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军统内幕（2）临澧特训班（三）

1938年秋天，戴笠第一次来到临澧特训班视察时，副主任余乐醒得到戴要来的消息，为了讨好他，也想让学生们知道一点主任的威风。

在戴笠要来到的当天上午，他派出两个中队的学生去担任警戒，在一座小小的临澧县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当戴的汽车驶到县城附近时，余乐醒早率领全体教职员和部分学生在道旁恭候多时，在一声“立正”号音发出后，接着，是几处同时传出了立正号音，使整个县城都进入了紧张的气氛中。

站在交通要口的武装学生，也立刻执行了断绝交通的任务，戴笠本来是听了一大堆不满意余乐醒的小报告而来的，早就有气，一看到全城戒严来欢迎他，更是火上加油，在路上便发作起来。

他厉声责问余乐醒，这样警戒森严是为什么？他说，他又不是过去的军阀，如果让蒋介石知道了，他这么摆威风，那还得了。他一路发脾气一直发到班里，使得没有见过他的人，都害怕异常，感到主任的威风的确不小。

第二天上午，戴笠第一次主持班务会议时，从开始到收场都是在骂人，从副主任到事务员都给他骂到了。不过，以后我在他身边多年，知道他对这个班的确是非常满意。因为，这个班一下子给他培养了1000多名学生出来，并且训练很认真，成绩很不坏。

当时，他最为不满的，是他一直没有时间去到班里向学生讲话，弄得学生心目中，只有副主任而没有他。

余乐醒对特务工作懂得很多，重要的课程如特工常识、化装、毒物、化学通讯等，都是由他主讲。此外，他经常向学生作精神讲话，生活上又与学生能打成一片，几个月工夫，学生对他非常喜爱。

一些特务很眼红，便不断向戴笠去报告，说余的野心很大。戴曾经叫陶一珊当副主任，结果，不到一个月弄得人心惶惶，依然只好叫余来主持。

这更加证实了许多小报告的真实性，使戴对余不满。戴以后一直想找机会收拾余，都是由于这一原因。

在这次班务会上，几乎人人皆挨骂，却有一个人独受赞扬，这便是政治教官、中共叛徒廖华平。

戴笠早听说廖华平一到临澧，便极力鼓吹反共。许多人说廖华平“危言耸听”，廖还是声嘶力竭地叫嚷，共产党是最大最危险的敌人。他还说，什么共产党如不消灭，大家都死无葬身之地。

别人说，他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他还是坚持他的看法，因此，很能够得到戴的赏识。

再加上他在戴笠主持的班务会上，公开指责副主任、总队长、总教官等领导干部花天酒地的私生活，放松对学生的教导工作，对学生思想考核不严，教官和队长中不少人与女生闹师生恋爱等等。

他抨击最力的有两件事：一是教务处与总队部强迫所有学生要学会游泳，结果淹死了一个从来没有下过水的河南籍女生刘颖；二是严燮被教官打伤，以致病重身死。

戴笠听到这些，更是发火，所以越骂越气。在骂过所有的人以后，戴笠对廖却当场大大称赞了一番。

这一次，戴笠在临训班住了三四天，几乎每天要对学生讲一次话，他除了向学生吹嘘军统这个组织是如何革命、如何有前途外，每次总是要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一番诬蔑，叫学生认清今后的最大敌人是谁的问题。

戴笠第二次去这个班视察，是在同年的冬天，他匆匆从长沙赶到临澧，经过常德时，并邀请了当时常德警备司令唐生明和他的夫人徐来，以及徐的女友张素贞一同前往。

他这次去到临澧，除了主持临训班的毕业典礼外，同时，由于战事关系，湘西已非安全之所，决定要把这个班迁往黔阳县继续办下去，并且，还要将副主任余乐醒撤换，所以要在百忙中抽空前往。

临澧特训班旧址黔阳古城旧照

当时，第一期学生的训练还没有到一年，而第二期的招生已在开始，并且，有些地方保送的学生已有几十名到达临澧，暂在临时成立的新生队中作为旁听。

所以，有些特务学生是临训班入学，而到黔训班才毕业的，第四队谍参队也是到黔阳才毕业的，军统虽把他们列为第二期黔训毕业生，可是，他们自己总说自己是临训班的。

戴笠在这次的班务会上，却不像上次一样发脾气骂人，而是肯定这次试验性的大规模训练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慰劳，对学生表示满意。

