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奇曼：贝尔福宣言和巴勒斯坦托管（上）

Humanitas按：本文摘自芭芭拉·塔奇曼《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最后一章，仅供参考。本文篇幅较长，分上下两部分搬运。

1.贝尔福先生和魏茨曼博士

巴勒斯坦的关键地理位置决定了一旦土耳其帝国解体，英国肯定会将其据为己有。翻开历史画卷，从英国炮舰在叙利亚沿岸轰击拿破仑，到索尔兹伯里勋爵主张“将之据为己有”，我们能看到，这期间的所有历史事件都指向上述结论。但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领土吞并，因为英国还同时将这片土地重新开放给其古老拥有者定居。

宣言的种子在它被公布之前十年就已经埋在贝尔福心中了。当时贝尔福任首相，犹太复国主义者拒绝张伯伦提出的东非方案，使他产生了好奇心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与魏茨曼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会面，并理解了犹太人要复国的意志。在“一战”前的几年，他心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愿望，想看到英国为犹太人“做点什么事”。

悲观，怀疑，这是熟悉贝尔福的人常用来形容他的词，使用的频度就跟他们试图描述他的魅力的频度一样，跟他谈话的人无不感到愉快。他的思想深刻，富于哲理。他不喜欢争吵，在喧闹中仍能保持冷静。他不关心细节，具体事务都让下属处理。只要有时间，他就去打网球。他凭借超常的智慧治理国家，在充分发挥政治艺术的同时，还能坚守原则。他出身贵族，有独立的收入，终生未娶，过着超脱于纷乱现实之上的生活。他高大的身材和冷漠的态度给人高傲的感觉。“他很无畏，”丘吉尔说，“当他们带他去前线观察战斗时，他透过他的夹鼻眼镜平静地看着炮弹的爆炸。”丘吉尔补充说：“实际上，没有什么能触动他。”

但犹太人问题却触动了他。

贝尔福的动机出自《圣经》，而不是帝国利益。如果英国的《圣经》文化对其从伊斯兰统治下营救出巴勒斯坦产生了任何作用，那贝尔福就是它的缩影。他与沙夫茨伯里在性格上截然相反，他缺乏热情，而具有怀疑精神，对宗教不热心，是个哲学上的悲观主义者。尽管如此，他像福音主义者和清教徒一样，被《圣经》中包含的希伯来文化强烈影响。贝尔福从小就浸淫在《圣经》中，早在听说犹太复国主义之前，他对“书中的民族”就有浓厚的兴趣。根据他的传记作者、外甥女达格代尔（Dugdale）夫人的说法，他对犹太人的兴趣是“终生的”，“源自他从小就从母亲那里接受到的《旧约》教育，以及在苏格兰的成长经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犹太哲学和文化的一些方面的钦佩和同情也在增长，现代世界中的犹太人问题似乎对他有着巨大的重要性，他总是热切地谈论这一点。我记得小时候就听他说，基督教和基督教文明都亏欠犹太教无法估量的债务，而且可耻地没有偿还”。

189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康斯坦丝·巴特西（Constance Battersea）女士拜访了贝尔福在惠廷杰姆（Whittingehame）的家。饭后，他们“谈了很长时间的话，谈到了犹太人、外国移民、犹太人集会、合唱团及教会”。像所有给贝尔福唱赞美诗的女性崇拜者一样，她也倾诉出了自己与贝尔福见面时的激动心情，因为他是“最令人愉快的男士……可爱、杰出、大度、文雅——哎呀，他与大多数男人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之后，她又补充说，他从《以赛亚书》中挑出一章，“优美、虔诚”地阅读起来。

提及《以赛亚书》很有意思，没有哪章比《以赛亚书》更坚定地表达了对巴勒斯坦的永恒渴望。冷静、高傲的贝尔福完全不像《旧约》中的人物。但在所有曾经帮助过犹太人返回家园的英国人中，他可能是唯一从犹太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人。对他来说，犹太人既不是基督教千禧年的工具，也不是商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他们就应该返回家园，这是基督教在返还那笔“无法估量的债务”。不能是随随便便的一块土地，而只能是犹太人的古老家园。为什么是巴勒斯坦？“答案是，”他写道，“犹太人与众不同。对他们来说，种族、宗教和国土紧密相连，地球上任何其他宗教与土地都没有这样密切的关系。”

当然，贝尔福任外交大臣，宣言由他签署，但他并非是那份宣言的唯一作者。不同人写的回忆录会给读者留下不同印象，有的让读者感到劳合·乔治是最终决策者；不，是真正说服内阁的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不，等一等，当然是魏茨曼，因为他才是真正的幕后人。虽然贝尔福没有留下回忆录，也没为自己邀功，但该宣言以他的名字命名并非文书错误。

事情开始于1906年，由贝尔福担任首相的保守党政府在议会中失利，因此提前召集大选。在竞选曼彻斯特的议员席位时，贝尔福在他的政治事务代理人德赖弗斯（Dreyfus）的引导下，与一位年轻的科学家、热情的犹太复国分子、未来的以色列国第一任总统见面了。哈伊姆·魏茨曼当时是维多利亚大学的化学教授，在那段时间里脱颖而出成为赫茨尔的接班人，领导犹太复国运动。他当时32岁，到英国不满两年，但他自少年时代起就在俄国的犹太人隔离区里为犹太复国运动工作，分发传单，为犹太人社团募集捐款。募集捐款按照传统是在3月的普林节期间，此时处于融雪期，平斯克（Pinsk）的大街上到处是烂泥和融冰，少年魏茨曼穿着哥哥的大衣，徒步从一家的大门走到另一家的大门，他迈向巴勒斯坦的初始步履既冰凉又不舒服。

