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国史：金朝决定攻宋

文︱王德恒

宋金的“海上之盟”只是基于夹攻辽的短暂同盟，一旦辽亡，宋金直接交界，战争也就不可避免。金天会三年（1125，宋宣和七年）十一月，由于宋朝败盟，接受金朝投宋的张觉，攻取燕京的钱也没给足，最后决定攻宋。

金兵分东西两路攻宋，东路军以完颜宗望（斡离不）为南京路都统，自南京入燕山，连陷檀、蓟州。郭药师率常胜军在白河与金军相遇。“药师之兵戈甲鲜明，步伍整肃，金人初见亦惧。斡离不乃东向望日而拜，号令诸部而进。药师鏖战三十余里，金人已北，张令徽等先自遁，金人力追之”。张令徽等的逃跑，导致常胜军的全面溃败，而燕京也就守不住了。

郭药师与宋知燕山府蔡靖商议投降，蔡靖不愿，于是郭药师扣押了蔡靖及转运使吕颐浩等，向宗望投降。金兵入燕京。消息传到宋廷之后，“帝犹密其事，议封为燕王割地与之，使世守，而已无及”。在当时纷乱的局势中，郭药师不顾宋对他的浩荡之恩，而又一次选择了叛变，由宋之“厉阶”而成为金之“功臣”。

宋政权方面，在辽政权灭亡前后，为自身的统治计划，也做了多方面的积极防御工作：

第一，竭力在军事上外交上争取收复燕、云失地，以凭险据守，防卫自己不受侵犯，与金缔结夹攻之盟，出于这一目的；两次出兵攻取燕京也出于这一目的；招降董才，容纳张觉更是出于这个目的。

但是，军事上不如人，两攻燕京均宣告失败。于是转而求助外交活动向金许增岁币，纳燕京代役钱，多次恳请金方归还平及西京地，均未能达到收复平州及西京等地的目的，收复燕、云的部分计划落空，争取州的活动又给人以攻击的口实。

这说明宋统治的腐败到了一定程度，再好的策略也不能正确地执行并付诸实践。

第二，加强边备，招收降服，与金争夺平州及西京地。在宋打算收复燕、云之地时，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如纳马植并采取其收复燕、云之策招降董才扩大在河北的势力。董才又作董庞儿，系辽末活动在河东一带地区的抗辽力量，宋招纳之，更名赵诩。在辽政权灭亡之后，宋政权在燕京大力增加郭药师的常胜军的力量。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郭药师以涿州降宋时兵只八千五百铁骑，至金兵攻燕前，已发展常胜军五万，食粮乡兵号三十万之众。

宋政权对其依赖备加，为保持这支军队，宁肯付出燕京及四州的人口迁徙的代价，以加强对燕山府的守卫。

在山西，宋政权又采纳谭稹的建议，设置“义胜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9记其事说：“谭稹（代童贯、王安中为宣抚使者）初至燕山，闻常胜军恣横，药师辈不为约束。稹虑生事，奏朝廷，乞于河东军别创一军分作权势，如云朔之人，以五万为率，屯于州县要经处，号为义胜军，令李嗣本、耿守忠为帅，欲俾常胜军有所畏惧。朝廷从之。既而嗣本、守忠选归朝人中少壮者，籍其姓名，其月粮衣赐倍于他军。后常胜军知其请给丰厚，往往潜来投附，郭药师等犹惧其亡，皆再涅其面，常胜军大怨，人人思乱矣。”

在燕山河北一路增加常胜军的兵势，在河东山西一路设置义胜军，宋政权加强防务的办法，也是宗望等听说童贯、郭药师治兵燕山的依据。

第三，宋政权不仅在平州招降张觉；在山西又纳应、蔚等州降官，是谓招降叛亡。这仍然是与金争夺边界之地，加强防守的策略。

第四，宋政权派守燕山及河东的宣抚司大员皆秉承宋统治者积极防守的策略，如王安中的纵容常胜军，又授以土地田宅；谭稹置义胜军待遇丰厚过于常胜军等。谭稹又拒付赵良嗣与金交往中答应付给金军的二十万斛粮粟，并招降金之叛亡人口，是以促成诸方矛盾的激化，战事亦因之不能避免。

