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组织打捞“江口沉银”，打捞白银过万两，为何突然不捞了？

在明末农民战争期间，张献忠率领的大西军曾占领四川，积累了大量金银财宝。随着张献忠的失败，宝藏的下落成为一个谜团。

民间一直有野史，历年来也不断地有人捞到张献忠的沉银，可以说现在考古打捞出来的“江口沉银”只是全部沉银的一部分。让我们来看看清朝政府对张献忠“江口沉银”的打捞史吧。

清朝早期的历史记录中包含了多种关于张献忠在四川江口沉银的传闻。这些清初的历史文献多次提及顺治和康熙年间，四川民间曾经打捞出了与张献忠有关的沉银。

乾隆时期的打捞活动

关于清政府的打捞行动，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康熙时期的晚期。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十一月，康熙帝发出诏书，其中提到：

“前任巡抚能泰曾多次上报请求四川进行开矿，朕以此事不可行，批示之后，又有奏报江中有银，请派官监督捞取，用于兵饷。朕亦以此事不可行，批示……你们召见能泰详询此事。”

几天后，大学士温达等人汇报时只谈到开矿一事，能泰声称他曾两次请求开矿，“算开矿所用柴薪、人工价值费用，亦无大益”。康熙帝回复：“以此观之，一面奏请，一面即行矣。”

这表明了康熙帝对这项打捞计划的批示。因此可以推测：首先，能泰这个人在担任四川巡抚的时间是从康熙四十三年的二月至四十八年的八月期间，因此打捞的奏请也在这一时期。

其次，能泰提议将江中的银作为兵饷，说明他认为这些银子数目庞大。鉴于四川的民间传闻和打捞的记载，这里所说的江中银应该就是指张献忠的沉银。

第三，尽管康熙帝做出了否决，但从提请开矿时“一边提请，一边立即实行”的做法风格看，表明了他对这类行动的态度。

到了乾隆末期，打捞江口沉银的话题再次被当时的清政府提上议程。乾隆六十年（1795年）二月初四日，乾隆帝接到四川总督孙士毅在彭山县江口打捞到银两的奏折后，军机处奉旨询问当时在京的原成都府知府倭什布的情况。倭什布提到：

彭山县属之江口地方，大江水深溜急。从前原有沉溺商旅船只，亦或间有银砂。我在成都府知府任内，闻得江口附近居民于冬季水落时驾船竖竿淘摸，间得零碎银两。或有或无，不能定准。春水涨发后，即难捞取。该处民人贫苦，每年所捞银数仅敷工本，不能多余。我听见该处情形如此，并未亲自见过。

由于倭什布将江口沉银推断为过往船只的沉银或银砂，乾隆帝未认同其真实性，因此命令孙士毅“无需派人处理”。

然而，在未收到命令前，孙士毅于二月初六日报告继续打捞的成果：“在江口共获得银三千七十九两零，之前在正月份的报告中有所说明。从正月初十日至二月初六日，继续捞到银四千四百三十三两零。总计获得银七千五百十二两零，还有金饰一两一钱零。”

乾隆帝于闰二月初一日再次强调：“此事依据孙士毅的报告，已获降旨指示，令其无需派人处理……命令通知督等，将来不应有官员处理此事，以利民众减少烦扰。”

然而，在50多年后，咸丰三年（1853年），署理四川总督裕瑞接到命令调查张献忠的沉银时，仍提及：“库中存有乾隆六十年彭山县申解江口打捞到的金器二两九钱八分，每年都有记录和销账。还有一锭元宝银、三十四件碎银，共重一百两六钱八分，颜色晦暗，传说是从江口打捞出来的。当时如何打捞、打捞了多少银，这些都是历史久远，相关档案早已腐烂而无存。”

据所知，这次打捞行动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乾隆五十九年的冬季至六十年正月初期，共获得3079两银。孙士毅在乾隆六十年正月初次通过奏折上报此情况。

第二阶段则是在乾隆六十年正月初十日至二月初六日，共获得4433两银和略多于1两金，孙士毅于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六日再次上报。

第三阶段为乾隆六十年二月初七日至孙士毅接到谕旨期间。由于乾隆帝对首份奏折的谕旨发布于二月初四日，孙士毅应在二月底左右收到，这段时间内自然会继续进行打捞。虽然没有查到孙士毅的第三份奏报，但根据县志中的“获银万两有奇”以及咸丰三年的报告中提到的“金器二两九钱八分”，可以推测第三次打捞的银数大约在三四千两左右，并可能有一些零星金器。

清朝末期的打捞活动

清朝末期政府组织的打捞行动，历史记载主要聚焦在道光和咸丰时期。据现有档案，清政府的首次打捞尝试出现在道光十八年（1838）。咸丰三年的翰林院报告中记载了此事。

在道光十八年，成都府知县陈仲良曾提议打捞张献忠沉银以供兵饷，但因未能确切确定位置而放弃。一些地方士绅曾希望借开挖锦江河道之名发掘，然而陈泰初离任，此事便无疾而终。显然，这次行动仅限于查勘，未能进入实质的打捞过程。

后来，道光二十一年，面对鸦片战争的军费压力，陕西人张奎垣向都察院呈报打捞张献忠沉银的建议。然而，都察院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张奎垣的信息来源不足可信，也未曾亲眼目睹过相关情况，于是向道光帝请示。数日后，军机处奉旨释放了张奎垣，但未给予进一步支持。由此可见，道光帝对江口沉银问题持有疑虑，未予支持实际的打捞工作。

咸丰三年三月，面对太平军的军费压力，翰林院编修陈泰初再次提议打捞张献忠沉银。他的建议主要依据来自于蜀人彭遵泗著作《蜀碧》，其中记载了两处沉银：一处是彭山江口，有当地居民曾打捞到银，但此说已过两百年，故认为可能已经无几。

另一处在锦江，书籍称此处信息取自献忠的书记官，区养直。柏葰认为《蜀碧》记载的可信度较高。接到报告后，咸丰帝立即谕令成都将军兼署四川总督裕瑞详细调查。

然而，裕瑞认为两处沉银所在难以确证，且锦江水道纵横交错，无法轻易开挖，因此提议不再考虑打捞。最终，咸丰帝批复：“知晓，无需再议”，至此这次打捞行动也仅限于查勘，成为清代最后一次尝试。

结语：

除了康熙晚期一次缺乏详细记录的打捞行动，清政府对张献忠沉银的尝试共有四次。其中：道光二十一年的行动很可能仅仅停留在提出请求的阶段；道光十八年和咸丰三年的两次行动由于未能找到确切位置而仅限于查勘环节，重点在锦江一带；

而仅有乾隆五十九至六十年由四川总督孙士毅主持的打捞行动真正获得了张献忠沉银(打捞江口沉银过万两)，而此地点正是近年考古发现的彭山江口。

而不捞了的原因其实也非常简单，因为打捞的成本和捞上来的东西相比较，成本相对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