后来，他去犹太复国者大会做代表，当乌干达问题出现后，他最先支持回归巴勒斯坦并坚持到底。许多年之后，有个英国人问他为何拒绝去乌干达，他反问道：假定英国人被流放几个世纪之后被允许返回，但不许返回祖国，只许回到法国的加来，你们能接受吗？提问的英国人［耶路撒冷总督罗纳德·斯托尔斯爵士（Sir Ronald Storrs）］承认，他“具有惊人的说服力”。

魏茨曼代表了东方犹太人的声音，不同于有教养的、具有国际视野的赫茨尔，也不同于有钱有势的西方犹太人，而这些人此时正在和西方政客谈判。有趣的是，这次会面是贝尔福提出的，因为他在求知欲的驱使下想了解为什么犹太人会拒绝东非方案。在更急迫的事务之下，这个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他脑中。他认识一些想融入西方社会的犹太人，他们极力避免提及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即使可以也不愿解释乌干达方案激起的热情和恼怒。在被问到后，德赖弗斯提议把他在大学里的年轻朋友找来，此人可谓是“另类犹太人”的典型，有可能解答这个疑问。贝尔福独自一人来到了见面地点，不带任何宣传自己的私心，仅是想获知问题的答案。这是典型的贝尔福风格，显示出了他与巴勒斯坦问题的特殊关系。很难想象有人能在刚失去首相职务，又正值闹哄哄的政治选战期间，竟然关心与自己选票无关或没有直接影响的政治问题。

然而，这样的事偶尔发生，而这次会面成为历史性事件。

被流放的民族与作为中间人的大国相遇了，在短暂的接触中发生了某种化学反应。双方在会面前都没有寄予多大希望。会面地点是在贝尔福设在曼彻斯特饭店里的竞选中心，他留出15分钟给访客，但实际上会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魏茨曼很紧张，这是可以理解的，他的英语说得不流利，却要在15分钟里向面前这位知名的政治家解释清楚犹太人的历史和希望、派系和争执，所以没有对会谈结果报什么希望。贝尔福的长腿伸出沙发之外，就像那幅著名漫画一样。他问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如此激烈地反对乌干达方案。英国政府确实想为缓释犹太人的悲惨境遇做点什么，这个问题很实际，需要实际的解决方案。

魏茨曼做了回答，他回忆道：“我长篇大论地解释了犹太复国运动……只有用现代政治术语表述出的深厚宗教信念才能把这项运动维持下去，而那个信念必须也只能是基于巴勒斯坦之上的。偏离巴勒斯坦无异于邪神崇拜。我又说，如果摩西来参加第六届犹太复国者大会，当大会通过派出乌干达调查团的决议时，他一定会再次摔碎法版……”

“我情绪激动，拼命寻找不那么笨拙的词汇表达我的意思……我突然说：‘贝尔福先生，假定我给你巴黎而不是伦敦，你会接受吗？’”

“他站起来，看着我，回答说：‘但魏茨曼先生，我们就在伦敦。’”

“‘确实，’我说，‘但当我们拥有耶路撒冷的时候，伦敦还是一片沼泽。’”

“他向后靠到椅背上，看着我……我直到1914年才再次见到他。”

谈话中，魏茨曼对巴勒斯坦是犹太信仰的中心的强调，以及他说偏离这一点就是邪神崇拜的古怪说法，肯定会让张伯伦感到厌烦和疑惑，但对贝尔福却是恰到好处。“贝尔福常对我说起那次会谈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达格代尔夫人写道。从此之后，贝尔福才理解了犹太人特有的爱国主义，没有巴勒斯坦，他们绝对不会满意。贝尔福理解魏茨曼。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他俩又重新交往起来，成为密友。“一位有科学心的政治家，”斯托尔斯说，“在与一位有政治心的科学家的交谈中逃避日常党务，同情的种子就在此时播下了。”在贝尔福弥留之际，魏茨曼是唯一被允许探望他的非家族成员。“他俩没有说话，因为贝尔福非常虚弱，而魏茨曼博士悲痛至极。”贝尔福伸出手摸了摸访客低垂的头。屋里一片静默，他俩之间的感情无须言语就能感知。

由于魏茨曼代表了还没有被西方同化的犹太复国分子的主流，他在贝尔福眼里代表了他们的理想。魏茨曼从来不情绪激动，从来不像赫茨尔那样有任何夸张言行。他是个儒雅之人，极具智慧，是个精明的谈判者，一个“极简派”，能主动把自己的要求降至实际可能达成的水平。他有魅力，这一点跟贝尔福一样。有人猜想他的人格魅力使贝尔福把犹太人的运动理想化了。“作为宗教和种族传统的保护者”，贝尔福断定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世界政治中强大的保守力量”。

