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到1976（43）：氢弹于敏构型与《矛盾论》这篇哲学著作有关 | 百科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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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你们有这么多核弹，为什么不投到中国？”这是宋美龄出访美国时的呼吁。对民国时代崇拜至极的民国粉，却不知道这位昔日的民国第一夫人，竟然美国用核弹来消灭他们的祖辈。

时间轴：1964-1967

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7000多万人在这场战争中死去，东半球被打成了一片废墟，而西半球却完好无损，世界再一次将差距拉大。

西半球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之后占尽优势，必然会保持这种差距。

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存在了一段短暂的时间，之后又再次撕裂。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正式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1947年3月12日，美国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冷战开始。

那么，什么是杜鲁门主义呢？

杜鲁门主义是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

今天很多人被西方洗脑，认为冷战是因为苏联威胁到西方，西方为了自保才有了冷战，这就是西方掌控了国际话语权之后的颠倒是非。

冷战实际上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发起，根本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很多殖民地国家脱离了原来的宗主国。

当时为什么一些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除了因为苏联势力范围所至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在选择社会制度时，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苏联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欧洲第一强国，经济发达且贫富分化小，人民生活福利高于资本主义社会。

今天大家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待遇高，那都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压力，迫使资本家不得不提高工人的工资，转移社会矛盾，并不是资本家发什么善心而来。

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现在的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之外，还有苏联、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蒙古、图瓦、也门、柬埔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贝宁、安哥拉、刚果、莫桑比克、索马里等。

其中有很多看似小国家，影响力不大，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这样一直存在下去，谁能保证今后不影响周边的邻国呢？

正因为如此，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率先开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就是杜鲁门主义，同时在1947年7月对欧洲启动“马歇尔计划”。

如果不赶紧拿钱砸向欧洲，谁能保证像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被赤化呢？

毕竟当时的苏联经过了“二战”之后，迅速恢复了经济，仅次于美国，国力也很发达，而且就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身边，一旦丢了欧洲，美国对世界的掌控力将急剧下降。

因此，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共131.5亿美元，其中90%是赠与，只有10%是贷款。

在这种情况之下，苏联开始了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到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成立，标志着两极格局正式形成。

1945年7月15日，美国的原子弹核爆炸实验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掌握原子弹的国家。

但是，这种领先优势仅仅保持了四年。

1949年8月29日，苏联的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个消息令美国大为震惊，没有了军事领先优势，就没有了震慑力。

因此，美国从战略考虑，认为必须制造出威力更大的炸弹。

原子弹的威力虽然不小，但是原子弹爆炸威力存在上限，因为核裂变材料存在一个可能会引发自爆的临界质量问题，导致填装在原子弹中的裂变材料存在剂量限制。

在现有的技术下，理论上原子弹爆炸威力的上限只有80万吨TNT当量，这在以核武器作为威慑力的美苏两个国家看来，这个威力还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威慑力。

于是，威力高于原子弹的新一代核武器被提上了研制日程，这就是氢弹。

氢弹是利用原子弹促进爆炸时产生的高温，使氘发生聚变反应，由此释放更大的威力。

原子弹是裂变反应，而氢弹则是先裂变再聚变的反应，它在设计上没有上限，因此理论上可以造出超乎想象的超级氢弹出来。

1950年1月，在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不到5年时间，杜鲁门决定研制这种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而研究工作则由匈牙利籍的科学家泰勒领导。

泰勒曾参与过“曼哈顿计划”，他的同事费米向他提出一个想法，使用一枚小型裂变弹引爆热核炸弹，这成了后来氢弹构型的最原始想法。

泰勒有一个助手叫乌拉姆，他最早提出使用蒙特卡罗方法计算核变的连锁反应，发现了乌拉姆现象，即将自然数成圈状排布时，素数往往会集中在一些直线上。

他的两个创新使得聚变核弹成为可能。

第一个创新是热核燃料需要在加热之前进行压缩，以更加靠近聚变所需的条件。

第二个创新是分级引爆，就是将热核炸弹的聚变燃料放在初级裂变核弹之外，并采用某种方法使初级核弹来压缩次级核弹。

这便是当前世界上绝大部分核聚变武器所使用的核武器设计概念，也就是泰勒-乌拉姆构型。

泰勒-乌拉姆构型的基本思想是热核武器中的不同部分分级依次引爆，每一级爆炸所产生的能量用于点燃下一级。

由于这个构型使用氢同位素聚变反应来产生中子，它被视为“氢弹的秘密”。

1951年5月，美国的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就序，将在太平洋上的恩尼威托克岛进行试验，试验弹的代号为“乔治”。

试验弹重达62吨，放置在60多米的钢架上，装置以液态氘作为核聚变装料，并有冷却系统使氘处于极低温，试验证明爆炸威力大大超过原子弹。

1952年11月1日，美国又在埃内韦塔克环礁上进行“常春藤行动”，泰勒-乌拉姆构型第一次以全规模进行了测试。

实验当量为1040万吨，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掷于长崎的原子弹威力450倍。

与此同时，苏联也在氢弹研究上实现了突破。

1953年8月，苏联宣布氢弹试验成功，当量40万吨，第一个成功把氢弹实用化。

1954年3月1日，美国的第一颗实用型氢弹在比基尼岛试验成功，预测当量600万吨，实际当量高达1500万吨。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也加入到了氢弹的研发，不过如今的英国已经江河日下。

