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红5军的一名普通秘书，55年被授予上将，59年调地方工作

晚年，他努力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充实、有价值。

每天清晨，他都早早起来听广播；每天白天，他都认真阅读书报、文件；每个晚上，他都坚持看电视。

他还每天散步一次，每次走一二里地。这样，既锻炼身体，也能看看欢腾的街道和人群。

不过，这并不是他后半生的全部内容。他开始着手写回忆录，按照他的说法，要把几十年的经历记下来，为党史、军史提供一份可靠的资料。

不久，他就写了好几个笔记本。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本上密密麻麻的数字，是东北战场上缴获敌军的枪支弹药，是支前民工的人员和车辆。

回顾他的传奇经历，不觉得让人竖起大拇指。他就是周桓上将。

周桓从小就很聪明。

三四岁时，听罢上过学的孩子们背诵的课文两遍，他就能复述下来。

懂事后，他就一门心思要上学。

九岁时，周桓的父母顶着生活上的压力，把他送进了村子的一所小学堂。

周桓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刻苦读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十四岁时，周桓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一所县立高级小学。以周桓的知识储备，学校的课程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

所以，他经常在业余时间阅读《水浒传》、《岳飞传》等古典小说。

在周恒的心中，对书中的英雄是非常崇拜的。

十九岁时，周桓告别了家乡大孤山镇，到天津的中山中学读书。

学校里有位叫“吴永钦”的老师，是大革命失败被捕的共产党员。他表面是普通的授课老师，私下却秘密组织了一个党义研究会。

周桓加入了这个研究会后，了解到了马列主义的先进思想，并且通过吴永钦老师，结识了因同样原因在国民党李品仙部避难的书记官黄克诚。

不久，周桓组织领导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了。

当时，在武汉的黄克诚给周桓写来了一封信，让他去上海。在那里，进入一个秘密训练班，学习工人运动史。

在这个过程中，周桓还加入了“革命互济会”，休息天就到大街上散传单，搞集会。

这时，来上海参加会议的滕代远和何长工向中央要干部，周桓被选中了。

就这样，周桓从上海出发到了武汉，然后化装成裁缝，到达中央苏区，投身到彭德怀率领的红5军。

周桓起初在红5军政治部秘书处当秘书。接着，他参加了进攻平江的战斗。事后，周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晋升为秘书处处长。

周桓的文化水平高，在第一次打长沙期间，他还办过《湖南日报》，当过《民国日报》的总编辑。

对于报社的那段回忆，周桓这样说：“那时没有记者，没有通讯社和电稿，农民起义、工人罢工的消息，全是自己编写，报纸是真不好办！”

二十三岁时，周桓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之后，他先后出任地方工作部长、秘书长、破坏部部长和组织部长。

周桓在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的直接领导下，做过东北军的工作。

这段历史，周桓写过《西安事变前的一段回忆》文章，里面记述了他如何提高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思想认识，并通过高福源，进而与军长王以哲等人拉上关系。

这为西安事变的发生，起到了推动作用。

抗战时期，周桓跟随朱老总到第二、第一战区，做过程潜、卫立煌、阎锡山的工作。

在任总政组织部长期间，周桓根据彭德怀的提议，组织了一个巡视团。

那个时候，战斗频繁，部队分散，党中央、军委和总部的指示不能及时传到下边，下边出现的问题，也不能及时得到解决。

巡视团建立后，作为一个枢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有人说，这巡视团的建立与领导，是周桓对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一大贡献。

1955年，周桓被授予上将军衔。59年庐山会议上，周桓离开部队，到辽宁省委当了最末的一名书记。

对于工作的调动，周桓没有意见。对于职务的高低，他也不计较。

就这样，直到1982年，周桓又回到了自己所挚爱的人民军队中。

话说，周桓将军长期从事文艺工作。他经常找文艺工作者谈话，帮助他们研究修改作品，甚至挑演员、拍摄重场戏，他都会亲自进行耐心，且内行的指导。

电影《枯木逢春》，最初就是周桓看到一个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两万多字的总结后，向导演提议拍摄的。

据说，剧本写出后，周桓亲自进行修改，推敲每一句台词；排演的时候，他还到观众中去看演出效果，听取意见。

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周桓开始伏案笔耕。他希望为后人留下一笔可资借鉴的财富。

纵观周桓将军的一生，与其他上将军相比，着实是低调的。但他的功绩，却是很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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