两人于1906年在曼彻斯特进行的这次决定性的会面之后不久，贝尔福的政党在大选中落败，他从公职中获得解放。于是他把自己着意保留的“富有激情的思考时刻”（达格代尔夫人用语）转向这个使他感兴趣的新问题。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贝尔福看到了一个机会，不仅能使在穆斯林统治下变得荒芜的圣地恢复生机，而且“还能实实在在地洗刷掉沾染在我们文明上的古老污渍”。这个措辞引自他1922年在上议院的一次关键发言。

，当时上议院正在就一项得到广泛支持的否决巴勒斯坦托管的动议进行辩论。贝尔福奋起反驳这项动议，他为自己曾试图在巴勒斯坦推行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政策做了认真的辩护。他在最后说，他如果未“尽全力强调”英国帮助犹太人返回家园是一个高尚的理想，就是对自己的不公正。“这个理想是激励我的主要动力……基督教世界并没有遗忘犹太人的信仰，没有忘记他们为世界上的伟大宗教做出的贡献。我们希望尽全力给他们提供在英国的统治下和平发展的机会，而至今他们都不得不生活在那些既不懂他们的语言也不属于他们种族的国家中。”

贝尔福在早年研究犹太复国运动时遇到的犹太人几乎都是顽固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贝尔福从未有过不安全感，从来不曾感知到外在的挑战，也不可能有人挑战他的社会地位，因此他无法理解是什么使他们不安。当康斯坦丝女士在1911年来惠廷杰姆拜访他的时候，他向康斯坦丝女士请教这个问题。“贝尔福对犹太人问题极为感兴趣，”她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他问了许多有关克劳德（蒙蒂菲奥里，伦敦犹太同化组织的理论领袖）的问题——他的书，他的态度，他的影响力。他让我告诉他克劳德在犹太社群中的地位，他的作品如何影响犹太问题。”

康斯坦丝女士遗憾地补充说，贝尔福“从纳蒂那里获得了大量信息，因此十分偏颇。” 纳蒂是她的表兄纳撒尼尔，第一代罗斯柴尔德勋爵，自从与赫茨尔有交往以来，过分热衷于赫茨尔的理想，至少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次等成员或与外族通婚的成员们看来是如此。后来，纳蒂的儿子成为贝尔福宣言的接受者，该宣言是以“给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信”的形式公开的。但大多数英国犹太人认同康斯坦丝女士在她的《追忆》（Reminiscences）和另一本有关其家族的回忆录中隐晦表达出的态度。这两本书都是在《贝尔福宣言》之后出版的，书中虽然频繁谈及贝尔福本人，但对《贝尔福宣言》却缄口不谈。

这种态度将在历史上留下印记，当反对宣言的埃德温·蒙塔古（Edwin Montagu）在他战时内阁的位置上没有能彻底阻止贝尔福宣言时，他便在措辞上含糊语义，使宣言发布者究竟持有什么态度成为永恒的争论。这种含糊其词的致命后果在后来才显现。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理由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围，这个问题很复杂，以本书的篇幅去讨论这样的问题，是不明智的。如果说这种态度是错的，它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贝尔福感到迷惑。犹太同化主义者害怕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会损害他们在寄居国的地位，贝尔福认为这种担忧是无稽之谈。与此相反，他说，“自古代以来的厌恶”是可以被缓释的，只需给犹太人“所有国家都拥有的东西：人民有居所，国家有领土”。

这件事，贝尔福达成了。按照贝尔福自己的评价，这是他逐步登上英国政坛巅峰的50年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成就。“最后，”达格代尔夫人写道，“他告诉我，他感觉自己为犹太人所做的是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事。”贝尔福在做这番评价时，历史的沉重负担肯定占据了重要地位。除去纠正一个古老的错误所带来的满足感，他还感到（我们只能猜测），在他一生的工作中，这件事给了他特别的荣誉，因为他此时正踏着《旧约》中古代英雄的脚印前进。

2.贝尔福宣言：丙酮还是良知？

一个著名的传闻说，英国之所以制定《贝尔福宣言》，承诺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是为了回报魏茨曼解决英国的丙酮短缺问题。虽然这个传闻极为简洁而有吸引力，但实际并非如此。劳合·乔治要对这个传闻负责。根据他写的战争回忆录，他建议给魏茨曼某种奖励，但遭到拒绝。劳合·乔治问：“我们能做点什么来表彰你对这个国家的贡献呢？”魏茨曼回答：“我希望你为我的民族做点事。”劳合·乔治夸耀说这就是《贝尔福宣言》的“源泉”。

毫无疑问，他俩进行过这段谈话，但《贝尔福宣言》的“源泉”不是这个骑士传奇故事，而是中东的战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8月打响。英国做了最后的外交努力，希望土耳其保持中立，但土耳其还是在10月公开加入了同盟国一方。其实，土耳其早在几个月前就与德国秘密缔结了同盟关系。英土终于决裂了，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刺耳判断被证实是正确的——他说，“我们赌错了马”，那匹马现在正在比赛，还穿着德国人给的衣服。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在11月2日至5日之间向土耳其宣战。战争期间英国顺便吞并了塞浦路斯聊以自慰。两周后，驻印英军攻占了波斯湾的巴士拉（Basra），接着开始向巴格达进军，形成从东面攻击土耳其的态势。

