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熙的科学癖”到“李约瑟难题”：未来的最大挑战，是对待科学与真理的态度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正式提出过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围绕这个问题，近100年来的哲学家、史学家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令人遗憾的是，受“身在此山中”所限，我们很难跳出“身份”的桎梏，不是“怒其不争”，就是“哀其不幸”：

“悲哀”于长期闭关锁国，导致西方科学进入中国太晚；“愤怒”于清朝统治者目光短浅，错过了一次次奋起直追的机会。

然而，不论是西方科学进入中国的时间，还是清朝皇帝对科学的接触和了解程度（特别是以往很少注意到的康雍乾三代），其实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康熙皇帝，就连当时西方的科学界都对他的科学素养有所耳闻、甚至颇为赞赏。

甚至可以说，康熙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一位“科技皇帝”。

▌康熙，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科技皇帝

评价一个皇帝无非是两个面向——即空前、绝后。他是否能成为前代帝王的集大成者，他是否有后世帝王难以企及的特质与追求。而从这两个面向来看，说康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帝王，毫不为过。

◎空前的文治武功

在位61年的康熙，可以说在各个领域，都几乎达到了一个传统帝王能做到的极致，论武功——

·少年时期，就以雷霆手腕，铲除权臣鳌拜一党；

·紧接着平定三藩之乱。通过澎湖海战，收台湾，彻底结束明清易代的种种余波；

·挫败沙俄入侵，第一次以近代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形式确立东北的领土边界；

·三征葛尔丹，主持“多伦会盟”，根治喀尔喀内乱，平定蒙古；

论文治——

·他轻徭薄赋，迅速稳固清朝入主中原尚未完全平定的局面；

·改革税法，定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国策；

·开博学鸿儒科，收拢朝野遗贤的人心。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加强皇权；

·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兴礼教，明道统；

·组织编辑、出版一系列大型图书《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

在康熙之前，中国历史上少有哪个皇帝能够有如此大的掌控力——同时成为中原、草原、高原三大文明的共主，能够汲取的国家力量难以想象。

▲康熙读书图

◎绝后的中西视野

绝后，显露的是一个皇帝的最高特质——之前的帝王没有人能够做到这样；在他身后，哪怕有他作为范例，也再无人能够超越。

康熙的“绝后”，则在于他的视野：他被西方人称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科学的皇帝”（李约瑟语）。他长年不间断地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让他拥有横跨中西的视野。

很难想象一个皇帝对陌生的知识，能够这样如饥似渴——

康熙扫清鳌拜之后，就开始把养心殿专门设立成了学习自然科学的学堂。每天由传教士南怀仁讲授数学、几何，每天学习时间不低于两个小时。除了完成传统的中国学问，其他的业余时间差不多都分给了数学。

▲南怀仁像

此外，康熙还聘请西方传教士讲授天文、地理、生物、解剖、医药等。据说，他光听过的有关天文学的书就有100多本。

他命传教士巴多明翻译了西方解剖学著作，命名为《钦定格体全录》。他还设置了类似实验室的设施，时常驾临实验室观察制药作业。

一个传教士在写给路易十四的报告中说：“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

更重要的是，康熙对西方科学，绝不是蜻蜓点水式地了解，而是怀着兴趣，系统化地学习：

康熙皇帝精通几何原理，一看到某个定理相关的图形，就能立刻想到对应的定律和证明过程。他甚至自己写了一篇科研论文《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他还能够从史书的天文学部分里找出一些错误；在知道了数学跟音乐有密切的关系，又专门学习西洋乐器，可以演奏4首曲目。

德国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说：“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

▲几何原本 译本，上有康熙御批

▌再多的康熙，也无法让民众走出愚昧

历史上，一个英明而强有力的帝王，他的一个喜好、一个选择，往往就能够左右一个国家的选择。彼得大帝对欧洲的钦慕，让俄罗斯走向了工业化道路。日本的明治天皇，建立起天皇的权威后，以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

那么，空前绝后的康熙，以他个人的英明决断、对西方科技的浓厚兴趣，怎么会看不到科技对于国家发展的强大潜力？

关于推广西方科技，康熙也并非什么都没有做，也并不是没有以此影响到中国——

治疗疟疾的特效西药金鸡纳霜（奎宁），挽救了皇帝和大臣的性命。但是，这并没有促进西方医学的推广和研究——西药被视为宫廷圣药，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作为笼络人心的工具。

康熙引进西方的天文知识，让历法更加精准。甚至使用新的天文仪器建造了顶尖的观象台。但是，天文历法的知识，仍然是不能为外人道的禁区——因为对天象的解释权，涉及到统治的合法性，绝不容他人染指。

康熙晚年按照法国科学院的模式，成立了算学馆，观测星空、画地图、翻译书籍、编写音乐。但是，康熙离世后，算学馆已然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如此种种，科学终究未能在中国开花结果。仿佛中国一次次在科学的门口徘徊，又一次次转身离去，就这样与科学失之交臂，令人无比遗憾……

康熙并非没有意识到科学的好处，对于未来西方的强大，康熙其实是有所预测的，他曾说过：“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仅仅一百多年，鸦片战争爆发，这句话就得到了验证。

既然如此，康熙为什么没有想到在全国推广科技，以此改变中国的面貌？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科学并不仅仅是一个结果，他自有其诞生的文化土壤——“科学精神”才是科学得以诞生的核心。

