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文本叙述中的泗州大圣：老赵闲聊泗州大圣花钱断代之北宋篇

北宋僧伽大师石雕彩绘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悦目赏心拍摄福建泉州惠安县洛阳镇石船村口的宋代僧伽造像泗州大圣祛五瘟花钱 胡坚藏品

只有两个士人喜欢称呼泗州大圣

泗州大圣花钱断代北宋篇

泗州大圣驱五瘟之五

老赵闲聊花钱中的抗疫大神系列5

老赵花钱艺术图像笔记二十九

作者 老赵

之前我们分别阐述了，泗州大圣主题花钱上存在五瘟使者，参见：泗州大圣驱五瘟上篇：老赵闲聊花钱中的抗疫大神系列1，也阐述了泗州大圣花钱属于正神——瘟神——供养人三者关系结构序列，参见：正神慑控下的五瘟使者图像：老赵闲聊泗州大圣驱五瘟中篇。上次我们也系统梳理了泗州大圣在驱瘟上的文本依据：参见：驱瘟语境下的劝善大师泗州大圣：老赵闲聊泗州大圣驱五瘟下篇。

僧伽主题花钱虽然总体不多，但是也存在若干，主要有降服巫支祁主题，和观音化身主题，作为祛五瘟主题的花钱，目前就发现以上两品，以上钱币拓片之原物，分别为胡坚、周玺所收藏。在祛五瘟僧伽花钱中，都无一例外地标有榜题“泗州大圣”。这个特点是其他僧伽主题花钱中所不曾遇见的。

同时，由于僧伽的称呼，从唐代到宋元明清，历代有多种名号，有的是朝廷的封号，有的是社会的习惯称呼，有的是宗教体系的指认。那么，花钱上的泗洲大圣榜题，又能帮助我们对于该品花钱的历史文化探索，起到怎样的作用呢？请一起同行进入历史的时光隧道。

上次我们梳理了唐五代时期僧伽称号的文本信息，参见：从僧伽名号演变看泗州大圣花钱断代之唐五代篇：老赵闲聊泗州大圣驱五瘟之四

并由此可见，从唐代肇始到五代发展，僧伽的称号，从国家层面上，有国师、证圣大师。从社会层面上，有泗州僧伽大师、大圣泗洲和尚、圣者泗州和尚、泗洲和尚、大圣僧伽和尚、大圣、僧伽、真僧、菩萨等称呼。

所以，从尊崇的意义上，唐代至五代期间，在我们可搜寻的文本资料中，僧伽的主要尊称，就是大师与大圣，大圣的称呼的确存在，但是主要作为僧伽和尚的前缀，而成为大圣僧伽和尚，或者大圣泗州和尚，圣者泗州和尚，偶然或有简称大圣者，也是元代至顺年间的追述。

所以，从偏正词组的特征看，唐代至五代，僧伽的真正称呼就大致是大师。而大圣之号，则多是修饰和尚两字的前缀，所以，在这样的结构中，和尚才是实称。

可见，此段时间之间，从整体的层面上，目前尚无发现“泗州大圣”的称呼存在。我们或许可以小心地推测，泗洲大圣花钱年代的上限，理应在五代之后的时空范畴。

下面我们来看两宋时期僧伽的称号问题。

北宋的僧伽称呼

一、官方封号

1、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开始，屡遣内侍卫钦往泗州修建僧伽大师塔，共十三层。雍熙元年（984），加谥“大圣”二字。此记载见于《释氏稽古略》，是元代觉岸所写的一本编年体佛教史书。简称《稽古略》，收在《大正藏》第四十九册。其卷四有述：

甲申雍熙元年　辽统和二年。春三月日本国僧奝然入朝。因言其国传世八十。历年三千二百矣。帝谓辅臣曰。中国自唐末五代分裂。不但其君朝成夕败。臣亦诛死相寻。朕兢兢求治。冀上穹鉴祐为子孙长久计。卿等亦保世禄(出十三朝圣政录)。诏修泗州僧伽塔。加谥大圣二字。寺曰照普(本传)。

2、雍熙二年( 984) ，太宗封僧伽为“大圣文佛”（见元代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四）。