然而，真正决定性的是苏伊士运河，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里是拴着大英帝国的铰链。1915年2月，土耳其军队跨过西奈半岛，向苏伊士运河发动攻击，为此英军赶紧派出增援部队。土耳其军队虽被击退，但仍然是一个威胁，从此中东变成一个主要战场。温斯顿·丘吉尔在基钦纳和劳合·乔治的支持下，激情满怀地催促英国将中东作为主要战场，特别是在西线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是公认的失败，既没有拿下君士坦丁堡，也没能从背后向俄国提供支援。陆上战役先在美索不达米亚展开，后来扩展到了巴勒斯坦，经过四年的包围、攻击和僵持，土耳其人终于被击退，先撤出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最后退回了土耳其本土。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场，英国人在1917年3月成功占领了巴格达，但在向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推进中遇阻。当时英国的盟友俄国本应从北面发动侧翼攻击，但俄国爆发了革命，俄军的攻势随即瓦解。与此同时，基于埃及的军事行动在1916年进入叙利亚。英国人在西奈沙漠里铺设了铁路和供水管之后，攻占了埃尔阿里什，随后跨越沙漠进入巴勒斯坦。在边境的加沙，英军遇到了有德军支持的土耳其人，两次进攻受阻，僵持了六个月。最后，在新指挥官艾伦比的领导下，英军重新进行了部署，攻下了这个大力士参孙获得悲剧性胜利的镇子。雅法这个英王理查曾经血战之处，随后被英军攻占了。1917年12月，英国攻占了耶路撒冷，随后大马士革、霍姆斯、阿勒颇也被相继攻占，最后整个叙利亚全落入盟军之手。

在战场之外、战役之间，展开了这场世界大战中最复杂和相互矛盾的外交斡旋，达成的秘密交易让美国总统威尔逊感到无比厌恶。

这是秃鹰聚集的时刻，土耳其帝国的残骸就要被瓜分了。俄、法、英各有自己的领土要求。同时又多出两个新瓜分者——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他们有各自的野心，而英国出于各种战略考虑同时给予他们以支持。每个人都在谈判，却没人能完全掌握全局。英国外交部与法国和俄国谈判；英国陆军部与阿拉伯人进行谈判，有时跟这群阿拉伯人，有时又跟另一群，有时是通过开罗的阿拉伯办事处，还有时是通过身在前线的劳伦斯上校。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伦敦与不同的内阁成员进行谈判。因此形成了一大批互相矛盾的秘密协定、承诺、“共识”，此后从未有人能厘清。想从这堆乱麻中总结出英国的政策是浪费时间的愚蠢行为。这期间英国根本没有统一的政策，仅是为了赢得战争和牢固地守住中东这片地盘。为了这个目标，英国人不择手段，或者说每个谈判者都在为了自己的任务而不择手段。

结果出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烦冗也最令人痛心的争执。无休止的争执——不同的英国派别之间，阿拉伯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不同的白皮书之间，永久托管委员会内部，17组调查团之间，长达数小时甚至数周的议会辩论，无数书籍、报纸专栏、报告、大会、案情摘要——都没有准确地向历史说明英国为巴勒斯坦的未来做出了怎样的设计。实际上，设计者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确希望把巴勒斯坦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不许法国介入。但英国的控制应该采取何种形式，他们一直都无法确定。他们是在等待时间解决一切问题。与此同时，不同的谈判者也有自身的偏好。劳伦斯上校的要求比他的上级、阿拉伯办事处领导人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acMahon）爵士更加宏大；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爵士想要什么谁也搞不清楚，因为他跟法国人、阿拉伯人、犹太复国主义者谈的都不一样；我们甚至不能肯定英国外交大臣与首相的想法是一致的。事实上，我们能肯定他们的目标不一样。贝尔福想看到以色列的复兴，而劳合·乔治想牵制法国人。

我们能说的仅是当时发生了什么。战争爆发的时候，赫伯特·塞缪尔爵士是阿斯奎思政府的内阁成员，他后来成为第一任巴勒斯坦特派员。根据他的说法，他认为自己作为第一个进入内阁的犹太人，有责任了解犹太复国运动。在研究了一段时间后，他倾向于支持犹太复国运动。1914年11月，在土耳其参战后，他与时任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财政大臣劳合·乔治讨论了各种可能性。

他认为英国应发挥主导作用支持犹太复国运动，因为巴勒斯坦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必须保证那里的居民对英国友好。格雷被这个想法“在感情上深深地吸引住了”，而劳合·乔治也“很赞同”。除了法国的可能态度之外，他们还讨论了是否应通过帮助俄国沙皇重获俄国犹太人的效忠，从而换取面临困境的俄国沙皇的支持。格雷警告说，当法国出面索要叙利亚时，英国应避免默许任何与“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意图不相符合的”要求。从他们当时的用词来看，他们在最初讨论的是“国家”而不是“家园”。

受到这次会谈的鼓励，格雷通过英国驻彼得格勒大使，谋求俄国政府的支持，但未能如愿。

与此同时，又有一个人参与到这场讨论的第一幕中，他虽是幕后人物，但发挥了激励人心的作用——斯科特（C. P. Scott），《曼彻斯特卫报》一位受人尊敬的编辑。战争刚爆发不久他就与魏茨曼见过面，全面了解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此后便悄悄地、持续地安排魏茨曼及其同事能够与英国政府中的要员见面。他的报纸也努力让公众熟悉这个问题。斯科特在12月带魏茨曼来伦敦与劳合·乔治和塞缪尔见面。

