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祖父是资本家，我因祸得福娶了漂亮婆姨，成了留守知青

说起我的人生经历，那真叫一个坎坷，1967年参加征兵体检，因为祖父是民族资本家，我没能通过政审。随后招工到环卫所工作，参加工作三个月，因为打伤了一个调戏女同事的地痞，被单位除名，我又成了待业青年。

转眼就到了1968年的冬季，我在家吃了半年的闲饭，街道上一直也没给我安排工作。当时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我就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到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去锤炼革命意志。

当时我很想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兵团战士，因为我从小就梦想着参军报国，当一名军人。既然不能参军入伍，我就到兵团去，听说兵团战士也穿军装，也是军事化管理制度。可令我没想到的是，去兵团也要政审，我还是没能通过政审。

图片来源网络

不能去兵团就去农村吧，反正我有两只手，也不能天天在家吃闲饭。1968年12月中旬，我坐上了北京开往山西的列车，开启了我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生涯。

历时三天两夜，我们来到了山西省临汾地区蒲县的李家峪大队，我们七名男知青和六名女知青被分派在李家峪三队，大家临时住在了队部大院里，刘成桂队长安排他婆姨帮我们做饭。

在公社革委会大院宣读知青分派名单时，和我一路相互陪伴的胡凯文向知青办主任提出请求，他说也想到李家峪三队插队落户。知青办郭主任翻看了一下知青花名册说：“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李家峪三队已经分派了一名成分不好的知青，你就不能去李家峪三队了。”

原来，我祖父是民族资本家已经记录在案，分到各大队的知青花名册上，也标注了我家的成分。就这样，和我有共同语言的胡凯文没能和我分在一个生产队，他去了离李家峪八里路远的曹家湾大队。

来到李家峪的第三天，大队书记李吉成就把分派在六个生产小队的北京知青都召集在一起开会学习，七十多名北京知青中，竟然有四个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四个人竟然被大队书记点名亮相，他还当众告诫我们一定要好好参加生产劳动，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于李书记的做法，我们都很排斥，一名女生还抹起了眼泪。

说句实话，当地的老乡都很淳朴善良，没有人歧视我们这几个家庭有问题的知青，特别是我们生产队的刘成桂队长，还安排我当了知青小组的组长。只是有几名一起来插队的女知青，她们怕受到连累，却和我划清了界限，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一名女知青还私下里说我是被单位除名的社会青年，不光是家庭有问题，人品也有问题。

就是因为这些问题，第二年冬季的征兵，我连我去公社参加体检的机会也没得到。随后公社招聘干部，我也被拒之门外。当时我的心里虽然很委屈，但我没有抱怨过任何人，我照样是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还利用不出工劳动的时间办了脱盲识字班，好多乡亲都到我们知青点学习识字。

图片来源网络

就是因为办脱盲识字班，我和刘队长家的二女子刘凌花渐渐熟悉起来。

刘凌花没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更不会写。自从我办了脱盲识字班，她跟着学会了很多字，全生产队社员的名字都能写下来，也基本能看懂报纸上内容。为此，她特别高兴，还为我做了一双布鞋，纳了一双鞋垫。

1973年的冬季，知青们都回北京探亲过年，因为我是知青小组的组长，就主动留在知青点看家。其实当时我们知青点也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就是一些生活用品和秋后分的口粮。当时李家峪的民风淳朴，真的是夜不闭户，根本就没有偷盗行为。主要是我们知青点养了一头猪，还有十几只鸡和一只小黑狗，这些牲灵必须有人照管。

当时刘队长倒是找过我，他说：“昆鹏（我的名字叫王昆鹏），你想回家过年就回吧，你们的牲灵让我家凌花帮你们经管就是。”

考虑到回北京过年来回得一个多月的时间，不是三天五天，我就谢绝了刘队长的好意，对他说：“谢谢队长关爱，去年我回家过年了，今年就不回去了，明年再回去。”

春节前后的那段时间，天气挺冷，每天吃过早饭，就在我准备馇猪食喂猪的时候，刘凌花就会到知青点来帮我，帮我喂猪喂鸡，还帮我刷锅洗碗，有时还给我送点好吃的过来。

当时我都二十四岁了，凌花也十八九岁了，这样敏感的年龄，我怕村里人说闲话对凌花有影响，就对她说：“凌花妹子，我会馇猪食，这大冷天的，你就不要天天往这跑了。”“哥，反正冬季农闲，我在家呆着也没啥事情，过来给你搭把手，我还想让你多教我认识几个字哩。”凌花说话的时候先笑，她笑的时候特别好看特别迷人。

很快，村子里果然有了闲话，说我和刘队长家的二女子恋爱了。大队书记还找到我，对我说：“王昆鹏，以后你离人家刘凌花远点，村里的闲话你没听到吗？人家凌花以后咋嫁人呀……”

