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间阅读 | “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小工艺

归根到底，“鸳鸯蝴蝶派”的写作是一种文化工业，以利润为导向。

作者 |谈炯程

图源 |图虫创意

在传统的文学史叙述中，“鸳鸯蝴蝶派”作家及其作品，往往如同滞在滤网上的残渣，无法经过纯艺术的检验。尽管它们一度风靡，如今也只能作为衬托那些经典的背景杂音而存在。归根到底，“鸳鸯蝴蝶派”的写作是一种文化工业，以利润为导向。因此，若以文化史角度切入它们，便可发现在清季民初社会变动之际，一个新的现代知识人的形象被发明了出来，区别于其古典典范：诸如历朝历代的名士与清流，这些现代知识人更多地服膺于经济秩序而非政治秩序。他们是追求商业利益的职业作家，那个逐渐成型的近代经济体制在他们身上显影，透过他们人生的三棱镜，我们或可窥见这一经济体制的光谱。

美国历史学家林郁沁的《美妆帝国蝴蝶牌：一部中国民间工业史》（以下简称《美妆帝国蝴蝶牌》）即以“鸳鸯蝴蝶派”作家陈蝶仙的生平为线索，透过其写作与民间工业实践，描画出民国时期中国颇具草根色彩的本土“小工艺”的兴衰。“小工艺”这一术语是《美妆帝国蝴蝶牌》一书的核心，陈蝶仙曾长期为各类报刊撰写有关染料、化妆品等轻工业制品的专栏，当时的评论家将这些文字涉及的诸多内容称为“小工艺”。后来，创办了家庭工业社的陈蝶仙，更是成功将他源自“小工艺”的作坊制品变为国际品牌。到1934年，家庭工业社已是中国第二大化妆品与日用品制造商，仅次于方液仙的中国化学工业社。

在常见的西方中心论历史叙事里，工业的传播路径是一条由西到东的单行道，正是工业，负载文明的火炬照彻了一整片蒙昧昏暗的大陆。由是，通商口岸的开辟往往被此种叙事认定为民国工业??始的关键节点。尽管我们必须承认通商口岸在引入新技术方面的重要性，但民国的工业，并没有因口岸的存在而沦为殖民主义的内部景观，它们不是锁在八音盒里的音符，仅供给极少数人使用。若以去中心化的方式重述民国的工业史，考察自下而上的微观构建，陈蝶仙倡导的“小工艺”就颇值得关注。它源自家庭作坊乃甚闺阁，比之前述的工业生产方式，“小工艺”有更多的手艺成份。而透过缠绕在“小工艺”之上的诸多话语，以无数及陈蝶仙们围绕着妇女杂志的知识生产，我们便能够管窥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经济与性别关系的丕变。

“化妆品制造库”

陈蝶仙事业的起点，在1914年的上海。是年12月，身为职业小说家的陈蝶仙，用“天虚我生”之别号于沪创办《女子世界》杂志。作为民国初年众多妇女杂志中的一员，《女子世界》存续时间并不算长，一年后便告停刊。但林郁沁提醒我们注意，编辑杂志之余，陈蝶仙自撰的“化妆品制造库”（以下简称“制造库”）专栏，可被视为一种“针对性别与特定阶层开展的国货制造”。该专栏服务的读者，是新兴城市中产阶层的女性。开设“制造库”的目的，是要向这些女性介绍在闺阁里制作化妆品的知识。

为何创办后来成为药业巨头的家庭工业社的陈蝶仙，在清末民初之际会提倡自制化妆品，而非购买市场上流通的制成品？事实上，自制化妆品的行为处在传统与现代的铆合点。在礼制社会中，诸如胭脂之类的化妆品往往是诱惑的象征：它将女性牵引到充满未知的外部世界之中。但家庭手工业，一如“男耕女织”的传统家庭分工所暗示的，是独属于女性的一种家政学。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前期，自制化妆品这一行为从来都充满矛盾，它既显出女性持家的德行，又促使女性涉足科学知识的畛域。由此，“女性”被发明了出来，不单单是作为他者，而是作为改革话语的一部分。改革传统女性与改革传统中国，是一体两面的事业。改革话语尤其关注身体，它将诸如缠足、蓄发之类的身体特质视为国家衰弱的症候。自制化妆品，同样被纳入改革话语之中。这一行为，在节俭之外，也是塑造现代性身体的尝试。

不过，我们仍应该看到，自晚明以来，上层女性便开始从事家庭制造业，譬如在《红楼梦》里，就有对自制胭脂的描写，胭脂同样也是这部小说中的重要意象，暗示着主人公们阴柔多情的气质。改革话语天然地要利用传统话语的外壳，将之切削为合适的器皿。如同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洞见，惨烈的革命仍需与旧制度结盟才能得以保全。制度与文化的惯性，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外部的冲击。将中国的近代化视为膝跳反应般的冲击与回应，无疑过分机械，并且忽视了历史的细节。

我们尤其要关注“制造库”的文体特质。1897年，一位名叫裘廷梁的举人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写道：“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地球万国之所同也。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为害矣。’”近代文学的语言意识由此而来，并非仅仅如马拉美所说，是为了“纯洁部落的方言”，白话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其具有改革国民性的功效。“制造库”的文体，却并非白话，而是1920年代以前风行的浅近文言：一种减省了典故，含有大量白话成分的文言。故而，我们也能想象到“制造库”文体日后所要面临的责难。拥护白话文的语言改革者们，对陈蝶仙之流的创作不屑一顾，认定他们滥用陈旧的浪漫主义符号，并磨蚀了文字介入社会现实的能力。但吊诡的是，白话文很早就蜕变一种精英的文学语言，更适应巿场的，仍是“制造库”的浅近文言。

