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折叠的另一面

这个世界还在飞速折叠。

大地的一面是光鲜亮丽的第一空间。

疫情和动荡的催生让这里变得越发拥挤，财富超过5000万美元的顶级富豪们，短短一年就迎来了4.6万人的大扩员。

香奈儿、LV等奢侈品牌全线涨价，激发一波又一波的抢购潮；中国富人坐着私人飞机冲到海外抢购豪宅；美国顶尖富豪则斥巨资潜心研究长生不老药。

而不被看到的另一个地下空间，是忍饥挨饿的人群暴增1.2亿。

在肯尼亚首都最大的贫民窟，人们为了抢夺免费面粉而被踩踏至死，他们的身体因为贫困而向内坍塌；极端干旱，让东非饥馑中的儿童无力发声；通胀下，洛杉矶的流浪汉开始随处可见。

这两拨人撕裂在由财富构成的两种魔幻空间，彼此无法跨越，但是又真切共存。

世界银行《贫困与共享繁荣报告》痛陈，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造成了1990年以来全球减贫事业的最大挫折。

在创世纪难题面前，一带一路、进博会、亚运会……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新发展经验如饥似渴，在一次次碰撞中呼吁新的治理经验。

这几天，亚洲公益论坛举行，不少来自东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孜孜求索，关于一场贫富发展、共同富裕的大讨论成为焦点。

关键是，从富裕走向更富裕的经验有千千万，立足贫穷走向自立的成功经验却是凤毛麟角。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仅有尤努斯的亚洲穷人实践顺利走向世界。

问题是，饶是享誉世界的“穷人银行家”尤努斯也没能回答：为什么他的致富经，偏偏在富国行之有效，而在最有需要的穷国屡屡碰壁？

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另一条道路了。

“中国互联网公益深度‘前所未见’”，这是新加坡 AFG 星岛善萌创始人、新加坡信托联合创始人郑伟在论坛上抒发的一番感慨。

他指出，中国互联网公益在科技赋能、管理经验等方面积累的知识，对东南亚公益生态发展有着积极帮助。

无疑，世界需要能够弥合裂缝的中国经验。而这，恰好是一次中国样本的出海契机。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至今没有走出来的困局，或许就是在中国的多次受挫。

从27美元借给42名贫困村民开始，他凭借着在孟加拉国发展出来的“格莱珉模式”，复制到了41个国家，服务近1700万个贫困家庭。

尤努斯在纽约成立格莱珉美国 图源：bravego

但在中国运营近10年，这位凭借只给底层妇女借贷，开创“格莱珉银行模式”的老人，除了在中国撒下P2P精神火种外，只留下了一些不温不火的实验项目，以及寥寥几千会员，难言成功。

顺便说一句，不只是中国，整个专注于服务穷人的“格莱珉模式”在全球推广过程中，办得最好、最成功的往往不是穷国，而是美澳日韩等发达国家。

而除孟加拉以外，尤努斯认为办得最好的一个地方，甚至是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整件事情吊诡之余，甚至显得有些讽刺。

“穷人银行”在中国无法落地生根的原因，在于水土不服。

比如，格莱珉模式的核心在于“五人小组”，借贷的穷人无需进行任何资产抵押，他们信奉即使是最贫困的人也有社交圈，这就是他们最珍贵的社交资本。

因此，每周所有五人小组进行贷款汇报，相互帮助，相互牵制，成了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图源：格莱珉中国

但是层层剖析下来，就会发现驱使穷人还款的这一套模式，关键在两点：

一是当地极其信奉宗教，对于诚信非常看重，这一点破除了“仓廪实而知礼节”的人性弱点；二是孟加拉国妇女极低的地位，导致其没有其他退路，只能极为珍惜彼此之间的互助，留在此地建设共同家园。

而欧美国家，则跟孟加拉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宗教力量以及浓郁的社区认同文化驱使下，这一套模式也行之有效。

但这两点，在城镇化飞速发展的中国，已经不适用了。原子化的中国乡村，以及无数崛起的大中城市成为底层人口的打工去路，才是中国基本面。

格莱珉中国网站首页

在这种背景下，最关键的“五人小组”在落地实践后，要么演变成当地信贷员的“拉郎配”，要么出现凑够五个人拿钱跑路外出打工的情况。

2015年，格莱珉银行派出专家到江苏徐州陆口村的“中国格莱珉”培训时才发现，组员们对其他组员一问三不知。

格莱珉模式的核心“5户联保”，从“一个人不还，其他人帮忙出谋划策”，到中国，却直接变成了“一个人不还钱，一个小组都不还”。

不仅如此，尤努斯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已经有银行解决了给穷人放贷的问题。

蚂蚁旗下的网商银行，比起用道德感化和规则约束，选择通过科技的力量对穷人的还款能力进行全方面检测。如此一来，时间快，风险低，范围广，做得比格莱珉更出色。甚至让全国范围内口碑都不甚良好的河南人，成了连续多年信用最好的一批人。