“劳合·乔治开始连续向我提问，”魏茨曼记录，“有关巴勒斯坦的，有关我们在那里的定居点和人数，还有多少人会去那里。接着赫伯特·塞缪尔插了几句非常有帮助的评语，让我极度惊奇……劳合·乔治指出我应该去见贝尔福和阿斯奎思。就在这时，赫伯特·塞缪尔说——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准备写一份有关在巴勒斯坦建国的备忘录，提交给首相。”

魏茨曼原以为塞缪尔是个反犹太复国者，现在虽发现塞缪尔是个拥护者，但他俩似乎从没有一起密切工作过。但下一个步骤是塞缪尔做的。1915年1月，他把题为《巴勒斯坦的未来》的备忘录交给了首相。阿斯奎思看后感到不快，在笔记中写道，塞缪尔提议“英国吞并巴勒斯坦，这块地方跟威尔士差不多大小，到处是荒芜的山冈，部分地区没有水源。塞缪尔想在这片没有希望的土地上安置300万到400万欧洲犹太人，对欧洲剩下的犹太人很有好处。这读起来就好像新版的《坦克雷德》。我承认我对把这片土地加入到我们职责范围内不感兴趣。它以奇怪的方式印证了迪斯累里最喜欢的那句话——‘种族决定一切’。塞缪尔的思维有条不紊，但写这篇备忘录时却好像是诗兴大发”。

英国驻巴黎大使伯蒂（Bertie）勋爵也来泼冷水了，魏茨曼曾询问过他的意见。伯蒂勋爵是天主教徒，认为整个事情是“一个荒谬的诡计”，一想到“教皇会说什么”就浑身发抖。

与此同时，塞缪尔修改了备忘录，但没有降低要求，因为仍然谈到了“自治的犹太国”，并再次呈交给首相。首相看后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只粗鲁地说这份“狂热的”计划只能找到劳合·乔治做同党，因为他这个人“既不关心犹太人的过去，也不关心他们的未来，只认定如果让圣地落入‘信奉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法国的保护下，那简直就是一种暴行”。

阿斯奎思这番话大错特错了，因为凭他的性情根本无法理解劳合·乔治。在贝尔福看来，最早引起劳合·乔治兴趣的是《旧约》在现代政治中的再次出现。劳合·乔治自己也承认：“当魏茨曼谈论巴勒斯坦时，他提及的许多地名在我耳中比西线的地名听起来更加熟悉。”

确实，对英国人来说，但、贝尔谢巴比伊普尔（Ypres）和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更有意义。无论怎样，阿斯奎思的反对意见从长期来看并不重要。在战争的压力下，英国内阁分裂了，阿斯奎思被更强势的劳合·乔治压制并最终取代。内阁进行了一次初步人事调整，劳合·乔治改任军需大臣，这使得他离掌控全局又近了一步。与此同时，贝尔福进入了新的联合政府，成为海军大臣。一年半之后内阁才再次发生改变，劳合·乔治成为首相，贝尔福改任外交大臣。1916年12月，英国政府开始认真考虑公开宣布对巴勒斯坦的政策，并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正式对话。

但在此之前，政策已经开始在战场上形成了。1915年春，在奥斯曼战区，在开罗和大马士革之间出现了两个人物——“密探”，我们今天会这样称呼他们，当时他们为陆军部工作。陆军部的指挥官是个富于想象力的伟大军人，他是圣地的勘查者、喀土穆的拯救者，以及此时英国的英雄——陆军元帅基钦纳勋爵。他慧眼识人。在他的手下，有个因不够军人体格而做文书工作的年轻考古学家、阿拉伯学者，曾游荡于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之间，在战前为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勘察了西奈半岛。或许就是因为他们一样都是“沙漠人”，基钦纳选择了T. E. 劳伦斯，并派他去开罗执行一项被含糊地称为“军事情报”的任务。

自从帕夏穆罕默德·阿里反抗奥斯曼帝国的那个令人骄傲的时代开始，反抗之声就回荡在阿拉伯世界的各个角落里。过去，这些阿拉伯反抗者一直都没有引起注意，如今英国突然开始感兴趣，动员一切力量袭扰土耳其人。这些阿拉伯人内部充满了纷争，并非有价值的盟友，而他们提出的价码更加令人生疑。但英国人此时已经下定决心推翻土耳其，并以某种形式接管其阿拉伯领土。是直接行使主权，还是作为保护国或势力范围，取决于形势的发展。但无论形式如何，当地居民的支持是必须或至少是便利的。

当时的许多人和事都已经变成了历史——劳伦斯的戏剧性冒险，沙漠战，伪装，对麦加的老谢里夫侯赛因和他的儿子费萨尔（Feisal，后来的伊拉克国王）、阿卜杜拉（Abdullah，后来的约旦国王）的拉拢。英国关于未来的自治和领土范围等问题的承诺都由劳伦斯向阿拉伯人提出，然后由谢里夫侯赛因与亨利·麦克马洪爵士通过书信确认。但这些内容偏离了本书的范围，因为巴勒斯坦在约旦河的另一侧。

