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我们该有的生活

利维坦按：

本文作者艾伦·莱特曼既是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小说 家。他的一些关于自然的主张其实并不新鲜，自工业化以来，无数人文主义者就人与自然进行过诸多深刻的反思。他文中援引的卢梭、爱默生也曾在中国红极一时。

只不过，如果对技术的担忧没有合理的解决之道，那么这种担忧很容易落入空洞。而且，如果我们以当代视角再来回顾诸如卢梭的主张和担忧时，会发现这个问题尤为复杂：一方面技术的进步极大提升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在技术规模化后也的确存在反噬自然与人性之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距离过近，我们很难就当下的某项技术做出完整的、回顾性的价值判断，正如同社交媒体两极化了本就分裂的人群，但它同时又具有以往任何时代所不具备的传播性和即时沟通效能一样。这也正如同当年卢梭对铁路的担心，换做是今天的主题应该就是：“改善民生”和“破坏生态”孰轻孰重？该如何在某个阶段权衡利弊？

最近，我遇到了天文学家帕斯卡·厄什（Pascal Oesch），他是日内瓦大学的助理教授。厄什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有着一个特殊的荣誉，他们发现了已知距离最遥远的天体——一个名为GN-z11的小星系。那个星系距离我们如此遥远，以至于它的光需要经过130亿年的旅程才能从那里传到地球。

我问厄什教授，是否对他电脑屏幕上的这个微弱的光点有个人层面的情感共鸣。这个微弱的光点是否感觉就像是自然的一部分，宛如是与济慈、歌德和爱默生所处的同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中有“缀满茅屋檐下的葡萄藤蔓；使屋前的老树背负着苹果”（诗句来自济慈《秋颂》，查良铮译。编者注）的地方吗？

厄什回答说，他每天都会看着这些遥远的光点。

他表示，它们当然是宇宙的一部分。但是请想一想这个抽象过程：来自GN-z11的几个疲惫的光子会落在绕地球轨道的卫星上的光电探测器上，产生微小的电流，被转化为0和1的数字，然后以无线电波的形式传送到地球。这些信息随后在新墨西哥州和马里兰州的数据中心进行处理，最终出现在厄什教授位于日内瓦的电脑屏幕上。

如今，专业天文学家很少透过望远镜观测天空，而是坐在电脑屏幕前。

不仅仅是天文学家，我们中的许多人每天花费数小时盯着电视、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屏幕。我们很少在一个晴朗的夜晚走到远离城市灯光的地方，凝视那黑暗的星空，或者在没有数字设备陪伴的情况下在树林中散步。

我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由木材、混凝土和钢筋构成的建筑中。尽管我们的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却大大减少了我们与自然的直接接触。我们的生活充斥着媒介。

我们创造了一个没有自然的世界。

然而，在人类历史99%以上的时间里，我们都与自然密切相连。我们生活在户外。第一座有屋顶的房子出现在5000年前，电视的出现还不到一个世纪，网络手机只有大约30年的历史。

在我们200万年进化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达尔文的进化力量塑造了我们的大脑，使我们与自然建立了亲密的联系，这就是生物学家E.O.威尔逊（E.O. Wilson）所言的“亲生命性”（Biophilia，由威尔逊在他的著作《亲生命性》（1984）中提出，其中将亲生命性定义为“与其他生命形式相接触的欲望”。编者注）。

这种亲近感对生存大有裨益。选择栖息地、觅食、读懂即将到来的风暴的迹象，这一切都会有利于与自然深深地联系在一起。

社会心理学家已经观察到，这种敏感性至今仍然深植于我们的心理之中。进一步的心理和生理研究表明[1]，更多时间在大自然中度过可以增加幸福感和福祉，而接触自然时间较少则会增加压力和焦虑。

因此，我们所创造的无自然环境与我们心智中的“自然”情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脱节。

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与自然密切联系的世界，深深埋藏在我们古老的大脑中；另一个是数字屏幕和人造环境的非自然世界，这些都是由我们的科技和智力成就构建而成。