当他快离开时，才正式宣布迁黔阳后人事方面要改组，副主任一职决定由军事教官吴琅继任，原有的处长、总教官、总队长等均另派工作，并指示，班本部下面不再设处，均改为组。

他除了在毕业典礼时，向学生宣布毕业后的工作任务外，并找一些平日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进行个别谈话，也分别约集了留班工作的特务和宣布调职的特务进行了一次谈话。

在毕业典礼的晚会上，班里的教官和学生都想借此表演自己的“特技”，显露一下身手。

在各种别开生面的表演中，戴笠对行动队学生李克炼的气功很满意。李克炼能在腹部放上一块大石板，别人用铁锤将石板击碎，而他的腹部不受丝毫损伤。

以后，李克炼由戴提升为重庆技击班（专门训练武功的行动特务班）副主任，便是这次看中的。

在这次晚会上，朝鲜籍教官金民杰也表演了一次他的绝技，他把一个名叫金刚的十多岁的小勤务兵带到台上，只用手腕夹住咽喉，几秒钟内便立刻晕了过去，人事不知。

紧接着，经他在背后一拍，金刚又活转了来，在场观众都为这项表演喝彩，戴笠却极不满意，立刻指示，不能以此作为文娱表演。

因此，有些特务原来准备的类似节目，便不敢再搬出来，否则会成为一次特务的比武会。

戴笠的这一指示，当时传说纷纭，有的说他讲人道，怕把小孩弄死后活不转来；有的则说，因为有太太们在场怕使人受惊等等。

直到后来，我在他身边工作，偶然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他才坦白地告诉我。他说，像这种对付敌人的手段，应当是守秘密的，怎么能拿出来当众表演。

于是，我才明白，原来他是怕泄露了军统特务的一套残酷手段，不愿让人看到这些。

这个班的学生在训练期间的待遇，每月是12元，伙食费一般吃到三四元，还有八九元钱作零用，衣服是灰布军装。毕业后，一般是按少尉待遇支薪，都是40元，但提升很快。

原来少数不大安心的人，看到这是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也就越干越有劲头。

临澧特别训练班的学生，在训练中，便有部分学生调出分配工作。因为，戴笠对这为期一年的训练时间，感到太长，曾一再指示希望将时间缩短一些，而且，迫不及待经常亲自电令挑选成绩较好的学生提前分派工作，不等到毕业便先行使用。

1938年夏天，除把原来是军统特务送来受训的学员先调去不少外，还命令一次提前选派女生徐寄鸿等30人，去江西胡某所主持的“战地服务团”工作。

戴笠对这种打入当时一些民众组成的战时服务团体，是决不放过机会的。因为，他怕这些民众组成的抗日组织被共产党或其他进步党派掌握住，将来不易控制。

他认为，这种组织大可利用来做军统的特务活动，使人不会去注意它。所以，当江西战地服务团胡某见到他的时候，表示人手缺乏，他便马上答应，给她以支援，利用这个机会渗入特务去活动。

临训班立刻按他的指示，把平日认为可靠而学习时较用功的学生挑出来，并郑重其事地为她们举行一次送别聚餐会。

当她们经过武汉时，戴笠又向她们讲了话，当面指示此次去江西的任务。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江西是共产党老根据地，此去意义特别重大。以后，徐寄鸿等人还把戴笠召见她们时的讲话，写信到班里来，报告离班以后的种种情况。

另外，临训班曾挑选男女学生100名，送往武汉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

这100人挑选好以后，由我领送前往，去的男生有黄炳炎、袁铭鼎等80多人，女生有杨文惠等十多人，他们到武汉后，住在汉口旧日租界南小路一所日本小学内。

第二天上午，戴笠亲自前去点名讲话，勉励他们要在武汉保卫战中发挥出军统的特殊作用。

当日中午，戴和这批学生聚餐，并发给每人一笔置装费，第二天，那100名穿灰布军服的特务学生都买好了便衣。

我留武汉一星期，戴笠仍叫我回临澧去担任训练学生的工作，他向我说明当时训练工作的重要性，主要是由于军统工作一天天开展，对外（指对日本）对内（指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工作都越来越繁重，而最缺乏的是干部。

他强调指出，军统这门工作，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所以必须经过训练和思想考核以后，才敢放手使用。我曾两次请求不再回去搞训练，经他这么一说，只好仍回临澧。