当然，网商银行这种提前筛选有信用的“穷人”的做法，在经济上大获成功，却在道德上不能与格莱珉并驾齐驱。毕竟，它更多是一家商业公司。

此外，这一套经验放眼全球，也很难找到第二个。

可以说，当务之急，在于找到不仅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还可以广泛复制落地的公益发展样本。

比如，以腾讯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们，基于数字技术生长起来的各种宝贵经验。

此时此刻，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弥合裂缝的经验。

而这个被苦苦追寻的答案，只有一只脚站在落后地区，一只脚站在发达地区，处于跨越过程中的中国，能够给出。

尤努斯之困，恰恰说明了几个道理。

一是，对于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而言，广泛的贫困地区本质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核心，也就是带头大哥，去为大家指明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形成发展的惯性，改变当地生态。

为什么？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穷人致富，有三大关键：基因，契机，以及生态。

所谓基因，就是一个地方的先天资源；契机，则是“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比如改革开放是国家级机遇，入世则是世界级机遇。

而扎根在移动互联网之上，蓬勃生长的互联网公益对于各地穷人而言，则是时代级机遇。

如果说契机决定了一地能否改变贫困的命运，那么契机是否改变生态，让其形成体系化的发展惯性，则决定了人们是否会返贫。

比如，仅仅做到“普惠金融”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问题在于，如何让人们借到钱后，尽快学会“用钱生钱”，最终摆脱小额贷款，以实现自立。

毕竟，放水开闸了，还要给渔民指一条路，给一把钓竿，而不是放任渔民投身水中。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而契机能否改变生态，取决于是否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带头大哥”。

从中国波澜壮阔的四十载发展史看来，莫不如是：

九十年代，一个坚定的村支书，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决定了村民们是否奋力向前，孕育创富的氛围；

开天辟地的厂长责任制，以及一个有为的企业带头人，决定了一家民营企业的兴衰；

当下也是一样。2021年，腾讯开始在“99公益日”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一种名为“区域公益乡村振兴专场”的模式，跟河南、陕西、江苏等地合作开展多场公益专场。

在河南，就形成了一种“领导牵头，逐级动员”的中原模式：

先是自下而上，村民们发起讨论和评选，自己决定村子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在公益机构的帮助下，把这种需求变成一种方案，一种目标，最终筛选后上线。

而当地就会自上而下，层层动员，呼吁全民参与，一元也好，两元也罢，只要加入就是力量。河南巩义市一处小镇路口，由于缺乏路灯，每到深夜就会陷入一片漆黑。

当地在腾讯公益平台上发起了“我为家乡点盏灯”项目，很快就筹集到了一百多套路灯，结束了一条路漫长无光的年岁。

巩义市新中镇口五路道旁的公益路灯

而点亮它的，恰恰是无数位在外拼搏的游子。他们通过低门槛的互联网参与，实现了“指哪打哪”的资源汇聚，以及实实在在的情感连接。

腾讯基金会的葛燄在这次亚洲公益论坛上，分享了一组让人惊讶的数据：

全国参与捐赠的人口比例达到了惊人的80%。这些人群中，有过半人在这五年间开始频繁参与公益，还有四成人通过“捐步数、卷小红花、捐志愿时长”等互联网公益方式，参与捐赠。

这中间，是捐赠模式的创新，是捐赠渠道的拓宽，更重要的，还是全民捐赠的理念开始随着互联网公益的喷发而不断普及。

我们的社会，因为冰冷的数字技术，正在悄然发生一些温暖的变化。

此外，解决了钱从哪来的问题，还要解决“钱生钱”的问题。

在陕西延安，艰苦维生的果农们加入“延安有我一棵苹果树”项目后，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云认养果树，最终收获一份甜甜的苹果。

装上了防雹网的苹果树

在这背后，是腾讯公益平台募集的资金，为果农们装上了防雹网，改良了土壤，还装上了滴管系统，从此改变果农靠天吃饭的窘状，实现果树增收；

同样是陕西农村，大量空巢老人们并不像果农一样，有业可依。怎么办？

守望大山组织选择“以买代捐”，通过腾讯公益等平台筹集资金，为老人们免费发放鸡苗等创业启动物资，等她们养殖的土地长大后，再将土鸡蛋作为回馈赠与捐款人，从而实现不断“造血”，这就是“外婆的礼物”。

