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增长的烦恼：重新思考“鲍莫尔病”

陈永伟/文

对当今世界的很多国家而言，教育、医疗等行业的价格暴涨都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以美国为例：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本科生每年的花费（包含学费和食宿）大约为3,500美元左右，但到2008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20,500美元。照此计算，美国大学生花费的年增长率超过了6%，远高于美国的通胀水平。如果这个趋势持续，那么到2035年，一个美国顶尖私立大学学生每年的费用将会接近20万美元。与此同时，在医疗、文娱演出等行业，也都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其价格的增长率都会远高于同期的通货膨胀率。

不少人将这种部分行业价格暴涨的问题归结于管理效率，或者腐败等问题，并根据这种认识出台了很多的治理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整体上看，上述的趋势依然在持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行业患上了一种病，即所谓的成本病，或者“鲍莫尔病”。

何谓“鲍莫尔病”？

“鲍莫尔病”的概念来自著名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n Baumol）1967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文《非平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城市危机剖析》（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在这篇论文中，鲍莫尔指出：一个经济中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通常是不一致的。当存在这种差异化时，生产率增长较快的“进步部门”（progressive sectors）会出现工资上涨，但这种工资上涨将会同时带动那些生产率增长较慢的“停滞部门”（stagnant sector）的工资上升，因此后者的成本就会大幅增加。不仅如此，上述效应还会导致“停滞部门”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形成更大的产出，久而久之，“停滞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将会越来越高，而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则会因此而降低。在后来的经济学文献当中，鲍莫尔所描述的以上现象就被称为“鲍莫尔病”。

由于在现实当中，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率要远高于服务业，因此在后续的文献中，通常把制造业视为“进步部门”，而把服务业视为“停滞部门”。在这种预设下，所谓的“鲍莫尔病”也经常被重新表述为因服务业比重提升而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鲍莫尔病”是如何产生的？

从鲍莫尔的上述论述可以看到，“鲍莫尔病”最主要的症结就在于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的不平衡。但这又是如何导致“停滞行业”的成本上升的呢？其原因是：在不同的产业中，劳动所起的作用的差别。

在一些产业中，劳动力是作为投入品存在的，消费者只会关心最终的产出，而不会关心生产过程中用了多少的产品。比如，消费者购买电脑，他们只会关心电脑本身的质量好不好、性价比高不高，而不会去关心生产一台电脑究竟会用多少个劳动力、多少个工时。对于这样的产业，如果劳动力成本上涨，企业就会选择使用机器或者其他的方法来替代劳动。在这种情况下，由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产品成本上升并不会太明显。

在另一些产业中，劳动力的意义则不仅是投入品，相反，它本身就是产品的一部分。鲍莫尔曾举过一个例子：“乐队五重奏半个小时的表演要求两个半个小时的人工费用，任何试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意图都会受到在场观众的批评。”很显然，在类似的产业中，即使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也不能减少劳动力的投入。因而，劳动力的成本上升就会直接转化为产品成本的上升。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产业的工资状况是由这个产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根据这个原理，我们似乎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当“进步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后，该产业的工资当然也会随之提升；而“停滞部门”的工资则应该保持不变或只有很小涨幅。不过，这个结论其实预设了劳动力不能流动，但在现实中，这些假设通常都不会成立：

一方面，当“进步部门”的劳动力成本因技术进步而提升后，这些部门的企业会选择用更多的其他要素来替代劳动力。由此会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在进入“停滞部门”之后，将会要求更高的工资水平。于是，“停滞部门”的工资就会面临上升的压力。

另一方面，“进步部门”的成本上升还会通过生活费用成本的渠道影响“停滞部门”的工资。“进步部门”工资的上涨会导致其产品价格上涨，由此会进一步导致全社会生活成本的上升。这样，“停滞部门”的劳动力就会要求更高的工资作为补偿。

正是因为有了以上两个机制，所以“进步部门”的生产率提升通常不仅会带动本行业的工资上涨，也会随之抬升“停滞部门”的工资。在市场均衡的条件下，这两个产业的工资上涨幅度应该是一致的。如前所述，由于在“进步部门”中，企业会通过用资本替代来减少劳动力投入，而“停滞部门”则不能，因此从总体上看，“停滞部门”的产品成本上升就会比“进步部门”高得多。

如何治疗“鲍莫尔病”？

如前所述，“鲍莫尔病”会带来很多的负面后果，它不仅会使劳动力密集的服务部门的费用暴涨，还会导致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停滞。因而，如何治愈“鲍莫尔病”就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就像治病一样，对“鲍莫尔病”的治疗大致可以分为治标和治本两个方面。

所谓治标，指的是针对“鲍莫尔病”的某些症状进行干预。比如，“鲍莫尔病”会导致医疗费用的激增，如果不加干预，将会导致公共支出的暴涨。在这种情况下，利用预防手段减少疾病的发生，进而控制高成本的诊疗行为的发生。这样，虽然不能直接压缩医疗行业的平均成本，但对于控制其总成本却是有助益的。

所谓治本，则是要直面“鲍莫尔病”的症结。“鲍莫尔病”的发生，根本原因在于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的不平衡，因此如果可以设法提升“停滞部门”的生产率，减少它和“进步部门”的差距，“鲍莫尔病”就可以得到遏制。这是否可能做到呢？答案是肯定的。就说鲍莫尔最著名的乐队五重奏的例子，就算再过两百年，也不可能让四个人来完成，但是，借助于广播、电视、网络等工具，却可以让这种原本只能让几十人欣赏的艺术被数亿人观看和收听。因此，虽然从实际产出的角度看，它的生产率并没有变化，但是从触达的角度看，它的生产率却可能出现跃升。类似的，借助于数字化等新的技术手段，也可以让医疗、教育等行业突破原有的受众和地域的限制，从而让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停滞部门”实现生产率的跃升。

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虽然从理论上看治疗“鲍莫尔病”的思路是明确的，但到实际操作层面却依然十分困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鲍莫尔病”依然是很多国家在增长的过程中面对的一个烦恼。

直面“鲍莫尔病”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也开始出现了“鲍莫尔病”的一些症状：医疗、教育、家政服务等一些重要的服务行业价格上涨的速度都超过了总体的通胀水平。这些服务的价格上涨，不仅减缓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而且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与此同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出现了停滞，这很有可能导致总体经济增速的滞缓。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高质量增长的顺利进行，就必须着力破解“鲍莫尔病”。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对“鲍莫尔病”的形成机制、破解之道，以及他国在破解“鲍莫尔病”时取得的经验有充分的了解。遗憾的是，虽然现在关于“鲍莫尔病”的学术文献已经汗牛充栋，但相对通俗的介绍性文献却不多，这使得非专业人士很难阅读和理解。所幸的是，在“鲍莫尔病”这个概念出现半个多世纪后，鲍莫尔等人撰写了《增长的烦恼：鲍莫尔病及其应对》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他们用生动的案例和相对浅近的语言对“鲍莫尔病”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并给出了相应的破解之道，既不失专业，又很有可读性。无论是对于政策制定者，还是想要了解“鲍莫尔病”的普通读者，这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作者陈永伟为比较研究部主管；本文为《增长的烦恼：鲍莫尔病及其应对》一书书评）

见习编辑：刘锦平 主编：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