我们与我们古老的自我进行着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代价现在才开始显现出来。

2004年，欧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的社会心理学家斯蒂芬·迈尔（Stephan Mayer）和辛迪·麦克弗森·弗兰茨（Cindy McPherson Frantz）开发了一种被称为“与自然的联系度量表”（Connectedness to Nature Scale，简称CNS）的工具，用于确定一个人的亲生命性。参与者需要对每个陈述回答“强烈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或“强烈同意”，然后计算出一个总体得分。

CNS测试中的一些陈述包括：

·我经常感到与周围的自然世界融为一体。

·我将自然界视为一个我所属的社群。

·当我思考生活时，我会想象自己是一个更大生命循环过程的一部分。

·我感到我与地球的归属感相等，就像地球也属于我一样。

·我觉得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都分享着共同的“生命力量”。

近年来，心理学家进行了许多研究，探究了CNS测试得分与衡量幸福和福祉的成熟实验之间的相关性。在2014年，加拿大公共卫生机构的心理学家科林·卡帕尔迪（Colin Capaldi）及其同事们合并了30项此类研究，涉及超过8500名参与者[1]。

心理学家发现了自然联系度与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之间的显著关联。卡帕尔迪和他的团队得出结论称：“自然联系度较高的个体往往更具有责任心、外向性、和善和开放性……自然联系度还与情绪和心理福祉相关。”

在特定的环境中，有许多这样的相关性实例。在有绿叶植物或窗户可以看到花园和树木的医院病房中，手术后患者的康复效果更好。在办公室里可以看到田园风景的窗户，工作人员的焦虑感较低，工作态度更积极，对工作的满意度更高。

我们并不需要远行，就能找到描绘沉浸在自然中带来的“幸福感”的文学表达。在1844年《自然》（Nature）一文中，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写道：“在这样的气候中，几乎每年的任何季节都会出现那些日子，当世界达到完美之时，空气、天体和大地融为一体，如同大自然要宠爱她的后代一样……我们从我们狭小拥挤的房屋中悄然踏出，进入夜晚和早晨，我们看到每天都有壮丽的美景将我们包裹在其怀抱中。”

在更加繁忙和技术密集的当下，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悄然脱离我们狭小拥挤的房屋。

但诗人玛丽·奥利弗（Mary Oliver）做到了。在她1972年的诗歌《在森林里沉睡》中，奥利弗写道，她“睡得从未有过的安宁，像一块卵石/躺在河床上，没有什么/阻隔在我与星辰白色的火焰之间/除了我的思绪，它们轻轻地飘浮/就如同飞蛾漂浮在/那完美树林的枝叶间……到清晨/我消失了至少十几次/进入那更美好之中”。

森林对心灵恢复尤其有效。日本的医生和心理学家们开发了一种名为“森林浴”（shinrin-yoku）的心理疗法。其理念是，花时间在大自然中，特别是在森林中散步，可以改善心理健康。通过对数百名健康志愿者进行研究，使用标准的心理测试评估情绪和焦虑，并将在森林中度过一天的人群与另一个远离森林的对照组人群进行比较。

结果显示，在森林中度过一天后，对抗情绪、抑郁和压力显著减少。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情绪量表和焦虑量表等心理测试上，我们身体内测得的可量化的化学物质也表明焦虑和压力水平下降。

近期在《国际生物气象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meteorology）上总结和发布的众多研究表明[2]，森林浴显著降低了主要应激激素皮质醇的水平——这是身体的主要应激激素。这并不奇怪，因为激素是大脑与身体其他部位间的信使。我们的大脑在数百万年的演化中适应了大草原和平原上的生活，而非在几千年的封闭建筑中。

几年前，我在缅因州的一个小岛上经历了我与大自然之间最为深刻的一次接触。岛上有一对鱼鹰（此处指的是鹗，而非鸬鹚。编者注）栖息在我们的房子附近。每到季节，我和妻子都会观察这些鸟类的习性。

4月中旬，鱼鹰夫妇从南美洲度过冬季后返回巢中产卵。5月末或6月初，蛋孵化出雏鸟。父亲每天尽职地给巢中的鸟儿带来鱼食，而雏鸟们也逐渐长大。到了8月中旬，它们已经长到足够大，可以走出巢穴进行第一次飞行了。