当时情况是宋政权采取上述措施犹不能拒敌，如果不积极采取措施，如郑居中、宋昭等人的主张维持与辽时的现状，则金兵攻宋的时间可能推迟。但战争仍不可避免。这是由于金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宋政权的兵势微弱的形势决定的。有天会三年（1125）十月，金政权决定以兵攻宋，成了攻宋的军事指挥系统。

《金史》卷3《太宗纪》：“十月甲辰，诏诸将伐宋。以谙班勃极烈杲兼领都元帅，移赉勃极烈宗翰兼左副元帅先锋，经略使完颜希尹为元帅右监军，左金吾上将军耶律余睹为元帅右都监，自西京今山西大同）入太原。六部路军帅挞懒为六部路都统，斜也副之，宗望为南京（平州）路都统，母副之，知枢密院事刘彦宗兼领汉军都统，自南京入燕山。”不久，又改著母为都统，“丁己，以母为南京路都统，埽喝副之。宗望为闍母、刘彦宗两军监战。”

宗颜（斜也）为都元帅，并不亲临前线，前线金军的主持者实为东路军的宗望，西路军的宗翰。新天会三年十一月三十日，金元帅府发谍文向宋宣折司问罪，实际上是宣布战争的通牒。其内宣称：“大宋皇帝感斯大义，遂立严誓，卜于子，久敦信约。何期立渝盟誓，手书称诏；构我边京，使为叛乱；贼杀宰辅，邀回户口？至上以含容为德，取索户口之外，一无理会，尚不知悔过，及于沿边，多方作过，暂无自。为此依准所降宣旨，移牒回取确实有无归还，却称本朝幅员万里，人居散漫，岂期纵骄谩，弃德负义，如此之甚也？”这就是对张觉的事件的问罪，但内中声明：“如或难以依应，即请克期甚地以决胜负。”这是向宋邀战了。

金朝攻宋的理由

此后，在宗翰军中下达的《元帅府左副元帅右监军右都监下所部事迹檄书》中，进一步宣布了宋的罪状，宣称：“宸舆北返，宰辅东行，不意宋人贪婪无厌，稔其奸恶，忽忘前施之义，潜包幸乱之谋，遽渎誓约，结构罪人，使图不：据京为叛，贼杀大臣；邀回户口，啖以官秩，反令纳土；仍示手诏，窃行抚谕。遂使京畿之地鞠为寇场。才天兵临境，魁首奔亡；而又接引辄相保蔽；更易姓名，授之官爵。及至追索，传以伪首，既杀无辜，又贷有罪。不仁不耻，于此可知！

朝廷方务含容，不彰其恶；但诚边臣户口之外，一无理办，此所以必欲久通欢好之故也。彼尚饰以伪辞，终为隐讳。仍招纳逋逃，扰及居民，更使盗贼出没为患。所有岁贡，又多愆期，背恩莫斯之甚，朝廷亦不答之，依前催索，犹不听从。牒称本朝幅员万里，人居散漫。若再行根究，难指有无；况事皆已往，请计议。据彼迷辞，意涉谩。至于本境行发文字，辄敢指斥朝廷，言多侮谤。虽累曾移文，俟其改过，终然不悟，罔有悛心。矧又夏台实惟藩辅，忧诚既献，土民是赐，而彼宋人忽起无名之众，辄行侵扰之事因其告援，遂降朝旨移牒解和，俾复疆土。仍以狂辞不为依应；反云夏人纳款，曲有陈请。

大金方力务恩抚初附之国，且料不无曲意姑行顺从，既出一时私恩划与夏人，则大金顺从夏人已为周至。自今不烦干预，自当以道里所在。且朝廷方隆恩造，下浃群邦，彼之两国，各蒙其赐，所与之地裁之在我，肯致私曲以为周至。岂期诡诈，昧于道理，不为从。如是之甚者哉？斯则非侵陵夏国，实关不惧朝廷，此朝廷所以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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