1938年秋天，临训班又先后在第五、第六两个军事队中挑选了100多名没毕业的学生送去东南，到军统所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去工作。因为，那里是和新四军接近的地区，军统从抗战一开始便着重加强了那个地区的工作。

当时，军统对日寇占领的地区也派有特务潜入，点缀了几下。如周希良、毕镐奎、朱山猿等过去对上海情况熟悉，便派去上海工作，此后，有条件去工作的又选派了两三批，每次只有四五个人。

对山东沦陷区有人事关系的赵鲁丰等十个人，也在秋天派回山东去工作。所以，临训班的学生等到冬天毕业时，实际上只有700多人了。

这些留下没有提前派工作的学生，总共也不过受了十个月左右的训练，大部分却派到西南后方工作，其中以军统局和四川省最多，也有极少数的如方定亚、成再德等人，留下作为第二期的干部。

戴笠对这批毕业学生特别喜爱，派到军统局局本部去的几十名都经他亲自挑选，并且很快都得到他的重用。

如李甲孚、刘子英当了他机要室（又称为甲室，这是戴笠仿照蒋介石的办法，等于他的侍从室）的助理秘书。派在人事室（以后改为人事处，即第六处）工作的粟沧洲、李逢源、吴逢源、陈希普、窦滋树、崔毓斌、周懋树、王泽澳等十来个人，不久便当上了股长、副股长等。

由于戴笠对这班学生的宠信，军统局各处、室、组、区等内勤单位中，无不有临训班的学生在内担任重要职务；外勤的区、站、组，也都有这些学生插足其间。

比如，当时的渝特区中便有吕世琨、刘德文、杨政、陈月华、邓毅夫等七八人。又如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竟有这个班的学生30多人，不但处内各科股中都有，十多个县里的稽查所的所长和督察，几乎全部由这些学生担任。

其中，如易啸夫、胥蜀鸣、吴德厚、关宝中、程传洛、鲁东辞、鲁东藩、张明选、邓子培、杨兴贤、吴菊生、唐治亚、朱晟、毛洪明等十多人，不仅都是很快独当一面的工作，而且，官阶也很快提升到了上尉或少校。

当时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在军统工作多年、资历比这些学生老得多，却得不到重用的特务的不满。他们便在背地里大发牢骚，说现在真成了“非澧（礼）勿视，非澧（礼）勿用的世界了”。

特别由于这些初出茅庐的人，态度骄横，对老特务没有礼貌，更引起他们的反感。这班年轻人，在任何场合中都要表示出自己是戴笠的学生，不论在口头上或写报告时，一般人总是称戴笠为“戴先生”，而这些学生，却都是一律称“主任”以表明与一般特务不同。

由于这种情况，最初还只是一些一般的小特务眼红不满，到后来，渐渐弄得一些科长、处长们也有点讨厌起他们来。

临澧特别训练班的这批学生，获得戴笠信任的原因，除了是第一批大规模训练出来而又正在戴笠大走红运时毕业，正是需要干部时，因而得到破格重用外，同时，这些人都很会讨好戴笠，经常去反映老特务们的情况，所以，使得一些私生活腐化惯了的大特务们更加讨厌他们。

而他们却自恃只要得到主任的信任，什么人都不在眼中。这批新培养出来的年轻特务，以后渐渐地也相互标榜、相互包庇，内外勾结。他们之间彼此称呼也不和一般人一样互称“同志”，而是互称“同学”，以示亲密。

他们见了过去临训班的一些教官、队长，也不称现时的职名，而以“老师”呼之。我在军统局局本部任总务处长时，学生们见到我总是亲热地招呼“沈老师”。以后，甚至弄得其他处长们都当面讽刺我，也和他们一样叫我“沈老师”。

由于这些情况，局里的许多大特务便想出对付他们的办法。

军统人事制度很严格，各单位主管官不能随便调用亲友到自己的单位工作。自己的亲友参加军统后，要由人事处分派工作。

戴笠对这一点控制很严，为的是防止大特务擅用私人，上下一气来欺骗他。

他在每个单位，都安置他的学生来暗中监视这些主管单位的大特务。以后，虽然调进一些黔阳训练班毕业的学生掺进军统内勤各部门，但由于不少黔阳班的学生是从临澧迁过去的，曾在临澧办过参加军统的手续，他们又以“临黔不分家”的口号来拉拢他们。