在这里我们必须讲一讲马克·赛克斯爵士。他几乎掌握了历史上最全面的信息，如果他没有突然死去的话，可能会将手中的信息整合成一个可以实施的政策。1919年，在巴黎和会期间，他感染流感，五天后就死了，年仅40岁。“如果他活着，”与赛克斯和劳伦斯一样曾供职于阿拉伯办事处的奥姆斯比－戈尔（Ormsby-Gore）写道，“近东的历史将会有所不同……休战后的各种灾难性拖延耽搁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会去各政府部门协调，去议会讲演，与所有人会谈，引起人们的关注……”

赛克斯是在1914年引起基钦纳注意的。他是一个聪明、古怪、具有冒险精神的外交官，早年在中东游历了许多地方，彼时在陆军部做参谋。“赛克斯，”基钦纳突然有一天对他说，“你在法国做什么？你应该去中东。”

“我去那里干什么？”赛克斯问道。

“就去那里看看，然后回来。”陆军大臣说，他讨厌条列各项命令，这让他的同事很苦恼。但赛克斯是一个不需要详细指令的人。他立即出发，开始了调查。他四处游历，与人交谈，之后回到英国。他所看到的，特别是他所预见到的，影响了英国未来四年的政策。像劳伦斯一样，他的影响力超越了他的职务范围——劳伦斯是因手下有一支忠实于他的军队，赛克斯则是因为他不可抗拒的能量和激情。他俩都属于那一长串对东方魔力着迷的英国人。虽然东方如今因衰败而被人遗忘，但它曾经是熙熙攘攘的世界中心，世界的信仰、艺术、法律均诞生于此。对那些跟他俩一样的人来说，东方释放着出生地一样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像劳伦斯一样，赛克斯被东方文艺复兴的愿景紧紧吸引住了，他俩都相信实现这个愿景的机会触手可及。一旦把奥斯曼帝国的幕布撤掉，古闪米特人，以色列和以实玛利，就能使自己和土地得到复兴。

“我想建立一个新国家，”劳伦斯在《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中写道，“恢复失去的文化影响，给2000万闪米特人一个基石，供他们建设民族思想的梦幻宫殿。”他把恢复以色列国也包括在这个梦幻宫殿中。“我支持犹太复国，”他在另一处说，“不是因为犹太人，而是因为巴勒斯坦重建后将提高中东地区的整体道德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

赛克斯的动机是一样的，他下决心为一个阿拉伯国家而努力。后来，他发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看出他们的热情和能量能为中东的复兴提供帮助。“这可能是犹太民族的命运，”他说，“成为亚洲和欧洲的桥梁，把亚洲的精神带给欧洲，把欧洲的生机带给亚洲。”

此时，有两方面的情况很紧急。一是为攻占君士坦丁堡，缓解俄国的压力，进而吞并土耳其而进行的达达尼尔战役；另一方面是在盟友之间就如何分配土耳其领土达成协议。赛克斯被派去谈判条件，其结果就是《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Treaty），一战中最不受欢迎的文件之一。赛克斯的传记作者看到过一份协定签署后的解释性文件，英国外交部用极为罕见的方式形容这份协定是“必要的权宜之计”。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当时的形势确实很微妙。每个盟国都踮起脚尖盼望满足自己百年来的野心，同时警惕着身旁其他的秃鹰，不许他们抢到比自己更多的残骸。但如何才能一方面合理地分配战利品，另一方面不打乱阿拉伯办事处的计划呢？因为阿拉伯办事处此刻正在小心地把侯赛因拉入反抗土耳其的行列，条件是承诺支持他做未来阿拉伯人的国王。

显然必须保守秘密，否则让阿拉伯人听到风声便会止步不前。这两组谈判是同时进行的。当赛克斯在彼得格勒和巴黎进行谈判的时候，亨利·麦克马洪爵士正在与身在阿拉伯半岛的谢里夫侯赛因交换信件，而劳伦斯就在他身边。当这位首领获得了某种形式的主权承诺时，他未来的领土正在被盟国以另一种形式进行瓜分。

《赛克斯—皮科协定》是老式的、纯粹的帝国交易，谈判过程和签署是秘密进行的，从未对外公开，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上台后公布了沙皇的档案。这份协定确实允许在土耳其从前的领土上建立阿拉伯联邦，但细看其条款，无论如何引申也不能与给阿拉伯人的承诺相吻合。由于此前没有向犹太人做出过任何承诺，还不能说损害了犹太人的利益。赛克斯本人不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存在（但他知道与侯赛因的所有交易）。虽然《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条款乱得如同黑暗中的迷宫，但有一条是清晰的，即巴勒斯坦被留待“特别安排”，没有承诺给任何人。巴勒斯坦周围的前土耳其领土都被明确地瓜分了：这些地方被分成红、蓝两个地带，A、B两个地区，根据各方不同的影响力水平分配了港口、铁路、城市、行政区和行省；这块地方用来与你交换那块地方，之所以把那个地方给那一国，是因为有第三方获得了第三块地方，如果考虑到另一种新情况……然而，巴勒斯坦被指定为“棕色”地带，命运待定。协定的措辞是这样的：“巴勒斯坦及圣所从土耳其领土中分割出来，另做特别安排，未来将由俄国、法国、英国协商确定。”

