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
1966年，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发布，“十年特殊时期”正式开始，提起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陈伯达是绕不开的一个人物，他不仅参与了《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工作，而且还担任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是负责具体工作的人。
而江青在新中国成立后到1966年这段时间，基本都是赋闲状态，期间她只担任了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等闲职。不过，1966年，随着“十年特殊时期”的开始，江青的地位日渐提高，尤其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后，江青担任了副组长一职，有了具体的职务。
1966年应该算是江青人生中最为得意的一年，也是这一年，江青开始与陈伯达进行权力争夺与斗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时，陈伯达担任组长，康生担任顾问，江青只是副组长，不过，三个月后，陈伯达因肺炎住院治疗，在陈伯达治病的时候，江青主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工作，也是这段时期，“第一副组长”的称谓开始出现，江青也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第一副组长。
晚年的陈伯达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他曾透露，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时，并没有所谓的第一副组长，然而，就在自己住院后，江青不仅主持工作，而且还凭空冒出了一个“第一副组长”，令人匪夷所思。
“十年特殊时期”刚开始时，江青虽然野心很大，但对陈伯达的权力几乎没有什么威胁。那个时候的陈伯达可谓是春风得意，他不仅起草了很多火药味十足的社论，比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等，而且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增选为常委，成为正国级干部。
江青看到陈伯达如此神气自然心有不甘，为了与陈伯达进行权力斗争，江青做的第一步就是控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值得一提的是，江青还是小组顾问康生的学生，再加上江青的身份，康生自然是支持江青的，江青对康生也非常客气，从未直呼其名，都是尊称他“康老”。
另外，副组长张春桥也支持江青，每逢小组开会时，江青与张春桥一唱一和，开会决定什么问题，基本上都是江青定下了。最令陈伯达生气的是，自己一手提拔的三个“秀才”，也就是小组成员戚本禹、关锋与王力也投向了江青的阵营，支持江青，作为组长的陈伯达反而成了被架空的“光杆司令”。
陈伯达自身也有个弱点，他虽然是“笔杆子”，理论水平较强，但一口闽南话，说话别人根本听不懂，这也使得陈伯达不善口头表达，在讲话时根本说不过江青。江青当过演员，语言表达非常优秀，堪称伶牙俐齿，相比陈伯达，她讲话具有很大的优势。
在与江青的权力斗争中，陈伯达也是不甘心落下风，但他在与江青的斗争中已经全面落败，急需寻求新的靠山。在这种背景下，陈伯达与原先四野的“一把手”走到了一起。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陈伯达鼓吹“天才论”，投靠了原先四野的“一把手”。在这次会议期间，陈伯达就被隔离审查，会议闭幕当天，中央宣布了审查陈伯达的决定，这也标志着陈伯达在与江青进行的权力斗争中彻底落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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