后来，一些大特务便故意从兰州特训班调一批学生来重庆，用以抵制他们，使他们彼此去闹摩擦，以减少他们对自己的注意力。

这些年轻特务的小报告对大特务虽没有什么大的了不起，但经常成了戴笠在每周举行的纪念周上当做骂人的好材料，受骂的人，总是感到不舒服的。

本来，戴笠设立兰州特训班的目的，是为了西北地区使用干部方便，免得调去调来，多花旅费和时间。

而重庆需要的干部，除了原来临澧、黔阳两班的学生已有不少外，以后，黔阳班迁往贵州息烽，主要是训练西南方面所需要的干部，特别是重庆已有各种各样的十来个特务班，根本不需要再从遥远的兰州去调学生。

但是，一些大特务，连毛人凤都包括在内，都有点讨厌临训班学生，所以，便不惜远道把兰州班学生调来。

果然，兰训班学生掺入军统各部门后，也相互勾结，慢慢地形成了一股和临训班学生相对抗的力量。以后，息烽特训班一连办了三期，毕业的学生也插进来，和临黔两班学生争宠，在军统内部无形中形成了三个班毕业学生的势力圈子。

当他们彼此间暗中去闹钩心斗角的鬼把戏时，对一些大特务的注意也就越来越放松了。

在三个特训班形成的势力圈子中，由于临训班学生（包括一大部分黔阳班学生）资格比较老，先毕业一两年，基础已经打定，所以在各方面始终占优势。

他们内外勾结的办法，当时并不完全避讳我，所以，我也能知道一些。他们利用军统局内部的同学，帮助外勤各单位的同学去找升官发财的机会，而外面的则对干内勤的，经常给以物质上的帮助，有什么重大事情也是互通声气，经常保持着紧密联系，并公开利用聚餐会等方式进行联络。

每个临训班的学生由外省到重庆，总会有几个或几十个人来一次聚餐，戴笠知道了也从不禁止。

不过，当这些学生们对过去这个班的老师们表示得太亲热时，戴便很不痛快了。例如，原临训班副主任余乐醒每次到重庆，总有上百名学生为他举行公宴，并且，照例请他讲一次话。

尽管余乐醒每次总是勉励学生们好好工作，尽忠于军统和戴笠，但是，戴笠总是非常讨厌他，以后甚至借故将他扣押起来，不审不问关了一年多。

不过，余乐醒总算有了这些学生，最后没有成为军统刀下之鬼。原来，在上海解放前，毛人凤得到密报余已投靠了共产党，便几次催促余乐醒去台湾，余迟迟不肯走。

毛便命令上海稽查处的特务逮捕他，结果是命令刚到，就给在稽查处的学生知道了这一消息，马上打电话通知他，因而余得以从容逃走。

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临训班学生便大肆活动，很想趁此机会大搞一下。

可是，突如其来的是他们所依靠的这位主任（戴笠）竟在1946年3月间坐飞机摔死，他们如丧考妣地大哭起来，感到前途茫茫。

一些大特务更趁机大用其私人，对这批军统中的“天之骄子”处处进行打击。在军统缩编中，不少人被编了下来，很久不派工作，这使他们感到极大的恐慌。

为了争出路，便由留在重庆的张明选、吴菊生、李葆初、刘德文、邓子培、左志良等20多人发起，成立一个“滨湖同学会”来加强团结。在南京工作的刘本钦、邓毅夫、牛树坤等马上表示赞成。

本来，他们一向有联络，一下子便得到两三百人的同意，这个同学会便于1946年秋天在重庆成立。

我当时为处理军统的财产经常前往重庆，他们把这一建议向我提出，我便利用处理军统财产的关系，用廉价套买的办法，从经费上给他们以全部帮助，使一些没有派工作的人，在生活上均能维持。

他们便请我当他们的会长，除了希望我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外，还希望通过我在军统内部去给他们找出路。

我当时也有些野心，想多拉拢一点实力，便把李葆初推荐给毛人凤去保密局人事处当科长，把刘本钦推荐给唐纵到警察总局人事室当科长，把刘子英推荐到交通警察总局主管人事。

我当时手中控制有军统不少财物和大城市一些房屋，这些特务头子都想通过我，分得一些东西，因此，我的这一计划很顺利地得以实现。不久，临训班学生又慢慢抬起头来。

到1947年，军统三巨头——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个人，在争权夺利的一场激烈斗争之后，各得其所，便开始注意抓干部。

