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军统中的幽禁生活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释放返回南京后，立即背弃了在西安所做的承诺。他对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怀恨在心，渴望将他们置于死地。然而，在全国人民面前，他不方便立即采取行动，只能暂时忍住内心的怨恨。

除了迫使杨虎城将军出国，摆脱这个眼中钉，蒋介石还以“劫持统帅”罪名公开宣判了张学良将军，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交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负责监管。

张学良被囚禁后，最初一段时间我所了解的情况不详细，我只知道，抗日战争开始前，张将军被囚禁在蒋介石的家乡奉化县的雪窦寺。当时，由戴笠派出的军统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和副队长许建业带领着30多名特务负责看守工作。此外，蒋介石还派了一连的宪兵负责外围警戒，他们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以防发生意外。

抗战开始前夕，张将军离开了奉化，先后被囚禁在南昌、湖南益阳桃花坪和湖南沅陵凤凰山等地一段时间，直到1939年才迁到贵州修文县阳明洞。这个地方离杨虎城将军被囚禁的息烽玄天洞不远，是相邻的县份。为了方便警卫工作，戴笠特别推荐军统大特务李毓桢去当修文县县长。戴笠每年都要抽时间前去看望张将军，并亲自指导内外层警戒工作的布置。白天负责内部警戒的特务站立在离张将军住房十丈左右的周围，晚上则移到寝室窗外和门口；外围宪兵白天岗哨位置较远，夜间则移到特务白天站岗的地方。在通往阳明洞的附近道路上，还设有岗哨，不允许外界行人靠近。

戴笠对待张将军的态度要好于对待杨将军。因为一方面，戴笠等人去西安时，张没有对他们做出任何困扰，甚至将他们和蒋介石一同释放出来；另一方面，在张和宋子文的私交影响下，他在生活上受到了一定的优待。

大约在1942年前后，国民党兵工署在贵州桐梓县修建了一座兵工厂。厂区内有一个大型蓄水池，供兵工厂发电使用。兵工厂仿照西湖修建了三潭映月，并种植了桃树和柳树。修文阳明洞附近的自然风景优美，警戒设施严密，交通也比较便利，汽车可以开到附近，不像修文阳明洞那样需要步行很长的山路。

戴笠认为，这个地方对于囚禁张将军非常适合。经过蒋介石批准后，他向兵工署请求将蓄水池的一部分用于修建平房，其中有七间房，用作张将军和特务队队长的住所。左边的三间是张将军的居住区，中间一间是书房，右边三间是特务队长刘乙光的办公室和住所。此外，还修建了便衣警卫和宪兵的住所以及岗哨。

张将军在这里住了几年，直到1946年下半年才离开。在这段时间里，我因为在军统局担任总务处处长的职务，经常被派去送东西给张，所以对这段时间的情况了解比较多。

张将军囚禁期间，他的夫人于凤至和赵一荻（别名赵四小姐）每年轮流陪伴他。于凤至在1943年去了美国后就没有再回来，赵四小姐一直陪伴的下去。张将军还有一个副官陪伴，但他在军统派人护送时企图离开被扣押起来并被送到军统监狱。稍后，他和一些政治犯一起被送到重庆白公馆继续被囚禁。重庆解放前，他和其他政治犯一同在震惊世界的“一一二七”中美所大屠杀案中丧生。

此外，还有一位女佣人一直跟随张将军，她经常和我们谈话，称她是受到蒋介石的托付，要她好好照顾少帅，无论张去哪里，她都要跟着去。还有一位负责照料张将军生活几十年的老家人，他也经常和那位女佣人一起与我们谈论张将军的青年时期的故事。

当时负责看守张将军的特务队长刘乙光始终没有更换，他是湖南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看守张将军了十多年，从少队长晋升到少将队长。副队长许建业是江西人，抗战开始不久调走，之后没有再任命副队长。