3、大中祥符六年 ( 1013) 六月，宋真宗下诏: “泗州僧伽大师，宜加号曰:普照明觉大师，其伽字公私文字不得指斥。”（《宋大诏令集》卷二二三）

4、北宋宣和二年(1120)李纲写《书僧伽事》云：“世传僧伽为观音大士化身，其神变示现之迹载于传说、着于耳目，不可胜纪。予独书其近年亲所见闻者三事”。文中说的第三事，是宣和元年(1119)夏天京师洪水漫延，此时僧伽连续出见辇毂之下：

“有诏进封普慈巨济大士，秩视伯爵。诰命之辞有曰：‘其仪屡见，万目具瞻；岿然灵光，佑我昌祚。盖此谓也！’予时自左史谪下去京师。此一事兼得于见闻者”。

5、据南宋李祥《大士灵异事迹下篇》，因发生僧伽显灵救京师水患等事件，所以徽宗特赐僧伽六字师号（李祥，据《宋史》乃南宋隆兴元年进士，隆兴元年乃1163年，北宋灭亡乃1127年，离李祥得进士有三十多年之距。由此大致可知，李祥就算生于北宋，也是少不更事。他主要生活在南宋）：

“京师城外水高十余丈，鼋鼍出于院舍。帝惧甚，遣林灵素厌胜，方步虚城上，役夫争举梃击之。上闻之，不乐。俄而，泗州大圣现于大内，凝立空中，旁侍慧岸、木叉。上焚香拜祷，大圣振锡登城，颂密语。顷之，一白衣裹巾跪于前，若受戒谕者，万众咸睹，疑龙神之化人也。继而水退，诏加僧伽大圣六字师号”。

6、宋徽宗加号赐”大圣等慈普照明觉国师菩萨“。据明万历十九年（1591）李元嗣刻本《泗州大圣明觉普照国师传》附录《累朝荣贶录》：“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甲申，加号大圣等慈普照明觉国师菩萨”。

7、宋邵博(?—1158)撰《闻见后录》。也有关于僧伽大士受封记载：邵博字公济，洛阳(今河南洛阳)人，曾官右朝奉大夫，秘书监校书郎，实录院检讨及知州等职。《闻见后录》成书于南宋绍兴二十七年：

“政和戊戌夏六月，京师大雨十日，水暴至，诸壁门皆塞以土，汴流涨溢，宫庙 危甚。宰执庐于天汉桥上。一饼师家蚤起，见有蛟螭伏于户外，每自蔽其面，若 羞怖状，万人聚观之。道士林灵素方以左道用事，曰：“妖也。”捶杀之。四郊如江河，不知其从出，识者已知为兵象矣。林灵素专毁佛，泗州普照王塔庙亦废，当水暴至，遽下诏加普照王六字号，水退复削去，先当制舍人许翰以词太褒得罪”。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北宋李纲所说的僧伽得封普慈巨济大士，与南宋李祥所说的僧伽得封六字师号，与邵博所说的僧伽封普照王六字号，其缘由都是北宋末年徽宗时期的京师水患。

大足北山第177号泗州大圣窟

8、南宋杨仲良撰《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27卷徽宗皇帝条，记载了宋徽宗崇道抑佛，于重和二年（1119，此年二月改元宣和）正月颁诏改革佛教神祇称号。其中有“泗州大圣封巨济大士”之述。有云：