科学精神，正在于对待自然和真理的态度——对宇宙自然的追问，对真理的追寻和捍卫。如吴国盛老师所说：“如果追究起来，自然、科学、理性、真理都是一个意思。”

科学精神的意义，从自然一词，便可见端倪。我们今天常说自然是被希腊人发明的、发现的。自然，就是自己按照自己的逻辑运作，这个自然的领域就是科学的领域。这与中国人常讲的自然其实不是一个意思，中国没有希腊意义上的自然概念，因为中国的天地人三才之间是相感相通的：人间的伟人如果足够伟大的话可以改变天象。

科学精神，只有极为特殊的文化土壤才能培育。在诸多人类文明中，许多文明都发展出了高水平的技术，但是，只有古希腊诞生出了科学精神，并且直到最近几百年的机缘聚合之下，才得以复兴，并生根发展。

技术很容易大规模传播和扩展，但是科学，却需要一个文化中允许这样一群人的存在，他们不关心脚下，只是仰望星空，有一颗对自然充满好奇的心，一颗纯粹寻求真理的心。

正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文化土壤，我们对科学的认识，从一接触甚至直到现在仍然面临种种误区——

◎科学是本质的发现，不是技术的发明

科学常常与技术混为一谈，科学在很长时间里被等同于西方的“船坚炮利”。然而，科学只关心对自然和真理的发现，并不关心是否能有现实的应用。而技术的出现，也不必然与科学相关。就如我们古代的“四大发明”，本与科学无涉。

科学与技术产生密切关联，甚至科学成为技术发展的动力，是19世纪以后的现代社会才出现的事情。所谓先进的航海技术和枪炮，不过是科学的应用和副产品。

◎科学是超功利的“仰望星空”，不是“学以致用”的学问

科学必须是超功利的、无用的。在科学精神的发源地希腊，人们认为，只有无用的知识才能做到为自己而存在，才能叫做科学，因为任何有用者，必然在“用”之中把自己消磨掉。

但是，“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才是文化中的主流：学而优则仕，学习的目的可以是崇高的为国为民；也可以是升官发财。一般文化的土壤中，很难理解超功利的知识追求。

◎科学是环环相扣的层层追问，不是随用随补的粘贴复制

我们看待科技，看到的都只是自己所缺的那部分。近代以来对科学的强调，追求的也都是效率、是立竿见影，缺什么就学什么。少有人意识到，西方的科学，是数百年来对真理不断追寻、层层累积的结果。真正的科学必须要追根溯源，从根本上学起。

当时人们对西方科技的态度，在这段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天文历算，为王朝定鼎制历之所需；西洋铳炮军器，为护卫百年之国祚之所需；钟表器物，则为圣躬赏玩之所需。”

这种文化的土壤，盛产为天地立心的大儒，盛产擅打机锋的高僧，盛产浪漫情怀的诗人，但难以生长出拥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

文化的土壤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种种现实（政治、经济）的承载，更是一个朝代的合法性的根源。

在一个缺乏科学精神土壤的社会，即使是有再多英明神武如康熙一般的皇帝，也无法让民众真正走出愚昧；即使再多的技术发明——火药造纸、天文仪器，也推动不了社会和科学的进展。而文化土壤的改变，往往非面临亡国灭种的千年大变局不可。

▌未来中国的最大挑战，是对待自然和真理的态度

今天，尽管中国的科技土壤已经大大改善了，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依然没有跳出“科”、“技”不分的怪圈——

讲科学，很容易变成科技，而讲科技的时候，指的是技术；

科学被当作强国富民的工具；

科学被看作提高生产力的不二法门；

梁启超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三个关键的问题：“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其三，把科学看得太势利了、太俗了。”

看得太低，就把原本密不可分的人文与科学分开了，把前者视为“道”，后者斥为“术”。看的太窄，就只关注科学研究所产生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看的太势利，就把原本与人人相关的科学，看成了只有相关人士才需要学习、了解的。

科技的误区，从来没有消除，只是在百年间不断地强调中反复撕扯。科学精神的培育从来都不容易——技术落后，只要有榜样、有路标，就能追赶上来；先进的技术手段，尽可以直接“拿来”。

但是，科学精神，却与每个人、每个家庭息息相关——它是当下时代清醒地生活、面对未知变化，拥抱现代文明必不可少的基本素养。

科学精神只能从个人开始，从坚持真理的追寻、拓展自然的好奇开始，耐心培育，小心呵护——给孩子从小种下好奇的种子；在家庭中培育求真的氛围；面对公共话题和社会事件，坚持理性独立的思考……

然而，这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在21世纪的今天，都是极不容易的事情。正如饶毅所说：“对待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才是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

当下，重新理解科学，已成当务之急。我们亟需一套正本清源之作，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科学精神，让个人从根本上远离时代的盲目与无知；进一步唤醒对自然的好奇和对真理的追寻之心，让个人走向理性与强大。

《剑桥科学史》，就是这样一套书架上必不可少的“科学经典”。它是一套科学精神入手，破解科学谬误、形塑科学土壤的典藏版世界科学通史：

◎从科学精神入手，回应“李约瑟之问”的百年争论

本文开篇李约瑟之问的本质，表面上关乎的是对科学的理解和认知；实际上，关乎的是对人类文明演变、对现代文明常识的理解和认知。

科学精神是从古希腊理性与自由的土壤中诞生，科学精神的历史，可以看做是理性和自由在人类文明演变中的历史。重新审视科学和科学精神，正是遭遇西方科学数百年后，我们仍亟需补上的一堂现代文明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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