整个季节，我和妻子记录下了所有它们从到来和离去的情景。我们留意着每年的雏鸟数量。我们观察到，在8月初，距离离巢飞行还有几周时间，刚长成的鱼鹰已经开始拍打翅膀以获得飞行的力量。

8月的一个傍晚，当我站在二楼的圆形阳台上观察着它们时，那两只幼年鱼鹰第一次准备展翅飞翔。整个夏天，它们一直观察着我，就像我观察着它们一样。我家阳台与鸟巢的高度差不多，对于这些刚离巢的小鸟来说，我在它们看来也像是在自己的巢穴里。

它们在空中完成了一个半英里的环绕飞行，然后忽然快速向我飞来。幼年鱼鹰虽然略小于成年鱼鹰，但仍是一种庞大的鸟类，有着强大而锋利的爪子。

我的第一反应是躲避，因为它们的爪子可能会撕开我的脸。但某种力量让我站在了原地。当它们离我只有4.5米或6米时，两只鸟突然向上飞离。

但在那令人惊恐的攀升之前，我们有大约一秒钟的眼神交汇。言语无法描述那一刻。那是一种彼此相连、相互尊重、认同我们共享同一片土地的目光。

当那两只年轻的鱼鹰离去后，我发现自己在颤抖，眼含着泪水。至今我仍无法完全理解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但那是与自然的深刻连接，一种整体感的体验。

在几年前的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中[3]，伦敦商学院的赛琳·凯塞比尔（Selin Kesebir）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心理学家佩琳·凯塞比尔（Pelin Kesebir）发现，小说、歌词和电影情节中对自然的描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减少，而对人造环境的描述则没有减少。

研究人员首先仔细挑选了一份包含186个词汇的列表，这些词汇反映了自然以及人类与自然的联系，但不包括科学术语。一般类别中的自然词汇，包括动物、雪、土壤、秋天、河流、天空、星星和季节等。鸟类类别中的例子有鹰、苍鹭和知更鸟。树木类别中的例子有榆树、红木和雪松。花卉类别中的例子有风铃草、丁香和玫瑰。

为了进行比较，科学家选择了反映人造环境的词汇，比如卧室、街道和灯。然后，研究人员使用了在线数据库，如谷歌Ngram、Songlyrics.com和IMDb，追踪自1900年以来各种文化产品中自然词汇和“无自然”词汇的频率。

当然，词汇不断的增加会使得旧词汇的使用频率下降。然而，凯塞比尔夫妇没有发现与人造环境相关的旧词汇使用频率的下降。他们还排除了另一个竞争性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从农村搬到城市。尽管这种趋势确实存在，但城市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在上世纪50年代突然加速，这与当时使用自然词汇的减少形成了鲜明对比。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文化对自然引用的减少，以及大众想象中自然的减少，必定与从1950年开始的技术变革有关，尤其是室内和虚拟活动，比如电视（1950年代）、视频游戏（1970年代）、连接到互联网的计算机（1980年代）和智能手机（1990年代-2000年代）——换句话说，屏幕创造的世界。

事实上，2018年尼尔森（Nielsen）的一项研究发现[4]，美国成年人平均每天花费超过9个小时注视数字屏幕，这超过了我们清醒时间的一半。

那么，除了与古老自我的心理不和谐之外，我们在自己创造的这个非自然、数字化世界中究竟失去了什么？

首先，正如我所描述的，我们失去了与大自然相处的心理健康，与生活在没有大自然的环境中增加的压力形成对比。其次，我们的年轻人由于与自然脱节、过多沉浸于屏幕，导致了心理伤害。

记者理查德·卢夫（Richard Louv）在他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林中最后一个孩子》（Last Child in the Woods）中，创造了“自然缺失症”（nature-deficit disorder）一词来描述那些由于无法沉浸在大自然中而导致心理疾病和抑郁增加的儿童。

《儿科护理杂志》（the Journal of Pediatric Nursing）最近总结的研究表明[5]，虽然儿童在室内呆的时间越来越多，但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却在增加。相比之下，研究还得出结论，在“绿色空间”度过更多的时间可以提高儿童的注意力，减轻压力，甚至与标准化测试的更高分数相关。

