位金牙李宣布：

一，交出枪支、卷宗和身上的金属物品。二，将被褥等生活用品搬到法警邵清臣屋里，不准随便外出。三，家属搬离法院，不准在法院住。

我从此被禁闭了，成了革命的对象，这种突然袭击是当年对“敌人‘惯用手法。

难忘的1966年的7月8日！

第二天，法院满墙都是揭发我的大字报，归纳起来有如下几项罪行：

一、反党反中央。

说我说过共产党不让孝顺父母。文化馆办舞会，我说中央领导也办舞会，这是攻击污辱党中央。

二、我说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为地富反坏右张目。

三、他们外调去山大，找了个造反派头头说我专门与出身不好的同学交朋友，是漏网右派分子

四、甚至还有一位干部家属也凑热闹贴大字报，说我叫蒋同这是想和蒋介石相同。

天呀，莫须有的罪行，欲加之罪的罪名铺天盖地。

我的专案由金牙李负责，材料员是书记员麻子李。后者是党员发展对象。工作组的李×远、专案组的李金牙、李麻脸，这“三李”带领不明真相的群众对付我一个不满27岁、涉世未深的外地人大学生，简直就是拈死一个蚂蚁一一尤其在当时那个社会形势下。

这里还要补充一下，当时检察院只有五个人，四个党员一个非党员，他们也参加法院的政治运动。1965年“四清”时，大家揭发法院四不清问题时，我顺手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庙并配了一幅对联：

上联是，清水衙门水不清，下联是，大公无私公不正，横联是，颐指气使。

当时检察院一位李x贵坐在我身旁，用眼乜斜了我的画，并伸出大拇指。没想到那么长时间他还没忘，在批判会上掏出他的日记本念道：x年`x月x日，蒋同在他的笔记本上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

天呀，又是一条罪行。小人难防呀，那年头有记黑账的积极分子！

对我的批斗会是每晚七点开始，十二点结束，反来复去就是这些罪行，但是上纲上线越来越凶，有个女的甚至气愤的当场晕倒，我真的成了万恶不赦的罪人了。

一天晚上，天降大雨，雷电闪烁，十一点了，斗我的人要吃夜餐，让我到院中站立反省。在雨中我被淋的瑟瑟发抖，大约有半个小时，忽然有人在我身上披了一件雨衣并低声说：到屋檐下躲躲雨。

这是负责看守我的邵清臣大哥，事后知道他是借口去茶炉提水出来关照我的。他在每一次批斗我的会上都坐在门口不发言，有几次金牙李让他讲话，他说，大家都说了我不重复了。唯一的一次他实在脱不过去了便说，小蒋爱犯冷热病，发个小脾气，讲个小牢骚。

大约7月上旬，工作组撒离回各自原单位参加运动去了。我的案子就由检察院的检察长赵Ⅹ亭幕后指挥，这个人是1963年由省检察院下放的一位科长，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外表上看这人十分和蔼可亲，实际上心计颇深，在政法系统大家送给他一个绰号“老狐狸“，为什么说他是幕后指挥呢？因为当时有许多单位领导都靠边站了，所以他不便出面。法院院长年龄大，又与金牙李有矛盾，赵X亭便成了检法不出面的幕后老板。实事证明这个人在整个运动中没有受到冲击，这是全县各单位头头们极少没挨斗的一位。

7月24日，金牙李通知我，让我把大家这近二十多天的揭发批判写一个完整系统地检查，27日交给麻子李，我知道这是给我下结论定罪的时候了。果然，28日晚的批斗会上，金牙李宣布“判决"结果：

鉴于蒋同所犯罪行，决定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待运动后期根据上级政策作出处理。在此期间下放南街劳动改造听候处理。

这天晚上的批斗会八点钟就结束了。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暗暗啜泣，心想：完了，我这一生的路再也走不下去了，士可杀不可辱，我算不上士，但我受冤，士可以慷慨赴死，我为什么不可去自我寻死？大约十一点多我起床写下了遗书：

亲人们，我要走了。母亲，我再不能尽孝了，儿走后，您不要悲伤，到来世我还作您儿子，给您尽孝。金香，我的至爱，我走后你改嫁可否，一定保护好儿子，九泉之下我忘不了你的爱、你的恩。我的骨灰送回青岛，埋在父亲身边。

永别了。

1966年7月28日夜绝笔

深夜十二点，电厂停电了。我把床单用香烟烧了一个口子撕成布条，站在临窗的桌子将布条搭在窗户横框上结成扣。正在这时，隔壁电影队谁家的孩子哭夜，我似乎听着像我三岁的儿子在哭：爸爸你别走……