宣和元年正月乙卯，手诏：『应寺院屋宇、田产常住，一切如旧，永不改革。有敢议者，以违御笔论。其服饰、其名称、其礼、其言，并改从中国，佛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士之号。僧称德士，寺为宫，院为观，即住持之人为知宫观事。不废其教，不害其礼而已。言念四方万里之遥，其徒之众，不悉兹意。可令每路监司一员听其事，郡守、僚佐召集播告，咸使知之。』御笔：『天下僧尼已改宫观，其铜钹、铜像、塔等，按《先天纪》，钹乃黄帝战蚩尤之兵器，自不合用。可通行天下，应僧尼寺院并士庶之家，于逐路已改宫观监司处，限十日送纳，不得隐匿毁弃，类聚斤重，具数奏闻。』御笔：『僧已降诏改为德士，所有僧籙司，可改作德士司；左右街道籙院，可改作道德院。德士司隶属道德院，蔡攸通行提举。天下州、府僧正司，可并力德士司。』己未，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庚申，诏：『已降指挥，铙、钹、佛像等，限十日纳官，可除铙、钹依已降指挥，佛像并存留，依所锡敕号添用冠服，遍行天下。』辛酉，御笔：『德士冠并依道流见戴诸色冠样，止不饰日月星辰。除有官职者，许服皂襈、紫道服，执牙简，余已有紫衣人，并紫道服，褐衣改银褐道服，皆木简，并称姓氏。旧有师号者仍旧。在京自三月一日依此，外州军候指挥到日，限一季改易。』御笔：『寺院已改为宫观，诸陵佛寺改为明真宫，臣庶坟寺改两字，下用黄。籙院自合设礼，合掌和南不审，并改作擎拳稽首。赐天尊服，仍改塑菩萨、罗汉，并改道服冠簪。佛封大觉金仙，文殊菩萨封安惠文静大士，普贤菩萨封安乐妙静大士，泗州大圣封巨济大士，双林传大士封应化大士，初祖达摩封元一大士，二祖封同慧大士，三祖封善明大士，四祖封灵□大士，五祖封静心大士，六祖封德明大士，永觉、速觉封全德大士。经文合改佛称金仙，菩萨称仙人，罗汉称无漏，金刚称力士，僧伽称修善。铜像不纳，并许改塑。僧已降诏为德士，所有寺院拨放、试经、进疏、度牒，并改作披戴为德士。』戊辰，尚书省言：『改易佛菩萨、罗汉等像及经文指挥，乞权且寝罢。』诏：『改易止为令后。』又申明行下，寻诏别听旨。壬申，御笔：『罗汉已改为无漏和尚，犹未加封爵。可封比应士。』

南宋杨仲良所撰此《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乃是对李焘取北宋九朝事实，仿司马光长编之体编年述事，所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分门编类。

在这里，我们很罕见地看到，作为北宋皇帝的宋徽宗，在御笔中，称僧伽为泗州大圣。这也是北宋官方文本中对于僧伽称呼的极为罕见的一次。

这个记载皇帝称呼泗州大圣的珍贵记录，是出于徽宗的御笔，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特地阐述几点：

1、所谓的手诏，一般是皇上身边的机要秘书按照皇上旨意而草拟，但是，御笔则是皇上亲书。

2、宋代最喜欢用御笔乱来的人，就是徽宗皇帝，宋代此前皇上的手诏的范围被局面在一定的范畴之内，外廷朝臣也有封驳之制衡，但到徽宗皇帝时，他就开始乱来了，所谓以御笔“变乱旧章”，从而造成了国家行政制度的扭曲与失效。危害国体。

3、御笔的集大成者即道君皇帝，崇宁五年二月，宋徽宗规定“以前后所降御笔手诏模印成册，颁之中外。州县不遵奉者监司按劾，监司推行不尽者诸司互察之”。可见，御笔手诏开始具备了朝廷法令的意义，如果州县不按照执行，监司有义务弹劾，如果监司不尊重御笔手诏的法律效能，那么诸司互相监察督办。

4、徽宗每每动用御笔手诏，变乱规章，受到大臣的本能抵制，徽宗于崇宁五年下诏说，臣下需尊奉御笔，不得“以有司之常守，格人主之威福”。意思是你守法固然没错，但是如果由此冒犯君上，那可是大不敬，大不敬，大不恭，那则是十恶不赦的死罪。

5、徽宗还对自己的御笔制定了执行的细则，应该接受御笔内容的相应的官府机构，对御笔诏书迟滞一个时辰的，打一百杖，迟滞一天的，徒刑一年，迟滞两天的罪加一等，最高的刑罚可以断流配三千里，如果迟滞三日，就以大不恭罪定罪。

6、政和八年，徽宗皇帝对御笔手诏还特别规定了下达的时限，说：“急速者，当日行下，遇夜收到，限次日午时前；非急速者，限一日”。这把御笔完全推崇到了刚性的政府法令的地位。