巴勒斯坦的这种例外待遇，同样出现在麦克马洪与麦加谢里夫之间的谈判中，并且双方在纸面上都给予了承诺。英国在此前已谈定的限制和边界基础上“愿意承认和支持阿拉伯人的独立”。这个陈述出现在日期为1915年10月24日的重要信件上。但其中有一个地区明确地被排除在外，就是“叙利亚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阿勒颇以西的地区”。这个笨拙的措辞指的就是巴勒斯坦，但专家们不会用这个地名，因为它在地理上意义很不明确。简单地说，“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全部被排除在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的许诺之外”。说这番话的是1922年任殖民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他把外约旦（trans-Jordan）从巴勒斯坦分割了出来。

当时包括费萨尔、劳伦斯、魏茨曼、赛克斯、英国内阁成员等所有人，没人认为给阿拉伯人的承诺会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形成中的计划产生矛盾。甚至于在《贝尔福宣言》公布后，大家依然没有觉得有矛盾之处。麦克马洪承诺给阿拉伯人的大片土地，没有包括贝尔福称之为“一小块土地”的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此后所有的主张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即当时的主要领袖——他们的老谢里夫侯赛因和费萨尔——都知道并默许了巴勒斯坦被排除在承诺给他们的独立领土以外，无论他们当时是否抱有不满。甚至在英国人想在巴勒斯坦内为犹太人留出空间的企图被公开之后，他们也没有提出异议。当以魏茨曼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委员会在炮火还未停息的1918年来到巴勒斯坦时，麦加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欢迎文章，署名是谢里夫侯赛因，这篇文章告诫阿拉伯人要欢迎犹太人，与他们共谋福祉。魏茨曼访问了费萨尔在安曼的沙漠指挥部。

在夜空下，魏茨曼和费萨尔与似乎无处不在的劳伦斯进行了一次会晤，这个著名的三人组达成了共识的基础。后来在巴黎，他们之间的共识以文件的形式出现了，由魏茨曼和费萨尔共同签署。在这份文件中，这位阿拉伯埃米尔同意“保证全力实施英国政府在1917年11月2日的宣言（贝尔福宣言）”，并且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鼓励犹太人大规模向巴勒斯坦移民”。费萨尔还给来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写了一封信，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正在一起改革、复兴近东”，且阿拉伯人希望给予返回家园的犹太人以“最热情的欢迎”，“叙利亚有足够的空间容得下你我”，“事实上，我认为缺了谁都无法取得真正的成功”。

后来，由于哈希姆家族（Hashimite family）没有能统一阿拉伯的所有领土和民族，被伊本·沙特（Ibn Saud）赶出了叙利亚，失去了阿拉伯半岛，这才涌现出一批新阿拉伯领袖坚称英国给犹太人的许诺一开始就违背了最初给阿拉伯人的许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麦克马洪的信件才被发掘出来，被解释为阿拉伯人同意起义的原因。此时，英国处于绥靖政治的高潮期，一边加倍地否定《贝尔福宣言》和巴勒斯坦托管的条款，一边要显示这样做的公正性。政府发言人从档案中翻出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的信件，掸去20年落下的灰尘，带着痛苦的惊喜宣布，有鉴于这份许诺，实施巴勒斯坦托管的有效性确实值得怀疑。没有什么比给恶劣的行为披上神圣的外衣更虚伪了。但仍然有当事人愿意澄清事实。费萨尔、赛克斯、劳伦斯和贝尔福在1935年时都已经去世，但奥姆斯比－戈尔还在，他在阿拉伯办事处工作时参与了整个谈判过程。在英国议会作证时，他清楚地指出：“阿拉伯办事处里从来没有人认为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地区属于英国政府承诺给阿拉伯人的范围。”

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是圣地，绝对不可能交由穆斯林统治。此外，法国人坚决反对阿拉伯人统治叙利亚。但英国将这片土地排除在许诺给阿拉伯人的领土范围以外，主要是因为军事需要使英国人的道德责任变得愈发清晰：英国必须自己占据巴勒斯坦。

“苏伊士运河两岸军事形势的迫切逻辑”使这一结论成为必然。这番话来自《曼彻斯特卫报》的军事记者赫伯特·赛德博特姆（Herbert Sidebotham）。1915年11月22日，《卫报》发表了赛德博特姆的社论，开启了其为以色列在英国保护下在巴勒斯坦复国造势的宣传战。“只要巴勒斯坦是被敌对力量或可能的敌对力量占领着，就无法稳固地守卫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这篇文章写道。为了从英国自身利益角度论述，就像沙夫茨伯里把自己的宗教动机隐藏起来一样，《卫报》指出埃及在古代解决防御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在朱迪亚建立一个缓冲国，借以抵御北方的军事帝国。“如果巴勒斯坦现在是介于埃及和北方的缓冲国，”这篇文章总结说，“并像古代一样由一个有强烈爱国心的民族居住……那么埃及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就很次要了。这就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大英帝国作为海上帝国的前途就依赖于其是否能实现。”

这篇社论使赛德博特姆认识了魏茨曼，魏茨曼请他把这篇社论扩展为一篇能交给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这篇备忘录在1916年初被交给了英国外交部的中东司，建议将缓冲国的计划制订“充分……因为如果希望第二个犹太国能避免第一个犹太国的命运，应该使其具有足够的空间”。这个缓冲国具有的战略优势应该对“英国理性的利己主义”有吸引力。但赛德博特姆无法完全避免将英王统治下的犹太人复国称为一次历史性的伟大机会。在此后的六个月里，赛德博特姆与曼彻斯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幕后的斯科特展开合作，为他们提供建议、鼓舞信心、发展渠道，继续通过英国巴勒斯坦委员会办的《巴勒斯坦》周刊公开传播这一思想。