就在我一时犹豫之中，一个人抱住我双腿，小声说，小蒋下来！

原来是邵清臣大哥。我被拽了下来，抱着邵哥哭了。

“小点声，别让他们听见“。邵哥劝慰我多时，这才止住泪水，他告诉我，天亮他送我去南街，那里干部他熟悉，会照顾我。

这样，我在南街第一生产队与社员一起修台田，大约干到立冬季节。人家让我回机关了。

这时，随着运动深入，斗争矛头不再指向群众，从县委到各科局的领导成了斗争对象，没人管我了，我可以走出门，上街看大字报了，有时回家看看妻子孩子，算是“半”解放了。

这段时间里，法院的院子、各办公室的卫生，都由我打扫，各屋暖水瓶保证供应热水，再就是用油漆在墙上写语录。刚开始写的不好，我就看外单位的高手怎么写，人家写，我在旁边学，回来再在纸上练习，不久我也学会一手仿宋体的字。公、检、法的墙上的语录都出自我手。

时间到了这年12月底，法院的运动开始调查老院长宋x杰，他的案子十分复杂，证人涉及全国许多地方。有一天下午，邵哥对我说，明天他和检察院的姜同志去云南找原山东省长赵建民查证宋×杰的问题，让我安心等待平反的那一天，不要胡思乱想。邵哥的劝慰牵挂让我十分感动，我点头答应，我说我这还有三盒烟你拿去路上抽，车、船上买东西不方便……

这时，一中红卫兵成立，首先成立的是后来被称为保皇兵的“东方红”，我爱人的闺密丈夫是一中李x祥老师，他母亲原是法院庭长，李老师对政法系统的老同志很熟。他听了我的遭遇，既同情又气愤，就让“东方红”红卫兵到法院，这天是1967年的1月8日上午大约九点左右，红卫兵来到法院办公室问道：谁是运动负责人！

金牙李说：我就是，小将们有啥事？

红卫兵问：你们整群众了吗？

金牙李说：有个非党干部蒋同是现行反革命。

红卫兵说：把材料拿出来。

麻子李连忙拿出一摞材料。

红卫兵翻看了说：这都是黑材料！莫须有的东西！他人在哪里？

麻脸把我找来。红卫兵当着我的面对金牙、麻脸说：你们当着受害人的面，把黑材料马上烧掉！快！

于是，他们不情愿地把材料在一个破脸盆里烧了。

红卫兵说道：你们要马上开会给受害人平反昭雪，我们明天还来。

当晚，法、检两院开会，从不露面的赵x亭也参加了，首先由金牙李念了人民日报，关于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社论，然后把当天上午红卫兵来院的情况说了，接着赵x亭首先表态说，我们对中央的路线政策学习不够好，怨屈了蒋同同志，我向你道歉……

金牙李说，蒋同同志有缺点错误，但，是人民内部矛盾。今天平反了，今后希望你能好好工作……

其他人也跟着说同样一些车轱轳子话。

我在会上不住的哭泣……我一言不发，只是在内心感激那些有正义、有同情心、有人性的好人。金牙李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摇了摇头，哭着回到宿舍，蒙着被子大哭一场……从1966年7月8日到1967年1月8日，整整半年，在鬼域里活了185天，是人又是鬼的日子让我终生难忘。

怎么会这样？

历史己经作了回答。

老屋故事二：

我到法院时，法院没有正院长。从北京下放的第一副院长是蒯琴，四川人，小矮个，近四十岁，他妻子二十几岁，在检察院上班。老夫少妻。

第二副院长冯×义，29岁，高个头，少言寡语，业务很熟，广饶人，妻子在医院当医生。

秘书金牙李，1963年春，宋x增老兄由二十里铺调法院任秘书，金牙李任民庭负责人。

1963年春节过后不久，公安局长宋x杰调到法院任院长。蒯琴调到异地，这时法院也由原来的八、九个人增加到十三个人。原来法律文书是刻钢板制成，这时购置了打字机，打字员是刚从平原师范毕业分配来的小李，脸上有些浅浅麻点。刑庭只一位助审员姓张，是省司法学校58级的学生，到法院工作3年了，宋院长让我到刑庭给张当助手，虽然我俩都是助审员，我是新手，所以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担当书记员的工作。他年长我五岁又是业务老手，待我又很关爱，我不自觉地称他为张老师，他几次让我改口，我就是改不了口。

宋院长是老革命，1918年生于山东冠县。他的大哥（后任中央气象局长）和原山东省长赵建民是鲁西我党杭日武装的创建人。1937年，宋院长在他大哥队伍里当了个文化教员，1938年夏天鲁西特委书记夜间被敌人偷袭牺牲，这时宋院长就在跟随特委行动的连队当文化教员。事件发生后，惊动了省委、中央，经过反复调查没有查出真相。而恰在这时，宋又因婚恋问题受批评回原籍，后被他哥领回队伍。这就是宋院长解放前的历史。

宋院长由公安局调到法院，就把老婆孩子搬到法院后边我原来住的老屋西头两间，老屋迎来了新住户，魔咒在1967年初开始了。

1967年1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囯。山东省是王效禹从青岛来省城夺了省委的权，1月27日晚，禹城县委也被夺权，领导干部靠边站。法院金牙李等也夺了宋院长的权。

当时有一个口号叫“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宋院长的档案被拿出来找疑点，结果被当成鲁西特委书记被害案的嫌疑人，宋院长大祸临头了，被关进牛棚，家属也被撵出老屋到院外住了。

