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办参与之后，民营托育企业只能渐渐退场吗？

导语

近年来，托育相关政策频发，托育行业逐渐规范向好，满足日益增长的托育需求逐步得到满足。然而，在历经“托育元年”之后，托育行业退场者同样不计其数，在当下环境渐好之时也难掩颓势。普惠性托育来临之后，传统民办托育机构似乎只能自力更生。面对这样的形势，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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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制”托育成为历史

不少职场人士初为人父母后都会感叹，“如果单位能有看顾小孩的福利就好了”。这样的畅想在我国成立之初确实存在。当时为恢复经济生产，增加劳动力投入，出台了一系列集体福利性质及“去家庭化”色彩的政策，如“要求各工矿及企业用单位财政预算创办托幼机构”等。此时的托育机构带有明显的“单位所有制”特点，经费预算完全依托于单位的财政收支状况，但这也导致了该时期的托育服务整体水平较低，而且因单位、地区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如国有企业等单位的托育条件就明显好于其他企业。

改革开放后，随着时代变化，以单位为主体的托育机构渐渐势弱，与此同时，民办托育机构逐渐兴起并快速发展。托育工作开始公办和民办“两条腿走路”。至上世纪末，企业或单位办托育机构彻底消失，婴幼儿托育服务转向社会化。但彼时市场环境较为混乱，“入托贵”“质量低”等问题突出，婴幼儿照护的任务主要还是由家庭自行承担。

2007 年，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将“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并且提到要重视学前教育。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人口流入城市，民众呼吁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呼声渐高……托育机构野蛮生长的状态一直持续至 2010 年左右。从 2011 年以后开始，公益、普惠、幼有所育等关键词频现；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揭开“托育元年”的序幕。“家庭式托育”也从过去的“黑园”逐步变为普惠性托育机构的重要发展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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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托育率与高托育期待后

中国家庭长期依赖于亲属网络照顾的方式，对于在陌生的环境中进行儿童早期照顾的方式接受度较低，对儿童照顾质量等方面有较高的要求，同时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在部分地区已经出现需求量大但半社会化的托育机构入托率并不高的现象。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有超过三成的婴幼儿家庭有托育需求，但入托率仅为 5.5% 左右。

11 月 1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 11 月份新闻发布会，稳步恢复和扩大大宗消费，推动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长，大力推动在城市社区中嵌入养老、托育等服务设施。加快组织实施新增发 1 万亿国债项目建设，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

一面是政策与行业的规范完善，一面是高频率闭店停课已经成为过去式，托育行业看似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实际上却是迎来了新一波的闭店潮。过去存在的“单位制”托育，再次悄然以国企、事业单位等举办的托育机构出现：茅台集团职工子女托管托育试点项目“幸福茅台·亲子家园”；上海鼓励企事业单位积极挖掘现有资源或建设相应规模的托育机构；北京市下发《关于开展“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和“北京市爱心托育用人单位”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东方雨虹、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等试点单位开展托育试点工作；中信京城大厦托育点早在六年前就已投入使用……

另一边，幼托一体化幼儿园发展提上日程。各地方尤其是一二线城市，对普惠幼儿园提出新的要求。随着适龄入园幼儿人数减少，未来幼儿园会有更多富裕资源，可用于举办托育班，参与到普惠性托育。北京提出鼓励幼儿园提供不满三周岁未成年人托育服务；上海计划到“十四五”期末，托幼一体幼儿园占比达到 85%，新建幼儿园均应开设托班；无锡目前共有 141 所幼儿园开设托班，比 2022 年初增幅近半……

市场份额有限，多运营主体加入后，不愿意转为普惠性托育的民营机构自然面临着巨大压力。资源获取、客单价、运营成本及风险等等方面不及其余企业未来发展更为稳妥。选择断尾求生自然也不难理解。不过如此退场，却也给了部分周遭竞争对手一次喘息及发展机会，资源整合后，民营企业或许还能够再“撑一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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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参与之后，

民营托育企业只能渐渐退场吗？

即使托育艰难，依然有人选择在近两年进场，包括新东方。但与之不同的是，新东方采取与社区合办的嵌入式托育，已在杭州、武汉等地开办。这样的合作方式，或许也能为托育机构转型提供一些思路。

根据各地普惠托育如火如荼发展决心，不难预测，未来托育位需求持续存在。但也引发了新的问题，目前有关托育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并不完善，取得幼儿教师资格证、国家育婴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资格证的教师已经可以被认定为专业教师。即便如此，教师入园后还需要系统企业培训，贯彻托育园办学理念。一托育机构家长表示，比起托育中的教育体系，其更看重保育老师情绪是否稳定、有耐心。有实战经验的托育机构可以转型成为上游培训服务企业，或者与企事业单位、幼儿园、甚至高校等合作，提供对应服务。雅生活托育业务在今年年初与广东省属国企签约战略合作，就不失为一个正向案例。

另一方面，虽然近年间早教企业倒闭、跑路事件也常有发生，短期内早教行业看似走衰。但随着普惠托育的普及，新时代家长对于婴幼儿的教育需求将不仅仅停留于托育，早教、亲子教育行业在未来某一阶段一定会持续被更多新时代家长所需要。持有早教素养或是过去以此为托育卖点的托育机构不妨向此方向发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节省运营成本。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托育企业只有转型这一条路可走。整体来看，普惠托育的存在一定会影响着民办托育机构的生源。根据不同地区人均年收入不同，各地区普惠托育收费不一，基本都在 3000 元/月以下，部分三四线城市不超过 2000 元/月，而民办托育价格通常在 6000 元/月以上，即便如此，6000 元也已经是民办托育中的“普惠价格”了。故“价格战”几乎可以被企业彻底舍去，塞翁失马，能够留下的生源，一定是因为该机构的选址、服务、教育等方面的优势而选择。家庭式托育走小而精路线，社会托育走品质路线。另外，即使未来普惠托育遍地，但一公里的路程，也能够成为民办托育企业的优势。

结语

过去实行“单位制”托育是因为国家需要女性劳动力共同参与经济建设，而今国企办托育、家庭托育点等等是为了应对双职工家庭无人照料婴幼儿难题，切实解决家庭需求。当“幼有所养”之后，民众生育意愿才能够有所上升，从而影响未来托育行业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