1957年5月15日，在美国帮助下，英国进行了第一次氢弹实验。

这三个国家已经研制出氢弹时，我们还没有开始原子弹的研究。

此时，龟缩在台湾岛上的蒋介石迫切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使其可以反攻大陆。

于是，作为昔日民国第一夫人的宋美龄受命出访美国。

在这次出访中，宋美龄对美国呼吁道，“你们有这么多核弹，为什么不投到中国？”

这就是民国粉心之向往的民国第一夫人，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可以用核武器消灭自己的同胞，而且表现得如此坚决、干练、霸道而不择手段。

面对紧迫而严峻的国际局势，我们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方式。

老人家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

我们还在想办法研制原子弹时，别人已经有了氢弹，这不得不让我们将核武器再一次升级，否则你跟别人就不是站在一个台阶上说话，只要存在台阶差，那就要仰人鼻息。

因此，在进行原子弹研究时，氢弹也要先准备起来，用老人家借用古话来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1960年12月的一天，二机部副部长刘杰约钱三强谈氢弹的事情，商量如何为氢弹研制先行一步。

1961年1月，钱三强找到于敏，希望他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待遇跟邓稼先一样，从此隐姓埋名，从科学界消失，不再发表任何科研论文。

实际上，搞氢弹并不符合于敏的兴趣，但是当他看到美国开着航母，带着核武器，在我们的近海耀武扬威时，他感到愤怒和屈辱。

“为了祖国，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弃。”

这就是于敏的回答。

他们一生不为自己谋私利，用尽毕生的精力为了祖国和人民，他们将被树立在丰碑之上，值得我们永世纪念。

最后，于敏跟邓稼先一样，义无反顾地同意了钱三强的邀请，而这一年他35岁。

核武器做出来不是拿来参观的，必须能够投入战争，因此核弹最终要装在导弹里投射出去，那么要做多大的核弹才合适呢？

最后大家研究决定，第一颗氢弹的研制目标为当量超过一百万吨，但重量不得超过一吨，简称为“1100”。

此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已经完成，邓稼先同于敏等人还没来得及休整，又投入到对氢弹的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需要计算，当时中国科学院自行研制的两台高性能计算机，一台在北京，另一台在上海。

为了加快进度，科研人员分兵两路，同时在北京和上海两地攻关，于敏去了上海，于是百日会战拉开帷幕。

但是，上海的这台计算机只有很少的时间可以用来计算氢弹的数据，因为当时以原子弹优先，毕竟氢弹还需要原子弹来引爆。

然而，当时的理论研究遇到了困难，如何解决困难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而这个思路的提供者便是老人家的两本哲学著作，一本是《矛盾论》，一本是《实践论》。

于敏回忆说，“我们以‘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作为指导思想，研究了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状态下的许多基本物理现象和规律。”

老人家的哲学思想成为后来于敏构型核心的基本思想，因为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封锁，国内没有人懂原子核理论，更不知道国外的泰勒-乌拉姆构型，因此于敏构型完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发出来的氢弹构型。

这一点跟大庆遇到问题时的解决思路异曲同工。

如今很多人对毛泽东思想嗤之以鼻，但在两弹一星的研制和大庆油田的开发实践中，老人家的《矛盾论》和《实践论》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因为这“两论”是哲学思想，是告诉众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氢弹的原理突破了，接下来便是验证原理的核试验。

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为氢弹进行核试验提供了条件。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爆炸当量为30万吨。

实际上，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已经掌握了氢弹。

众人欢欣鼓舞，留下了激动的眼泪，半个世纪之前，我们被称为“东亚病夫”，被西方欺凌，如今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了。

然而，30万吨当量对于一颗氢弹而言，显得微不足道，因为氢弹以超过原子弹的威力著称，因此需要一颗更大当量的氢弹，由此来向世界证明。

全当量氢弹试验原本计划在1967年10月1日之前进行，为共和国18周年献礼。

但是，时任九院副院长的彭桓武看到外国资料，推测法国很有可能会在1967年爆响氢弹。

于是，邓稼先等人找到朱光亚，向他提出我们的试验时间应该提前，于敏也建议说，我们应该争取响在法国前面。

今天很多人觉得时间谁先谁后有什么关系呢？这么认为的人基本上不懂政治，也不理解我们当时的国际环境。

当时核武器是实力的象征，你比别人先掌握氢弹，你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就会高出一大截，如果你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最后一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你的地位就会排在最后。

于是，朱光亚根据大家的意见，在3月8日至31日召开会议，在1967年科研生产计划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执行老人家制定的“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战略方针。