特务队除队长外，还有一个事务员、一个会计和一名同济医学院的学生担任医生。队里配备了一个小型无线电台和一名报务员兼译电工作，还有一辆小汽车和一名司机。特务队员数量大约在30人左右，都是尉官级，其中只有三位少校级的小队长。看守工作采用三班制，每班八小时，轮流值班。

张将军被囚禁期间，戴笠每年都要去看望他一两次，并带上一些生活用品和食物。此外，蒋介石还让东北籍参政员莫德惠去看过张两三次。每次莫德惠去，都由蒋介石通知戴笠，戴派军统人事处长李肖白陪同。每次都是住两三天就回来一次。

张将军平时与特务队员不谈“西安事变”，其他人也不敢询问。他也从不在特务队员面前发牢骚或抱怨蒋介石，因为他明白看守他的特务们有双重任务，一方面是看守张，另一方面是了解他的思想活动。他知道，与这些人争吵或发脾气只会引起蒋介石对他的仇恨，不会让他被释放。

然而，每次蒋介石叫莫德惠去看他时，他会谈起藏在心里的话。他往往会谈到半夜，并希望能在抗日战争期间为祖国尽一份力量。但莫德惠每次去，只能安慰他一下，因为蒋介石一直没有准备释放他的意思。

在那段时间里，他经常发脾气和情绪烦躁，刘乙光总是立即向戴笠报告。戴笠得知后，有时亲自去看望他，有时写信派人送东西给他。

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很胖，行走也不太方便，还有高血压的问题。他能自由活动的范围只有两三百米，还只限于白天，黄昏后就不能离开。军统特务的警戒范围之外，是宪兵连的岗哨，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看到，围绕着他。除非特务队长亲自陪同，否则他不能越过这个范围。

晚上，他的消遣方式是和特务队员打牌。他很了解特务们的心理，为了避免引起误会，输多了他怕被认为是贿赂，所以每次输赢都只有两三块钱上下。

抗战胜利后，张将军的心情变得有些烦躁不安。当时，外界流传他在关押了十年后，曾将他在瑞士购买的一只阿米茄表送给蒋介石，希望表明时间已到，希望蒋介石能信守承诺释放他，然而蒋介石没有理会，继续将他囚禁。

1946年夏天，我最后一次去桐梓探访张将军时，他有点发牢骚。我告诉他戴笠去世的情况，他听后说大家都要回去了，甚至兵工厂也要关门了，而他却继续留在“夜郎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他还说自己在八年的抗战中没有为抗日做出任何贡献，对此感到羞愧，现在他已经被人遗忘了。

他对这些事情平时很少说，不知道为什么那次却说了这么多。我知道蒋介石并没有忘记他，也不会因为囚禁已满十年就准备释放他。相反，他正准备继续囚禁他，确定了在台湾对他进行囚禁的地方。

根据之后由江西省主席王陵基告诉我的消息，蒋介石曾命令在江西兴国县阳明洞修建一些房屋，最初说是为自己准备的。然而，当修建完成后，蒋介石亲自前去看时才知道，这是为了囚禁张学良而修建的。因此，抗战胜利后，张将军仍然居住在桐梓，是因为江西的住所还没有修好。

蒋介石看中兴国县阳明洞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这个地方偏僻，便于警戒，更主要的是希望张学良能够在荒凉的小城中静心学习，专注于治学，不问朝廷大事。因此，在贵州他住在修文阳明洞，给他已经准备好的江西兴国阳明洞继续生活，这是出于这个原因。

之后，蒋介石迁居台湾时，发现台北的草山温泉区比兴国更适合，所以在1946年秋季，他让毛人凤把张将军从桐梓接到重庆，暂住在磁器口中美所内，戴笠借口为蒋介石防空修建的松林坡公馆内，住了大约半个月。

张将军被囚禁期间，有一次问起张将军的情况，毛人凤告诉我，张依然住在草山。此后，我再没有听到过关于张将军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