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会泳,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熟悉,但他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曾经是江青的心腹,甚至是四人帮内定的副总理。
然而,他的一生却是充满了悲剧和无奈,最终在四人帮倒台后,用洗厕水自杀身亡。
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样的道路呢?我们不妨从他的成长经历和政治生涯来探究一下。
从贫苦少年到音乐专家
于会泳出生于1926年,他的家乡是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县海阳所镇西泓于家村,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村。
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地主,母亲是一个农妇。
他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由于家境困难,他从小就开始帮助父母干农活,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
但他却有着对音乐的热爱和天赋,他喜欢听盲人演唱的山东大鼓、蓬莱大鼓、荣成大鼓、海阳大鼓等民间曲艺小调,也喜欢自己唱唱民歌。他还自学了二胡、三弦、笛子等民族乐器的演奏技巧。
1942年,他在解放区海阳所小学任教。
在那里,他接触到了一些宣传共产党主张的进步刊物,对革命产生了兴趣。
1946年9月,他找到了中共胶东地区党组织,表明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决心,随即被安排到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工作团工作。
在文艺团里,他学习了谱曲、编导等音乐业务知识,并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9年8月,他被选送到上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9月,因为学习成绩优异,留在院属音工团任创作组组长。
1953年秋,于会泳与学院音工团的女中音演员任珂结婚。两人育有两女一子。
1956年9月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教研组组长,1962年9月任音乐理论系副主任。
1965年起,被借调到上海京剧院。
在这里,他开始了他的京剧音乐创作生涯。
被江青赏识一路晋升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于会泳因为多次发表激进文章,受到了江青等人的赏识。
他在《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三突出”的原则,即“突出政治性、突出艺术性、突出时代感”。
这与江青的“三突出”口号不谋而合,使他成为了江青的心腹。
他还参与了《海港》《智取威虎山》两个剧目的唱腔设计,把传统京剧唱腔同西洋乐紧密结合在一起,使设计的唱段既不离京剧正宗,又有新的开拓和突破。这些作品被江青列为“样板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1967年,于会泳担任上海京剧院领导、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委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他在江青的指示下,负责批斗贺绿汀等音乐家,并且对一些传统戏曲和民间音乐进行了改造和批判。
1969年4月,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了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973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同时调国务院文化小组工作。
1974年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
1975年任文化部部长。
在这期间,于会泳全面主持了样板戏工作,试验运用中西混合乐队为样板戏伴奏,负责把《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样板戏剧目拍摄成电影,举办京剧训练班。
于会泳在文化界掌握了极大的权力和影响力,成为了江青的得力助手和忠实追随者。
四人帮倒台后,无奈用洗厕水结束自己生命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四人帮被华国锋等人逮捕。
于会泳作为四人帮的重要成员之一,也被捕入狱。
于会泳在狱中经历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和痛苦,他感到自己的一生都是错误的,他对江青和四人帮的忠诚都是徒劳的。
他对自己的音乐创作也失去了信心和兴趣,他觉得自己的音乐都是为了迎合江青和四人帮的政治需要,而不是真正的艺术。
他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也感到绝望,他知道自己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也无法得到社会和历史的原谅。
1977年8月28日上午,于会泳在院子里散步时,发现厕所窗外有一只瓶子中盛放着足以使人穿肠烂肚的“来苏水”,便趁看守人员不注意时,设法将“来苏水”倒入自己的刷牙杯里,带回了自己的房间。
他的房间是一个简陋的小屋,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张毛泽东的画像,桌上摆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些审讯材料。
他的眼神是空洞的,他的脸色是苍白的,他的身体是虚弱的。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希望和信念,他只想结束自己的痛苦。
入夜,于会泳提笔给母亲、妻子和女儿写下遗书。
他在遗书中表达了对他们的爱和歉意,也表达了对自己的罪恶和悔恨。
他说他是一个失败的儿子、丈夫和父亲,也是一个失败的革命者、音乐家和人民公仆。
他说他为了追随江青和四人帮,背叛了党、国家、人民和历史,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和伤害。
他说他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不配得到他们的原谅。他说他用死来赎罪,也用死来结束自己的悲哀。
写完遗书后,于会泳把刷牙杯里的“来苏水”一饮而尽。
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从喉咙到胃都像被火烧一样。他想大声呼救,但却发不出声音。
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女儿,想起了自己的音乐作品,想起了自己曾经拥有过的光荣和梦想。
他后悔自己走上了这样的道路,后悔自己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他只能无力地倒在床上,等待死亡的到来。
一个曾经风光无限、才华横溢、令人敬仰的音乐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迷失了自我、走向了灭亡、以悲剧收场。他用洗厕水自杀,也许是对自己最后的惩罚,也许是对自己最后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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