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爆破手一时找不到敌军据点爆破点却歪打正着

抗战时，爆破手一时找不到敌军据点爆破点，而炸药包的导火索已经点燃，眼看就要爆炸，他歪打正着，使我军又多了一种爆破方式。

1939年春夏之际，日寇出动两万余人，在植田大将指挥下，分十余路对鲁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他们实行堡垒政策，以大、小据点为依托，步步为营“蚕食”我根据地。

在沂水县侍郎宅，有个地方反动武装头子叫刘超峰(刘越松),此人一贯坚持反共立场,经常抓捕我党政军工作人员和家属，民愤极大。1940年12月，为了打击这个无恶不作的家伙，山东纵队命令特务团攻下刘超峰的反动堡垒侍郎宅。

侍郎宅虽说只是个土围子，却是用巨石构筑而成，易守难攻。八路军第一纵队参谋处长罗舜初来到现场观察，提出土法上马用自己制造的土炸药炸炮楼。特务团领受任务后，通过坑道，将炸药送进土围子东南炮楼下，对炮楼实施爆破攻击，一举擒获了刘超峰，消灭了这股土顽武装。

第一次使用爆破攻坚获得成功，大家都非常高兴，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的黎玉和罗舜初来到现场，看到爆破效果很好，就在侍郎宅的围墙上留下了这张照片。

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黎玉坐在墙边，那时他34岁，八路军第一纵队参谋处长罗舜初神气地站着一旁，那时他26岁。

1941年2月，山东纵队一旅二团奉命攻打伪军据点徐家楼。

战斗打响后，爆破手因为迷失方向，一时找不到事先指定的爆破点，而炸药包的导火索已经点燃，眼看就要爆炸，只好将炸药包靠围墙放下。结果炮楼没有炸着，却把围墙炸塌了。

敌人被意外的爆炸震蒙了，我军乘机突进围墙，全歼守敌。这一仗，虽然没有按预想炸掉炮楼，却意外地发现，工业用胶质炸药外爆也可以摧毁土石围墙，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挖坑道的土方作业量，还可以减少伤亡。

真是歪打正着，我军又多了一种爆破方式——由爆破员直接下炸药爆破。

为了减少爆破员的伤亡，一团参谋长于淞江设计了一种用木头做骨架，上铺几层浸湿的棉被，下安木轮，由1~4个人推动前行的“土坦克”，以掩护爆破手送炸药。但是，“土坦克”目标大，行动慢，防护力不好，爆破手的伤亡仍旧难以避免。

一团副团长王凤麟尝试着用火力掩护爆破手进行爆破作业，这样做比挖坑道工程量小，比“土坦克”更灵活安全。

1942年1月，山东纵队一旅二团在攻打茅茨据点时，以一个连用强大火力封锁守军，以一个连组织投弹组，向炮楼顶层密集投弹，掩护工兵班长实施爆破，终于将炮楼炸塌，全歼守军。在进攻蔡家庄据点时，二团先是用爆破手段，把据点围墙四周的碉堡炸掉，然后用小包炸药连续爆破中心据点周边的火力点和障碍物，利用爆炸烟雾，掩护一名爆破手抱起一个10斤重的炸药包跃到中心碉堡的面前，一举将守敌100余人一起埋葬在大碉堡里。

随着八路军的爆破攻坚技术越来越精，日伪军也绞尽脑汁，想出了一系列对付八路军爆破的办法。针对敌人的反爆破措施，新的爆破办法层出不穷。例如：敌人加固工事，修双层围墙，我们就用多梯队接力方式连续爆破；敌人将碉堡底层用土石夯实来阻止地面爆破，我们就用支架把炸药竖到二层楼上进行“悬炸”，敌人在碉堡外挖很宽很深的堑壕，我们就用带腿的云梯越战壕去炸。总之，不管敌人想出什么样的办法，都阻止不了我们爆破进攻，消灭敌人。

淄博矿区的工人们为支援八路军打日本鬼子，冒着生命危险从井下把炸药和雷管装进饭盒里，偷偷带出交给八路军，许多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随着爆破技术、战术的日趋成熟，山东八路军不仅可以运用爆破拔除一般的敌人据点，还可以对县城进行爆破攻坚。1944年，我军运用多种爆破技术，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就解放了日伪联合设防的沂水县城，全歼日伪守1000多人。

1947年，王建安同志（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兼一旅旅长)向毛主席汇报了山东部队实施爆破的经验，毛泽东听后十分重视山东八路军在爆破战术上取得的重要经验，认为在我军转入城市攻坚战中应该重视和推广爆破战术。

1948年7月16日，毛泽东主席代军委起草了一封给徐向前、周士第同志的电报，内容是：“太原空虚，有乘胜夺取可能，……攻城方法望采用山东部队所使用者，既迅速，伤亡又少，又节省炮弹炸药。即是在火力掩护下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携小量炸药置于城根，炸成一洞；再用同样方法置炸药于已炸开之洞内，炸成更大之洞；第三次，用大量炸药置于该洞，即可能成功。”

主席电报中所提的“山东部队”指的是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其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山东部队广泛使用爆破技术攻坚，并取得经验，就是从黎玉山东纵队开始的。

黎玉(1906.7~1986.5)山西省崞县（今原平）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农机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