互联网公益平台上的“外婆的礼物”项目

一位湖北的公益人，通过腾讯的“公益真探”计划前来参观后，决意在湖北复制这一套模式。

看中的就是它清晰，简单，且可行，在广大不发达地区，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真实的发展。

这一点，跟富足了太久的发达国家不同。他们已经脱离贫困的深渊太久，以至于时常忘记方向。

扶贫专家李小云发现，西方的援助往往不会将他们自身的发展经验，放在需要援助的国家里。

有这么一个趣事，当德国黑森州经济部东亚处处长不停地往中国跑，企图为本地招商引资时，李小云忍不住发问：

“你们的国际发展项目，为什么不给非洲国家讲你们如何招商引资？却讲什么性别与发展，这连你们国家都没有。”

对方的回答是，“我们的国际援助已经和我们的经验断裂了。”

无独有偶，加纳财政部的一位副部长在某个会上说，西方的援助给了我们劳工标准、工会和性别平等，而中国给了我们公路。

当时在座多人，哄堂大笑。

第二个道理是，比起单纯的金融门槛降低，我们更需要一种科技的力量：

它将绕过人的疏忽，绕过尚不健全的东西，绕过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天然弊端，让公益和发展制度化。

其中，当属人心的贪婪，及其带来的贪腐问题遍地丛生。例如，在东南亚，全球评比贪腐与透明度不足的排行榜，多个国家榜上有名。

这是沉疴，也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地区要发展公益无法回避的问题。

2015年，腾讯公益发起“99公益日”，205万人参与，总募资1.27亿元；到今年，1.2亿人参与，总募资超过38亿元，善款增加了足足30倍。

互联网的出现，像一江春水东涌，沿途激发无数民众参与社会公益的激情，却也难免侵蚀河岸，卷入碎石。

前有郭美美炫富，后有2016年让全国人民难以忘怀的水滴筹罗一笑事件，其上演的“有钱有房却不救白血病女儿”的戏剧，浇凉了无数赤诚之心。

只有经得起四面八方的细细纠察，才能守住公益的生命线。

2017年，腾讯上线“透明度”组件。此后，公益组织要在平台上筹款，必须按照规则，严格披露财务情况，从收入到支出，必须清清楚楚。此举，掀开了透明公益的盖头；

2023年，腾讯启用区块链技术，将“99公益日”的所有筹款项目都“上链”。所有的公益项目披露公开透明、可溯源、可回查、不可随意更改。

这意味着，每一笔捐赠，从来源、数额大小、分配和使用情况，全部都会通过区块链记录在案，确保其真实性。而捐赠者和监管机构也可以了解每一笔款项的接收使用情况。

这一招，不仅解决了透明度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效率的问题。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的诗意，放在要紧的项目上，就成了最大的拖累。

要应对怠慢这种人性的弱点，非技术不可解决。只有将所有行为都记录在案，才能发现在哪一环出现了问题，从而步步纠正。

而科技，还可以打造一个低门槛的操作门槛。它将迈过漫长的培训，迈过知识的鸿沟，迈过交流的障碍……迈过长长的鸿沟，最终达到善的彼岸。

这是一种科技带来的体系化样本输出。

而这些，都是中国基于发展中国家特色总结得出的经验。正是因为我们走过，踩过了无数会让后来者摔得头破血流的大坑，才能在一步一个踉跄中，摸索出血淋淋的经验。

艰难，但是有效。

中国刚刚从一个峡谷走过来，我们知道往哪边走才是正道。

中国公益有史以来共有三次走出去浪潮。

第一次是上世纪50到70年代，政府出手，更强调政治意义；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资本出手，更强调经济意义；第三次是近几十年的民间出手，我们有了很多新的尝试。

而这一次，可以说是第四次浪潮的开端——中国公益样本出海。

从参与方来说，这是一次用互联网联合多方的尝试；从供给来说，是从资源的单纯腾挪，变成了资源驱动效益的过程。

中国正好处在这样的历史维度上，才恰恰好诞生了能够弥合世界两端的经验。

而一众互联网企业，则是时代的企业。

大风起兮，这些企业将会带着中国解法，像蒲公英落地一带一路各国，长出适合当地水土的特色解法。

摊开地图，这份宏愿，也正如一针一线，将撕裂的世界缝缝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