然后是屏幕本身的人工世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让·特温吉（Jean Twenge）及其同事，在对美国逾44000名照料儿童和青少年的照顾者进行的调查中发现[6]，每天看屏幕时间超过一小时的同时，伴随着越来越少的心理幸福感，包括好奇心不足，自控能力较差，更容易分心，交友困难，情绪不稳定，以及完成任务的能力较差。年龄最大的青少年群体（14至17岁），平均每天花费在屏幕前的时间为4.6小时。

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担忧，并且需要干预。但我认为我们在远离自然时失去了另一种更微妙、更难以衡量的东西：一种扎根土地的实在感，与比我们自身更大事物建立联系的感觉，对快节奏数字化世界的镇静，创造力的源泉，以及我在与鱼鹰进行目光交流时感受到的完整性。

大自然滋养着我们的精神自我。

我指的是一种感觉，一种成为比我们自身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一种连接到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古老而真实的东西，一种对美的欣赏，以及对我们所处的奇异而美妙宇宙的敬畏。

当我们走进森林、坐在海边，或者在明亮的夜晚凝视天空时，我们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那种无法名状的东西。不知何故，我们正在与祖先的自我以及绵延至原始海洋和纯净土地的生命之链重新建立联系。

技术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引发了这些错位。当然，有许多不同类型的科学和技术，其中大多数已经极大改善了我们生活的质量。印刷机、蒸汽机、抗生素、汽车、真空管、硅片、电力、避孕药、麻醉、冰箱。如果适度使用电视、电脑和智能手机，在不妨碍我们体验风、河流、天空、流星雨、树木、土壤和野生动物的情况下，它们也可以改善生活质量。

技术本身没有思维，没有价值观。我们人类拥有思维和价值观，可以将技术用于善或恶。

我并不会天真到认为现代世界的科技化发展会放缓甚至停止。但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更加关注这项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代价，以及与大自然进行直接亲近体验的至关重要性。

而所谓的“代价”，我指的是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瓦尔登湖》（Walden）中所说的：“一件物品的代价，就是为它而牺牲的生命。”

梭罗所处时代的新技术是铁路，他担心铁路正在夺走生活。文学评论家和技术历史学家利奥·马克斯（Leo Marx）在其1964年出版的著作《花园里的机器》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中应验了梭罗的担忧。该书描述了美国田园生活是如何被19世纪和20世纪的技术和工业化打断的。

马克斯肯定无法想象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这两者出现在他的几十年后。现在，我担心的是“元宇宙”（metaverse）这一包罗万象的虚拟世界的前景，以及硅谷为构建它而展开的竞争。

再次强调，我们应关注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我们应该如何使用该项技术，以使其与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保持平衡。

多年前，我第一次带着当时两岁的女儿去海边。我记得，我们必须从停车场步行很长一段距离才能看到大海。一路上，我们经过了大海的各种标志：沙丘，贝壳，被太阳晒干的蟹爪，小巧的笛鸻，生长在岩石之间的海薰衣草丛，偶尔还有一个空汽水瓶。空气里弥漫着腥咸和清新的味道。

我女儿沿着一条曲折的小路，蹲在这里或那里观察有趣的岩石或贝壳。随后，我们爬过了最后一个沙丘的山顶。

突然，海洋出现在我们面前，寂静而宽广，绿松石色的海面不断展开，直到与天空融为一体。我很担心女儿对她以前从未见过的广阔而原始的大自然的反应。她会感到害怕、高兴还是冷漠？那一瞬间，她愣住了。然后她笑了。

参考文献：

[1]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syg.2014.00976/full

[2]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5394485_Effects_of_woodland_walking_on_salivary_stress_markers_cortisol_and_chromogranin_A

[3]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1745691616662473

[4]www.nielsen.com/zh/insights/2018/time-flies-us-adults-now-spend-nearly-half-a-day-interacting-with-media/

[5]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882596317301859

[6]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214874/

文/Alan Lightman

译/腐竹与瘦竹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22/01/machine-garden-natureless-world/621268/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腐竹与瘦竹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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