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何时开始相信“星座”的？

（汉魏，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护膊）

“中国人何时开始信星座的？”

现在一些人，其中可能青年人居多，相信“星座”之说。

相关的“星座”说，大多来自国外。但时间并不长长，多说也就几十年。

关于“星座”之说，主流的叫法是“占星术”，或者“星占术”，国外也有专用的名词，比如英语，是“astrology”。对“占星术”，一般的定义是——“通过观测天象来预卜人间事务的一种方术。

（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天文气象杂占》）

一，“占星术”，曾在国外很流行，但“起步”并不早。

国外的“占星术”，被认为大约公元前3世纪，起源于美素不达米亚一带。

随后，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十分盛行。

中世纪传入中亚和印度，后流行于整个西方。

17世纪以后衰落，但至今依然存在，且有一定“市场”。

国外这种“占星术”，曾在中世纪欧洲，被不少国王所迷恋。他们把“占星术家”奉为高参，请他们根据星象占ト作为重大决策的根据。

后来，国外的“占星术”，推及到对广泛的个人命运进行占卜。

（敦煌卷子紫微垣）

大约南北朝时期，国外的“占星术”由印度传入中国，与中国以“星命术”为特点的“占星术”产生了融合，但仍以中国原有的“占星术”为主干。

融合之后的特点，是主张人之命运与降生时的星宿位置及运行情况有关，因此，以人出生的年、月、日、时，配以天干地支为八字，推测人的命运。

唐宋时期“四柱命学”的命运占ト术，是这种融合后的“占星术”的典型表现。

（西水坡遗址及平面复原图）

二，中国古代的“占星术”与天文学共生，产生的很早。

学者们认为，中国的天文学与“占星术”密不可分。当观象授时与王权基础相联系的时候，朴素的“占星术”就诞生了。

就是说，至少在距今65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已经形成了朴素的“占星术”。

西水坡遗址古墓中，由蚌壳摆成的图案证明，当时的先民，易经存在星象崇拜。

这种崇拜，还可以前推至距今七八千年前。

距今3300年前后的殷商时期，甲骨卜辞证明，商王关心的不仅是星象变化对气候和作物的影响，更关心的似乎是所预示的凶吉。

西周利簋铭文，记载武王征商以岁星当位作为吉兆。这是把“星占术”与军事战略决策相联系的确证。

（西周利簋及铭文）

《汉书.天文志》曰——

“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其伏见蚤晚，邪正存亡，虚实阔陿（xia），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历鬭（dou）食，彗孛飞流，日月薄食，晕适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风祆（xian），怪云变气，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这是说，天象的变化，无不与地上的事情相关联。

司马迁《史记.天官书》，将地上的皇宫与天上的紫微宫联系在一起。还详细讲解了作为天神的天帝，旁边有三公、王子、正妃、后官、藩臣等等，与人世间皇帝及其宰辅、大臣、正妃、后宫等等一一对应。

（唐代星占图）

中国早期的天文家，应该同时即为“占星术家”。

《史记.天官书》曰——

“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竈（zao）；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夫。”

（汉石画北斗帝车）

三，“分野”学说，是中国古代“占星学”的基石。

所谓“分野”学说，是将地上的州国与天上的星空区域具体匹配，通过星象变化占ト人间的吉凶的理论。

中国“星占学”体系，是以“分野”学说为基石的。

中国古代的“星占术家”们，各自建立了多种分野体系。但从根本上说，其所依据的，均来源于同一种最原始的恒星建时方法——即以北斗作为一种中介星象，由此规划并解读圆天的天象。

《史记.天官书》曰——

“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汾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

北斗的魁四星主建“海岱地区”，这种说法，与新石器时代山东及至浙江地区的古代文化所普遍流行的“斗魁”形象相吻合。这表明，此种“分野”，体现了公元前第三千纪的原始“分野”观。就是说，至迟在那个时期，“分野”思想已在中国产生。

西周墙盘铭文载：“青幽高祖，在微灵处。”“青幽”指史墙，其高祖为殷王帝乙。这是说，这位高祖死后升天，住在属于自己的分星“微灵处”。显然，商代已建立分野体系。

《史记.天官书》关于北斗的记述，应该来自《书.尧典》。《尧典》尽管成书当于春秋，但其记载的天文星象及相应观念，不仅包含了殷人的成就，还很可能包括更早的认知。

（西汉瓦拓，二十八宿）

《左传.昭公元年》所载高辛氏二子的故事，属于由北斗建时而形成的识星系统的另一种恒星分野形式。

《左传》称，天帝迁高辛氏的长子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又迁次子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二子分居商丘和大夏，各自主祀大火与参星，二星于是成为商人和晋人的主祀之星。

有学者认为，这种观念，反映了二十八宿分野体系的起源。

（汉石刻风雨雷电）

而北斗与二十八宿兼而使用，便可形成新的分野形式。

《史记.天官书》曰——

“二十八舍主十ニ州，斗秉兼之，所从来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吴、越之疆，候在荧惑，占于鸟衡。燕、齐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虚、危。宋、郑之疆，候在岁星，占于房、心。晋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参、罚。”

（曾侯乙墓出土漆箱二十八宿画）

这一体系，更为完整，但也不能说不古老。

说“完整”，是指这一体系，除“秦分狼、弧”之外的四方之星，恰好可作为赤道周天四个象限宫的中心星宿。此种北斗建星方法，补充了拱极星与南宫星宿，比司马迁《天官书》中所传承“杓携龙角，……”体系对天象的描述更为完整。

插上一句，司马迁幼从名师，是当时的天文学大家。

说这一体系“不能说不古老”，是出土的公元前五世纪战国初年曾侯乙漆箱上的“二十八宿星图”，清晰地描述了这一体系。就是说，这种“分野”，至少于东周就已形成了。

“二十八宿”，建立了天周坐标，由此基础上确立的分野体系，似最为适宜。

（曾侯乙墓出土漆箱二十八宿画）

但是，到了《淮南子.天文训》，又有了新说法。其曰——

“角、亢，郑；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牵牛，越；须女，吴；虚、危，齐；营室、东壁，卫；奎、娄，鲁；胃、昴、毕，魏；觜嶲、参，赵；东井、舆鬼，秦；柳、七星、张，周；翼、轸，楚。”

这种“分野”，所出既晚，而且混乱。

汉代，拼凑和附会已渐成风气。

二十八宿，作为天象坐标，其用途之一是用来记录岁星的行次。为此，古人又创建了“十二次”体系。有人将二十八宿、十二次与相应的州国对应，看似是一种新的“分野”，实际上并无新意。于是，也就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