为了尽快实现氢弹爆炸早于法国，科学界也吃起了“大锅饭”，采取大力协同与集体攻关的做法，这一点与大庆油田的成功不谋而合。

原子弹攻关时，九院党委提出“政治挂帅”，“以任务为纲”，“响了就是最大的政治”等口号，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氢弹攻关时，又提出“请群众当诸葛亮”，号召广大科技人员，不问什么资历来头，都来踊跃参加“氢弹途径大鸣大放”。

这就是当时走的群众路线，靠着集体的智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无私奉献，团结协作、集思广益、大胆创新，而不是所谓的精英模式。

最终，我们赶在法国之前爆炸了全当量的氢弹。

1967年6月17日上午8点20分，此时太阳正从地平线下缓缓升起，新疆罗布泊运载氢弹的轰六甲型战机已经准备待命。

接到投弹的指示之后，徐克江机组驾驶轰六甲型战机一跃而起，飞向万里长空。

到达投弹高度之后，徐克江在罗布泊上空投下一个降落伞，这个降落伞下搭载的便是氢弹。

伴随着一道耀眼的光芒之后，传来一声“龙吟”般的巨响，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当量330万吨。

我们赶在了法国之前成功爆炸了氢弹，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的科学家。

1968年8月24日，法国才完成氢弹爆炸试验。

在这场核武器的竞赛中，各国的成绩单出来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研发时间公布如下。

美国用时：87个月（1945.7.15-1952.11.1）；

苏联用时：48个月（1949.8.29-1953.8.12）；

英国用时：55个月（1952.10.3-1957.5.15），

法国用时：102个月（1960.2.13-1968.8.24），

中国用时：32个月（1964.10.16-1967.6.17）

我们从最后一个开始研制氢弹的国家，成了用时最短的国家。

特别强调一下，于敏构型与西方的泰勒-乌拉姆构型并不一样，在实战应用中，于敏构型更具优势。

于敏构型的优势在于小型化，无论是轰战机投弹，还是弹道导弹发射，于敏构型由于体积小，因此更具有实战性。

因为如果核弹体积和重量太大，那就要求运载它的轰战机和导弹也要做得很大，这样不但增加制造成本，而且还增大了被拦截的可能性，毕竟一只大象比一只蚊子更容易被瞄准。

因为于敏构型的小型化，所以在稳定性和保存性上也更具优势。

氢弹爆炸成功之后，于敏被称为“氢弹之父”，然而面对这个荣誉称谓，于敏谦虚地说道，“我只是其中一个‘小卒子’。”

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的科学家，荣誉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而是集体所有人的。

这里还要再提一件事情，互联网上传言说，1971年造反派侵袭九院，许多建立过大功的科学家蒙冤被整，邓稼先和于敏、胡思得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因为当时杨振宁回国，提出要见邓稼先，于是便“救”了邓稼先和一堆科学家。

但实际情况真是如此吗？

1969年4月1月到24日，“九大”在北京召开，按照老人家当初的构想，文化革命运动三年为限，到1969年正好是三年。

文革小组取消，群众自发成立的组织解散，不存在还有两派斗争，换成现在佞人们的说法，叫做造反派已经完成了夺权。

既然都完成了夺权，哪里还有1971年的“造反派侵袭九院”一说？更不可能出现邓稼先和于敏等人还遭受批斗的事情。

那场运动针对的是走资派，斗争的是权力部门，科学院既不是权力部门，也不是决策部门，需要斗什么呢？

当时两弹一星的研究是国家举足轻重的事情，如果对这里的冲击真的很大，那么我们的两弹一星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呢？难道这么三天两头被侵扰的情况下，还能这么高效地搞出来？

当时两弹一星采取的是“政治挂帅”，正职由党委人员担任，副职由科研人员担任，科研中的集体攻关和协同作战，各种配合都由党委人员来协调解决，党委人员对两弹一星任务负全面责任，如果出现问题，责任由党委人员承担，与科研人员无关。

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创造出来的奇迹，我们今天难以理解，但那是真实存在的历史。

原子弹和氢弹我们都有了，但是西方说我们有弹无枪，意思就是我们的核武器发射不出去，没有什么威慑力。

实际上，我们在研究原子弹和氢弹时，也同步开始了对导弹的研究，我们誓要将我们的核弹投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章《导弹之父：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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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史料的见证——纪念中国航天日之《“两弹一星”之氢弹》．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2023-08-02

2、百年瞬间丨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央视新闻．2021-06-17

3、氢弹．中国大百科全书数据库．2023-08-05

4、Greene, Jes (25 March 2015). "A physicist might be in trouble for what he revealed in his new book about the H bomb". Business Insider. Retrieved 20 November 2015.

5、核国家的核武器与核战略研究．王仲春．中共中央党校．2000-05-01

6、中国核战略与中美、中苏关系（1954-1976）．闫佼丽．山西大学．2005-06-01

7、氢弹：基本要点．核档案网站．2023-05-04

8、“一生献宏谋”的氢弹功勋——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于敏院士纪事．科技中国．2015年 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