关于宋院长的案子，可谓花了不少工夫，云南、四川、北京、东北三省，始终没查出个头绪来。

检法开会批斗他时大弯腰、喷气式、掛木牌……老同志只是一句话“我对得起党“。

时间到了1968年底，公、检、法被军管，法院这边只留下两个人负责信访接待，其他人都去公安局各单位工作，因为军管组就安在公安局，这样便于指挥调动，我被分配到审判组住在看守所院里。军管组是支左的，所以进驻不久便把几个造反的人组成核心组。待摸清了大致情况后便开始批斗宋院长，还有公安局一位副教导员郑x俊。这位郑同志五十岁左右，也是一位抗日时期的老干部，文化水平不高，不仅连句囫囵话都说不出来，而且声音像蚊子叫，让人听不明白听不清，罪名也是叛徒。

宋、郑二人住在公安局西南角的小黑屋里，平日拉水、扫院子，隔三差五拉到大会上挨上半天批斗。当时公安局有位极左的革命者孙xx，每次开批斗会撸胳膊挽袖子大喊大叫，而且从报纸上抄了不少批判材料，长篇大论的讲起来连嗓子都喊哑了，真可谓哓音瘏口、声嘶力竭。

宋院长患有高血压病，站的时间久了身子直摇晃。就这样一直到了1974年春，军管组撤走，宋、郑的案子还没定论。1980年春，二人才被平反，宋院长任司法局长了，郑同志离休回原籍。1982年宋院长因脑溢血去世，享年64岁。

当年特委书记被害一案，经过保工部门侦查没有查出内奸，1949年至1953年，党员登记是一次审干，也没查出问题，1955年内部肃反、审干还没查出事来，这足以说明是敌人的一次成功偷袭。可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革命老同志没有逃过一劫！

老屋故事三：

王x安蒙冤入狱。

历史上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事件。那都是载入史册的大人物大事件。然而在我们小不点的人身上竟然也发生了相似的故事。

一，我是1961年大学毕业，那年22岁到法院工作。王X安22岁从部队复员，1970年到法院工作。

二，我们都是外地人，娶的媳妇都是城里东街的姑娘。

三，结婚后都住在法院老屋东边那间又黑又潮的房子。

四，我是工作五年后的1966年蒙冤，他是工作后的五年，1975年蒙冤。

五，蒙冤那年，我的儿子三岁，他的儿子也是三岁。

所不同的是，我进了“牛棚”，他进了监狱。

军管组撤了，公、检、法的人各回原单位。法院来了一位新院长，这是一位阶级斗争的弦绷的紧紧地、政治嗅觉极灵敏的斗士。

1975年春，我被派到石屯公社学大寨。大约春末的一天下午，公社接法院通知，让我回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晚上七点，我到机关院里，一看大家的严肃气氛，心里吃了一惊，凭着我的经验意识到谁出事了。

院长见我回来，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告诉我：“王X安恶毒污辱毛主席，把他家的主席石膏像扔到后院井里，这明显是反革命行为，情节十分恶劣，今晚开始批斗他，让他交待出动机目的…”，我一听，心里一颤，立马想起1966年我的那场遭遇。

会议开始讲了一些阶级斗争的理论，下面大家开始发言，上纲上线的帽子一摞一摞的，像这种场合，金牙李、麻脸李是绝对的干将。会议从8点开到10点结束，我一言未发，院长问我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我不了解情况，下次再说。“

第二天，我就回了石屯工作组，我托辞工作忙，有许多材料要写，拒绝了继续参会。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王家有个十多公分高的主席石膏像摆在桌子中央，一天，他那三岁的儿子不小心把桌上的墨水洒到石膏像的脸上。王的老婆一看，吓的了不得，将儿子打了一顿。等到王回家，老婆说了这事，王也害怕了。怎么办？想来想去决定把石膏像扔到后面懒水井里。谁知有人从井里提水浇菠菜地，把石膏像捞上来了，一看上面全是墨水。有人说，这不是王x安家的吗，一追问王承认了。

以后听说对王的批斗会开了一周，院长向县委作了汇报逮捕了王。结果王被判了五年刑，游了街进了德州劳改队。

1978年被平反回机关上班，那些斗士们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说。那年代也没有冤案司法赔偿。

老屋的三个故事的主人公，一位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一位是老革命干部，一位是曾经的解放军战士，虽然阅历不同，却在那个年代有着相同的遭遇。历史虽然给出了答案，但愿不要再重蹈。

如今的共和国经历了近五十年的改革开放，一个民主、文明、繁荣、富强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东方，共和国的人民可以骄傲地说，可爱的祖国万岁！

2O23年12月9日

蒋同于泉城

编者注：文中图片均为网络配图

作者简介：

蒋同，1939年12月生，青岛人，1961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禹城法院，历任助审员、审判员、庭长、副院长。1984年调山东公安专科学校（现山东警察学院）任教，教授，现居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