过了没多久，李吉成书记就托了媒人，他想让刘凌花给他家二小子做婆姨，没想到刘凌花说啥也不同意，她竟然说和我处对象了。也许就是因为这件事，我感觉李吉成书记对我的看法更不好了。一次他找我谈话，说我不要把心思都用在谈情说爱上，要好好接受再教育，争取早日招工进城。李书记还对我说，只要好好表现，我入党的事情他会慎重考虑的，再有招工名额，也优先考虑我。

从那以后，我尽量躲避刘凌花，我知道李书记想让刘凌花做他家的儿媳，我还在刘凌花面前夸奖李书记家的二小子，说他长相好，人也勤快。可刘凌花根本就不喜欢李书记家的二小子，她说她是平头老百姓，不想攀高枝。

图片来源网络

我知道刘凌花真心对我好，我就对她说：“我爷爷是资本家，我属于黑五类之女，连招工招干的机会都没有，你不怕受连累啊？”“我就是个平头老百姓，有啥可连累的？旁的我不懂，谁好谁赖我能分清。”刘凌花说完，扬起她那俊美的脸庞，很深情地看了我一眼。那一刻，我就暗暗发誓，这辈子，非她不娶。

1974年那一年，从春到冬，我们李家峪大队也没得到一个招工进城的名额，只有一名女知青被招聘到公社当了文书。那次李书记本想让我去公社工作，可公社知青办的主任说我家成分不好，不适合这样的工作岗位。知青办主任为了给李书记一个人情，还说再有招工名额，尽量安排我进城当工人。也是那个时候，我成了预备党员。

那年冬季，我回北京探亲过春节，我母亲也知道我想招工进城没那么容易，就对我说：“昆鹏，你都这么大了，实在不能招工进城，就在农村找个姑娘结婚成家吧，再这样拖下去，我真怕你打了光棍。”

那次回北京，我本想跟父母说刘凌花对我好的事情，我还担心我父母不同意我在农村处对象呢。有了母亲这句话，我心里也就有数了。

春节过后回到李家峪，我带着北京糕点和几听罐头去了刘队长家。我回北京过年，刘队长家给了我十斤小米两瓢红枣，刘队长的婆姨还给我烙了白面饼，他们一家人都对我好，我理应有所回报。李吉成书记家我也送了一点糖果，毕竟他说过再有招工名额优先考虑我，别管出于什么原因，我还是挺感动的。

那年夏天，李吉成书记家的二小子和李家峪小学的一位民办教师订婚了，我也就没什么顾虑了，也就公开了和刘凌花的恋情。

过了没多久，地区煤矿招工，来到李家峪插队落户生活了近七年，我总算得到了招工当工人的机会。刘凌花看我要去煤矿当工人，她哭了。我理解刘凌花的心情，一是她担心煤矿有危险，不想让我去挖煤。二是她担心我当了工人，就不会娶她了。

为了爱我的人，为了我爱的人，最终我放弃了去煤矿当工人的机会，和刘凌花领取了结婚证，李家峪最漂亮的女子，成了我的婆姨。

结婚后，我成了三队的副队长，也成了正式党员。利用冬季农闲，我就带领社员们平整土地，修建梯田，修建大寨田，还在泄洪沟里筑坝拦水修建了一个小型水库。

因为我们李家峪三队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事情被记者登上了报纸，公社书记表扬了我，还让我担任了李家峪大队的大队书记。我当了大队书记以后，继续带领社员们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大队的社员都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头，乡亲们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1984年春天，我担任了乡党委副书记，三年后调到县里工作。

我女儿十七岁那年回到了北京，她在北京读的高中，户口也迁回了北京。女儿师范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高中老师，这也是令我父母最欣慰的事情。

退休后，我又回到了李家峪，我婆姨离不开她承包的那篇荒山，山上的核桃年年都卖不少钱。她还养了不少羊，我退休后就给她当起了羊倌。

今年秋后，当年到李家峪三队插队落户的十几名北京知青重返第二故乡看望了乡亲们，我做东招待了大家。那几位女士还不好意思地对我说：“老王，对不起，当年我们冷落了你，你不会记恨我们吧。”“啊呀！都过去了，咱们毕竟一个锅里搅过马勺，有啥可记恨的。再说了，当时就是那样的大环境，明哲保身也是无奈的选择嘛。”我笑着化解了大家的担心和尴尬，我们都感觉特别亲切。

图片来源网络

和大家分别的时候，大家都劝我回北京安度晚年，毕竟大家都生活在北京，我唯一的女儿也在北京生活。我也是这样打算的，我和我婆姨已经计划好了，再干两年，等这轮承包合同到期了，就回北京生活。

有关我的坎坷生活经历和婚姻生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吧，我的人生经历虽然很坎坷，但我也算是因祸得福，当时要是顺利招工回城，我也就娶不到这么漂亮能干的婆姨了。当年要不是抱打不平被单位除名，我也没有下乡插队的机会了。我的坎坷人生正是应了那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您说不是吗？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王昆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