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争夺两江总督职位，曾国藩与清廷火力全开，撕下伪装

咸丰十年（1860年）4月，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曾国藩终于迎来了他翘首以盼多年的好消息——由于此前两江总督何桂清不战而逃，导致苏州、常州两座军事重镇落入太平军手里，清廷下令免除何桂清职务并缉拿问罪，同时命曾国藩继任两江总督。

这是清廷对曾国藩的奖赏。自从咸丰四年率领湘军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曾国藩屡立奇功，收复了武昌、安庆、九江、庐州等重镇，成为清廷唯一能与太平军抗衡的重要将领。对于这样的将领，清廷除了拿出两江总督来奖赏，似乎也别无他计。

曾国藩

两江总督，是清朝九大封疆大吏之一，驻守江宁（今南京），总管江苏（含上海）、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在清朝晚期，这一带是中国最繁华富庶的地区，也是清廷赖以运行的“钱袋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清廷宁愿失去京城（咸丰皇帝、慈禧太后就曾经先后舍弃京城，逃之夭夭），也不愿意失去两江地区。从职权上讲，两江总督除了管理两江地区外，还兼管两淮盐政，控制了盐税大权；又兼任南洋通商大臣，掌握了对外交涉大权，相当于集军事、行政、财税、外交大权于一身，在清朝九大封疆大吏之中，只有直隶总督堪与相提并论。

曾国藩喜滋滋地走马上任了。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4年后，曾国藩率领湘军攻陷了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南京），夺回了两江总督的驻地。

对于清廷来说，并非心甘情愿将两江总督职位授予给曾国藩，而是权宜之策。毕竟，像两江总督这样的核心、关键职位，一定要掌握在满人手里，他们才会放心。所以，当太平天国灭亡，清廷面临最大的威胁消失后，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呢，便是想方设法从曾国藩手里夺回两江总督职位。

两江总督署

照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廷想要把两江总督的职位夺回来，应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考虑到攻陷天京后，曾国藩的个人声望已经今非昔比，湘军的实力也达到了顶峰，万一操作不慎，激怒了曾国藩，搞不好逼出一个“曾三桂”，岂不是因小失大？“三藩之乱”殷鉴不远，清廷必须慎重考虑，巧妙处理，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这样的时机，很快就来了。

就在曾国藩攻陷天京的当年9月，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天将马融和率部在湖北蕲水围攻清军，击毙了前来增援的清军总兵石清吉，并清军记名提督成大吉围困在湖北蕲北。

于是，清廷下令，派曾国藩率部驰援湖北，两江总督职位暂时由江苏巡抚李鸿章护理。

李鸿章

清廷这一招用得刚柔并济，而且考虑到李鸿章是曾国藩门生，本身就是从湘军走出来的，将两江总督职位交给他，等于说这个职位仍然在湘军系统流转，似乎也很合情合理。

曾国藩却不是这样想的。在他看来，当年英法联军进攻京城，逼得咸丰皇帝匆忙逃往承德避暑山庄，那时候清廷也只是下令让他派遣鲍超率部北上救援；现在只是一个记名提督被围困，就要曾国藩亲自率领军队救援。这如果不是清廷犯糊涂了，那么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清廷所意，没有别的，自然是两江总督的职位。

怎么办呢？曾国藩在清廷面前，向来保持着温驯的风格，极少违抗清廷旨意，但这次切身利益，他不干了。他很快就作出反应，奏报清廷，称“臣用兵十载，未尝亲临前敌，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此次拟仍驻扎安庆、六安等处，派刘连捷等入鄂，听候官文调遣。”

曾国藩说“临阵指挥，非其所长”，这是真的。他有自知之明。自湘军组建以来，他曾经有两次直接指挥作战的经历，两次都以惨败而告终。所以，他以这个为借口，拒绝了清廷让他亲自带兵的旨意，派另一名湘军将领刘连捷率部进入湖北，听从湖光总督官文差遣。

这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通情达理，又软硬不吃。收到曾国藩的奏折后，清廷才晓得“曾剃头”的名号不是白叫的。无奈之下，清廷作出了妥协，批复让叫他依然担任两江总督，李鸿章还是做他的江苏巡抚。

虽然第一次交手，以清廷的失败而结束，但清廷却不会轻易罢休。一年后，第二次机会来了。

同治四年4月，被称为“国之柱石”的清廷悍将僧格林沁，被捻军采取诱敌深入之策，诱山东曹州（今山东菏泽市）高楼寨一带陷入重围，战败身死。

僧格林沁

清廷立马调动曾国藩远赴山东，率领剿捻的军事行动；还是任命李鸿章暂时护理两江总督职位，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

这一次，曾国藩无法可说了，交出两江总督职位，率军北上。

等曾国藩率军北上后，清廷走了致命一招：将李鸿章调走，掉到河南去剿捻，并且兼顾守卫陕西和山西门户，防止捻军流动作战。两江总督的职位，则由漕运总督吴棠署理。

吴棠

吴棠和李鸿章分别空下的漕运总督和江苏巡抚职位，则由李宗羲和丁日昌署理。

李宗羲和丁日昌都曾经是曾国藩幕僚。清廷此举的意思，也是安抚曾国藩：你放心，尽管你指挥剿捻去了，但地方督抚这些重要职位，依然是安排你的人马。

可是，曾国藩不傻，很容易就看出了问题所在。一旦清廷这几个人事变动落了地，以后他休想回两江总督任上，李鸿章也别想拿回江苏巡抚职位了。一旦控制不了两江地区，湘军和淮军的粮饷又将仰人鼻息，处处受制于人。为此，他忧心忡忡，接连几天吃不下饭。

他能像上次那样，直接拒绝清廷的旨意吗？不能，坚决不能。“抗旨”的罪名，不是他曾国藩所能承担的，只能想其它办法。他找来几个幕僚，彻夜密商对策，终于想出了一招。

不久，曾国藩奏报朝廷，表达了两层意思。

一是捻军在山东作战，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没有大患，把李鸿章调到这一带做什么呢？而且淮军主力已经调到了山东，李鸿章手下无兵，去了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又能做什么呢？

二是李宗羲去年才从安徽知府保奏为道员留江苏补用，今年又连升两淮盐运使、安徽按察使、江宁布政使，已经是连升三级；假如又提拔为漕运总督，速度未免太快了吧？丁日昌虽然熟悉洋务，但毕竟太年轻（42岁），资历太浅，洋人又狡猾多端，怕是胜任不了江苏巡抚吧？

李宗羲

我们不得不说，曾国藩写奏报的本事说是天下第二，就无人敢称天下第一。他奏折里只字不提“两江总督”，但都与两江总督有关。既然李鸿章不应该调到河南，李宗羲和丁日昌不应该提拔为漕运总督和江苏巡抚，那吴棠就没有理由来署理两江总督了。

清廷只好取消了这一系列人事变动。

或许，到了这时候，清廷才真正晓得曾国藩的“厉害”之处，也明白，必须要给曾国藩开出一个不低于两江总督的条件，才能从他手里夺回两江总督职位。

两年后，同治六年，清廷将李鸿章提拔为湖广总督。同治七年，清廷任命曾国藩为直隶总督。继任两江总督的是闽浙总督马新贻。马新贻虽然不是湘军出身，却与曾国藩的私交相当不错。

在费尽周折后，曾国藩和李鸿章双双离开了两江地区，清廷终于夺回了两江总督职位——不过，这也只是暂时的。短短两年后，马新贻离奇遇刺，当场身亡，清廷任命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

之后，历任两江总督李宗羲、刘坤一、沈葆桢等人，都是湘军大将，再无其他人敢染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