7、但是，正是因为御笔不走正常的颁布程序，是直接由皇上下达的密令，没有监管通道，所以很容易被奸臣利用。徽宗派遣童贯征讨方腊，童贯临行之前，徽宗将东南军事全权托付童贯，对他说：“如有急，即以御笔行之。“童贯明白方腊起义的症结，就是花石纲引起的民怨，为了动摇方腊的军心，他利用徽宗皇帝给自己代行御笔的特权，冒充徽宗皇帝下了一道罪己诏。假设这还算是从权之意，那么蔡京的做法，就其心可诛了。

御笔这个事，虽然表面上是开启了皇上的方便法门，但是，其实由于蔡京掌控着行政的操作系统，这种绕开法令程序的御笔，立即就成为蔡京自己一手遮天的胡乱法门，所谓“事无巨细，皆托而行，至有不类帝札者，群下莫敢言”。蔡京到后来，不论大小事情，都假托是皇上的圣旨，乃至伪造御笔直接下诏，大家就算看见御笔的字迹不太像皇上的笔迹，底下的人，也不敢说个不字。也不敢去质疑这类泛滥的御笔的真实性。所以，经过徽宗皇帝的这个自私自便的小后门，客观上直接把皇上的特权，全面授予了蔡京太师。君主从此面临着失去对朝政的实际控制权。

8、在御笔这个事情上，不仅蔡京钻了空子，还有其他如梁师成、王黼等奸臣，也都心领神会，都纷纷私下先拟好不符合行政规范的诰稿，并要求徽宗亲笔书写发布御笔手诏。

为了充分利用徽宗皇帝御笔的这个漏洞，徽宗朝的大臣梁师成，下了苦功夫，非常善于模仿徽宗皇帝的笔迹，史料记载，徽宗凡有御笔号令，都让梁师成去负责主办。梁师成于是就进入了殿中，挑选了一些善于模仿笔记的高手，学习临摹徽宗御笔，此后，假的御笔诏书混杂在真的诏书之中，一起发布，外廷无法分辨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既无法分辨，也不敢分辨。以致发展到后来，以梁师成为首，包括杨球、张补等人争相模仿宋徽宗笔迹，这批模仿的徽宗御笔，被号称为“东廊御笔”。由于御笔不仅有皇上书写，也有杨求、梁师成等人的代笔，所以导致御笔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景观，那就是书写的笔迹前后不一，体例也有差别。朝廷体面荡然无存。

9、按例，北宋手诏文书在行下之前都要封印。但是，由于手诏有皇帝亲笔和翰林学士代笔之分，所以它们的封印也是不相同的。皇帝本人亲笔书写的手诏御笔，只需要“亲书押字”，不必用印。所以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才说“又有所谓亲笔者，则上亲书押字，不必用宝。”宋濂在《题孝宗付史丞相内批》中说：“唯亲笔则上亲书押字而不用宝，此批不用宝而有押字，正所谓亲笔者也，聊并及之以见当时故事云。”

10、皇上亲自书写的御笔，不用加盖印章，只需要书写押记。而翰林学士代笔的手诏，则需要用印。由于手诏属于翰林学士草词的内制，所以，这类手诏用的是“书诏之印”，史料记载“书诏之印”为“翰林诏书、敕、别录、敕榜用之”，“翰林诏敕用之”。就是这个道理。

11、御笔加押字的惯例，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其他变通情形，根据《后村集》记载，杨球、张补等撰写的御笔并不签署御押，而是用一方小红印盖上去，在御笔结尾书写“违以大不恭论”。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可以更加多维地去观察徽宗御笔称呼泗州大圣的事件。

1、徽宗御笔口称泗州大圣，是在重和二年（1119），所以，在时间上晚于徽宗将御笔法令化的崇宁五年（1106），也是在将御笔限时化的政和八年（1118）之后的第二年。所以这次御笔，明确带有政令的严肃性。

2、御笔中的称呼，与政府文本公告上的用语，会存在一定的差距。御笔手诏的用语，会更加通俗口语化。

3、御笔既然同时可以被徽宗、蔡京与梁师成把空，则书写御笔内容的人，理论上存在多个可能性。但是本御笔的内容，是要全国改变对佛教称呼，假设皇上不知情，估计蔡京等人不敢乱来。

4、最重要的是，徽宗御笔中提及的“泗州大圣”，是他对社会上对于僧伽称号的引用，并非是他的封号，他所封僧伽的称号，乃是巨济大士。

泗州大圣祛五瘟花钱滴水泉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