这时，其他几个特训班的学生也仿照临训班学生的办法，纷纷组成了同学会。毛人凤便先行下手，正式命令所有各个特训班同学会一律取消，不准再有所活动，而成立一个军统各特训班的“统一同学会”，并且，对临训班学生也照样重用，一下子便把上万的特务学生抓了过去。

同时，破格提升临训班学生担任省站站长，如以钱雾林任贵州站站长，吕世琨任重庆站站长，董士立任西康站站长，张明选任重庆警察局刑警处处长。这样一来，学生们又把毛人凤当成了靠山，我也不敢再去拉拢他们，只是保持私人间的往来。

从我和临澧特别训练班学生十年以上的接触中，了解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罪恶活动。这里简单地提出一部分，便可看出这个班训练出来的这批特务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解放前，保密局对解放地区布置潜伏人员的第一、第二两科科长李葆初、任鸿传，从1948年起便专搞这项工作，直到逃往台湾还继续担任这个任务。

在解放前，参加重庆大破坏大屠杀的特务中，这个班的学生计有：重庆警察局刑警处处长张明选、副处长周万孚、督导长钟恕、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主持重庆中美所渣滓洞大屠杀）的司法科长雷天元。

我在云南主持省站工作时，在云南搞特务工作的重要干部几乎全都是这个班的学生。

例如云南站副站长皮绍晋，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副处长胥××，督察主任吴德厚，参谋主任宋俊辉，总务科长王静涵，副科长张静甫，侦讯科长左志良，业务科长杜玉洲，副科长黄潭，航空检查组长李瑞峰，邮电检查组长安耀礼，昆明组长戴季庸，新平组长胡笑波，保山组副组长秦善继，第二十六军随军调查组组长张宜川，第八军随军组组长郑世勋，督察周云峰、粟沧洲、吴菊生、王廷秀、仲体逸等共有20多人。

这里只略提一下胥××的罪行，便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抗战期间，胥××在重庆稽查处先后担任过江津和涪陵的稽查所所长，他在这两地，所破坏的中共地下组织便有两三处。

他的老婆××，便是被他逮捕的地下党员，被他奸污后，强占为妻，迫使登报声明脱党。

北平解放前，他任北宁铁路局警务处副处长，经常率领交通警察部队与沿铁路的人民游击队作战。据他自己夸耀，被他打死打伤与活捉的游击队员达300余人。

云南解放前，他和我一同主持昆明大逮捕等罪恶活动，还与当时在贵阳任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何锦书，贵阳省会警察局督察长的朱肇基，以及警察分局局长张松涛、稽查处科长粟沧洲等十多个临训班毕业的特务勾结一气，准备在云贵边境搞武装游击特务活动。

以后，粟沧洲等逃到昆明，他又把他们拉进了保防处。

一向在东南活动，以及在上海解放前屠杀革命人士的著名刽子手毛森，他身边最得力的助手黄炳炎、袁铭鼎等，都是这个班的学生。在上海稽查处中的重要骨干分子如季仲鹏、李人章等还有20多个。

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后，第一个到延安去担任稽查处处长的便是这个班的崔毓斌，可见军统对这些特务的重视了。

抗日战争刚结束，军统选派去美国留学的大特务当中，也有这个班的学生俞实和焦金堂两人，由此可见，戴笠对他们的培养是煞费苦心的。

这事，当时曾引起很多大特务的不满，因为这次去美留学，大都是军统中的处长、省站站长这一级的老特务，戴笠却把这些学生也和他们同等看待起来。

这个班的学生从1938年毕业到1949年的11年中，便有好几个已经爬到了少将阶级，如十一战区调查室主任张家铨，十六兵团孙元良部的第二处处长易啸夫，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副处长胥××，以及交警总局的刘子英、唐振文等。

这些学生在军统局和保密局局本部当到科长的先后有俞实、邓毅夫、刘子英、牛树坤、任鸣传、李葆初、汤亚东等十多人。

外勤方面也有几个当到省站站长，负一省的责任。当稽查处长、刑警处长、侦缉队长、警察局长、督察长等公开特务单位负责人的就更多了。

总之，这个班毕业的特务，到解放前没有脱离军统组织的，绝大多数已成为军统中级以上的骨干分子，至今还在台湾继续作恶的仍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