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斯汀·特里耶谈《坠楼死亡的剖析》

作者：Florence Almozini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Film Comment

（2023年10月20日）

茹斯汀·特里耶的第四部长片《坠楼死亡的剖析》是她十年来的巅峰之作，在这期间，她已成为当今最有趣、最具创造力的导演之一。

她此前的作品还包括《索尔菲雷诺之战》（2013）、《维多利亚》（2016）和《西比勒》（2019），均以犀利、幽默和睿智的手法，展现了一个个锐利的、强大的、极其复杂的女性角色，她们用敏锐、幽默和非凡的智慧应对着当代世界的种种压力。

在《坠楼死亡的剖析》中，特里耶在保持其熟悉的滑稽风格的同时，探索了比以往更加阴郁的领域。桑德拉·惠勒在片中饰演一位成功的女作家，被指控谋杀了她的丈夫（一位不太成功的作家）——后者被发现坠亡在他们位于阿尔卑斯山的小木屋外。

在曲折的庭审过程中，特里耶探究了法庭片的界限，这对夫妇动荡生活中的私密细节以及他们混合着自传性与虚构性的创作过程都被审视、重新审视和重构；与此同时，律师和媒体也在爱情和艺术这个本质上并不精确的领域中寻找精确的答案。

似乎只有这对夫妇的视力受损的儿子（由米洛·马查多·格拉纳精彩演绎）才意识到了，如果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相信自己的感官所带来某种客观的世界图景，我们就必须转而寻求情感的真相。

就在《坠楼死亡的剖析》斩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之前，我与这位编剧兼导演进行了一次访谈，深入探讨了她对电影类型、人物和现实滑稽性的看法。

问：这部电影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描述：一个复杂女人的肖像，一部家庭剧情片，一部谋杀悬疑片，一部法庭剧情片。你在创作剧本时最初的思路是什么？它是如何向多个方向发展的？

特里耶：这部电影真正的核心，也是吸引我的主要因素是聚焦于一对夫妻：展现两个人共同生活、共同抚育孩子，以及核心家庭的结构。对女主角的审判和起诉为我提供了一个切口，让我通过法庭片这一类型来探讨夫妻之间的利害关系。

在影片中，当审判过程中播放一段音频片段时，这一主旨便凸显了出来。这是我唯一允许自己突发奇想的地方，因为影片中没有其他倒叙镜头，这一段就是观众面前关于这对夫妇真实生活的唯一可用影像。

因为影片就像一个拼图，有很多缺失的模块，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一个片段来投射自己对这对夫妇的看法和理解。

问：能谈谈你是如何与桑德拉·惠勒合作塑造这个角色的吗？感觉这个角色是为她量身打造的，为什么决定让她在片中说英语？

特里耶：我的确是围绕着桑德拉构思和创作这部电影的，如果她不接受这个角色，这部电影就不会诞生。

我希望这个角色是一个外国人，我想在审判中和观众的脑海中玩弄语言。我想让她像一个语言背景复杂的外国人一样接受审判——用英语写作，身为德国人，却与伴侣生活在法国。

我已经与桑德拉在《西比勒》中有过愉快的合作经历，不过后来我频频打扰她，告诉她我看过她在艾丽斯·威诺古尔的《比邻星》（2019）中的表演，演得很棒，但她的法语还不够好，所以她必须在这方面下工夫。问题是，我不知道她是个工作狂，也不知道她会那么认真地对待这项挑战！她集中花了三个半月时间学好法语。

问：对我来说，观众对桑德拉的看法转变是这部影片的核心。她很容易被看成一个相当不讨喜的人，但其实她在片中的角色复杂、才华横溢，而且似乎毫不妥协。

特里耶：关于剧本，桑德拉向我提出的唯一问题是，这个角色有罪还是无辜。我告诉她我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我希望她表现得好像她是无辜的。这是我们第一次就电影进行具体的交流，她对我的回答很恼火。

当时的情况很棘手，因为两天后就要拍摄了，她希望知道一些我自己都不确定的关于这个角色的事情。 她 有一种非常务实的、吸引人的工作方式。 可能是因为她在戏剧界的耕耘多于电影界，她没有我在其他演员身上看到的那种态度——她们对灯光非常敏感，一切都喜形于色。

桑德拉非常注重肢体，她将自己的身体融入到任何情境中。 例如，在乔纳森·格雷泽的电影《利益区域》中，她就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身体。

在剧本中，总会有一些台词有点笨拙或尴尬。但对于桑德拉来说，她永远不会矫揉造作。她会表达拒绝，或者告诉我她不理解，然后她会加以改动和诠释，使之成为她自己的东西。有几场戏我都想让她落泪，但她拒绝了——她不同意她的角色用眼泪来操纵别人。

我还记得一个感人的瞬间，比如她第一次见到米洛·马查多·格拉纳时，两个人相邻而坐，她什么也没说，但一分钟后，他们就成了母子。这几乎是个奇迹，因为他们甚至说着不同的语言。指导一个小孩演戏的工作有一半要归功于与之对戏的演员。

问：所有的配角也都被写成了充分发展、有血有肉的人。我们想知道他们的个人故事，想看到他们与桑德拉的互动——他们都非常有存在感。

特里耶：这也是我此前几部电影的重要部分。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考虑那些配角的塑造，因为他们经常被忽视。在许多审判题材的电影中，这些角色往往与某一职能相关——法官、律师、警察——而演员往往会表演得过于夸张，因为他们倾向于以一种非常庄重的方式坚持与这一职能相对应的形象。这正是我想要避免的。

我对小角色投入了很多。例如，法庭庭长由安妮·罗特格饰演，她是一位戏剧演员，很少出现在银幕上。我在现实生活中旁听过很多审判，对于法庭的场景，我希望表现得非常随意和自然，而安妮·罗特格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将专业演员和非专业演员混合在一起很有趣——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能带来新的活力。瓦吉·穆阿瓦德在片中饰演出庭作证的精神病医生，他是一位出色的舞台剧导演，因此指导他让我有点胆怯，但他最终也提供了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

我们的选角过程很长，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见不同的人。我很幸运能请到辛西娅·阿拉担任选角导演；当我在片场忙不过来时，她还帮忙指导演员。她对所有的细节都非常谨慎，因为对于一个只在片场待几天，却要把所有事情都融入表演中的演员来说，这些细节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

问：你刚才提到自己旁听了很多法庭审判。对你来说，确保影片的这一方面贴近现实是否很重要？例如影片中有一个很棒的场景，律师们在庭审过程中谈论桑德拉的小说。观众可能会问，这在法国的法庭上是否常见——因为法国人通晓文学，即使在法庭上他们也必须引经据典！

特里耶：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艺术院校学生时，我与电影的第一次接触是通过纪录片——尤其是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作品——对我们来说，尝试捕捉现实比想象虚构更令人兴奋。我本来就对法庭和审判感兴趣，所以我常常会去坐在那里旁听。所以我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背景的了解，但也并不是什么都知道。

在创作这个剧本时，我下了不少功夫做更多的研究。我与著名律师文森特·库塞尔-拉伯罗斯合作了很长时间，他热爱电影，担任了我们的顾问。我们和他一起研究了剧本的方方面面。

关于文学这一点，有趣的是，我们在创作这场戏，想当然地以为可以在法庭上随意朗读一页文学作品。写完之后，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在对法国作家爱德华·路易的审判中，控诉律师用他的一本小说作为反驳他的论据。

我觉得这太疯狂了，我们试图在电影中使用的东西竟然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文学作品竟然可以在审判中使用。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你本以为是虚构的一些东西，后来成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