攸关本土的消费

从作家转型为工业家，对于陈蝶仙而言，意味着他必须更积极地涉入利益计算之中。金钱，也正是他自传性的早期小说《黄金祟》的主题。汉学家周成荫在《身为名人的作家》一文中写道，晚清作家喜好戏仿古典小说，尤其是《红楼梦》。这“得益于新的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包括更为廉价的大量印刷技术，比如平版印刷术和金属活字的运用。这些都使得19世纪出现了一个新版《红楼梦》的巨大市场，以及一个热衷私人操作的、续写《红楼梦》的产业。”《黄金祟》同样受益于《红楼梦》。陈蝶仙曾为这部小说的单行本题诗，诗云：“一半凭虚一半真，五年前事总伤神。旁人道似红楼梦，我本红楼梦里人。”小说主人公珊，彷徨于浪漫幻想与现实的家计之间，不得不勉力应对一个日渐塌缩的世界，正如《红楼梦》中的贾府一样滑入命定的崩溃之中。

而从朦胧的文字世界中出来，在五四之后的“国货运动”推动下，陈蝶仙很快学会用民族主义话语吸引本土消费者，家庭工业社的无敌牌牙粉开始与日货争夺市场并最终在国内崛起。当然，中国本土的消费者并非被外部力量推入一个消费社会之中，消费社会的产生，是自明清时期以来市民阶层兴起的必然结果。正如日本美学家阿部次郎在《町人美学：德川时代的艺术与社会》一书中所考察的由中古转向近世的日本，它与儒教中国类似的地方，在于原本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制的社会，因町人（即商人）的崛起而崩解。尽管德川幕府1649年发布的《告城镇居民》中，仍对町人的日常用度有一系列繁琐的规定，包括町人的用人不可穿丝绸衣裳；家中不可置备描金家具；盖房不可使用金箔银箔雕梁画栋……阿部次郎认为，“町人阶级是德川时代的胜利者”，他们所创造的暧昧、矛盾的平民文化，最终汇入明治大正时期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之中。

而在中国，明清时期的禁奢令亦不少见，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大诰》即规定“两京堂上文职四品以下及五府管事，并在京在外镇守、守备等项，公、侯、伯都督等官，不分老少，俱不许乘轿，违者参问。”清代亦有《大清通礼》颁行于世，但这部文书却从未得到认真执行，清人葛士浚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中写道，《大清通礼》“在外不过行之督抚，督抚行之布政，布政行之道府州县，止有告示一张，挂于署门，遵依一纸，报于上司，州县奉行之事毕矣，原非家喻户晓也”。

如同他的连载小说及“小工艺”专栏，陈蝶仙操持其化妆品工业时，运用的也是所谓剪刀加浆糊的方法。在其专栏中翻译并绍介自制化妆品相关的技术知识之际，他往往会遭遇语言的多重窒碍：拉丁文、德文、英文陷在他的中文里，如同经过一番咀嚼后嵌在假牙里的肉渣，它们是一种昭示着权威性的修辞，却常常拼错，显然，这些文字的作者并没有精习如此多的西方语文，他是一个业余工业家。而陈蝶仙并未受制于他的业余性，他反过来利用了此种业余性，将之塑造为家庭工业社，乃甚“国货”本身的核心特质之一。即使到二战后，“客厅即工厂”的家庭作业模式，亦是香港、台湾等地区经济腾飞的基础。对此，林郁沁认为，“普通民众被动员起来参与本土主义工业”，是一种后殖民趋势的表现。陈蝶仙的家庭工业社，或可视为此类路径在20世纪初的预演。

反刍过去，思索当下

《美妆帝国蝴蝶牌》所运用的主要素材，是陈蝶仙之子陈定山的回忆录。但在爬梳个中细节后，林郁沁仔细剃去了陈定山回忆录中为尊者讳的部分，尽量还原一个真实、复杂的陈蝶仙，并以其生平为引，串联起近代中国民间工业的历史。透过对少量档案的逆向阅读，重构出一个已然消逝的社会。

此种微观史学的典范，都以描摹一个相对静态的、日常性的历史主体见长，它们所刻画的此在，仿佛凝在一块琥珀里。此类叙事呼应着六七十年代史学界兴起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运动，在其理论的延长线上，依照葛兰西“消极革命”观构建起来的，则是所谓“贱民研究”（SubalternStudies，简称SS）。印度历史学家本杰明·卡扎利亚在《后殖民理论与历史》一文中认为：“贱民这一术语，宽泛地意指着‘非精英’，并因此被普遍认为是他者或与历史学家所称的自我相异的人”。在SS的研究视域中，历史学家是那些捡拾被遗忘的回声的人。而在其演进中，贱民逐渐被抽象成一个普适的文化符号。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陈蝶仙们视为非典型的贱民，他们早期的技术尝试常常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是一种“山寨”。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民间工业的当代形态，看到深圳那绵延一片如同雨后的蜗牛壳般紧挨在一起的仿制品市场，我们便能嗅到其身上隐含的贱民气质。

林郁沁有意寻找民国时期民间工业与当代中国“山寨”文化之间的联系。在她看来，对“山寨”的描述，往往滑入两种极端，一种将之斥为损害原创性的元凶，另一种描述则类似海盗党的观点，将“山寨”设想为一场又一场去中心化的革命，创客们籍此撬动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坚固结构。而《美妆帝国蝴蝶牌》作为一部微观史学著作的价值，正在于其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视点，能够让我们以一种批判的立场，重新审视当今社会关于所有权、创新以及工业文明本质的常识，使读者不再被世俗定见与激进的浪漫想象局限，而能够更清晰地反刍过去，思索当下。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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