就在这时，一个完全局外的因素突然闯入，造成各方的整合。英国的木材用光了，无法生产制造丙酮的木醇，而丙酮是制造无烟火药的重要原料。激战正酣时大炮因缺乏弹药而哑火的前景令人担忧。必须尽快找到合成丙酮的方法。劳合·乔治作为军需大臣“正想方设法寻找解决办法”。他找到斯科特，因为“绝对信任他的智慧”。当听说要找一个足智多谋的化学家后，斯科特推荐了“一个在曼彻斯特的杰出化学教授”，名叫魏茨曼。

在如此尴尬的时刻请外国人帮忙是冒险的，而且斯科特不清楚此人的出生地，只知道是在“维斯瓦河附近”。但他保证这位教授对协约国的忠诚，因为他知道魏茨曼关心犹太复国运动，还知道魏茨曼相信只有协约国胜利他的民族才有希望。

“我知道斯科特在我认识的人中最具识人之明……”，劳合·乔治说，“我信任他对魏茨曼教授的判断，并邀请他来伦敦见我。我立即喜欢上了他……他是个非凡的人。”魏茨曼曾花了很长时间秘密研究淀粉发酵工艺，于是立即着手为政府解决这个困难。仅用了几周时间（根据劳合·乔治的叙述），就研发出了丙酮的生产工艺。不过，直到战争结束，他仍在研究大规模生产和按新工艺改造工厂的问题。

丙酮事件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使劳合·乔治做出回报魏茨曼的承诺，而在于它使魏茨曼长期驻留伦敦，并在那位“不知疲倦”的斯科特先生的引导下，与政策制定者建立起了联系。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像魏茨曼博士这样的人，”陆军元帅艾伦比几年后在耶路撒冷说，“他富于感染力的激情能把任何人转变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

1916年至1917年间，机会终于在伦敦出现了，在某种历史规律的作用下，魏茨曼迎来了自己的历史时刻。他的丙酮工作受到了英国海军部的资助，而贝尔福是海军大臣。“你知道，”贝尔福遇到魏茨曼后说，就好像没有意识到此时离他俩上次会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正在想我们上次的谈话。我相信当大炮停止轰击后，你也许能得到你的耶路撒冷。”

1916年12月，劳合·乔治成为首相，贝尔福成为外交大臣，最后一幕开始了。他们“从头到尾把事情讨论了一遍”，劳合·乔治仅简单地总结道。但与犹太复国运动的正式谈判自此启动了。各方就法国索要叙利亚、教皇的反对、美国的态度、对正在滑向革命边缘的俄国的影响等问题纵横捭阖，谈判了好几个月。主要的麻烦是与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英国犹太人产生的激烈争论；在印度大臣埃德温·蒙塔古的推动下，内阁中的争论异常激烈。在舆论界，犹太人代表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和副主席蒙蒂菲奥里也把争论推向高潮。在那些日子里，大多数有身份的犹太人依然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群乞丐和怪人”的疯狂幻想。重新创造一个家园对他们来说似乎不是在实现梦想，而是破坏他们在西方国家辛苦赢得的公民权。非犹太人永远无法理解这一点。用《泰晤士报》的措辞，他们有一种“想象出来的紧张情绪”。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犹太复国主义者身上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成分，类似于捷克人、波兰人或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应对民族主义，他们相当得心应手。

在内阁里，像寇松勋爵这样反对《贝尔福宣言》的阁员，不是因为赞同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而是认为宣言使英国承担了过多的责任。那里不是衰败到无法承受新增人口了吗？寇松勋爵质问道。他还警告大家不要在没有做好资助其建国的充分准备之前发出故意含糊其词的声明，让人们解读为英国想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他请政府不要支持一个包含如此多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理想。

从政策的可操作性来看，他当然是正确的，未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他的正确性，但他的意见被驳回了。

总体看，批准这项计划的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克罗默勋爵曾经让赫茨尔对埃尔阿里什的希望破灭，如今却让犹太复国主义者大吃一惊，因为他公开同意了他们在巴勒斯坦的诉求。米尔纳勋爵是自由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他在基钦纳去世后接管了陆军部，是内阁中最强烈的支持者。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勋爵是贝尔福的副手，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激情甚至超过了他的这位上级。

但最有活力的是马克·赛克斯。他如今的职位至关重要——协调战时内阁、外交部和陆军部中东事务的联络官。他在各方之间奔波时发现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把他们视为推动中东复兴的动力，因此在宣传他们的理想的时候都带着他特有的激情。他参加他们的会议，阐述他们的战略，给他们安排会面，指导他们去会见谁，说什么话。在白厅的走廊里，到处能看到赛克斯的身影。“到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关于他们的谣言。”罗纳德·斯托尔斯回忆他的陆军部岁月时说。赛克斯经常冲进他的办公室，带来“最大的麻烦和最大的愉快”——兴奋不已或垂头丧气，这可能是他与贝尔福见面的结果，或者是宣言的草稿又要做出调整了。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障碍——法国的要求、梵蒂冈的反对、犹太复国运动的内部矛盾——赛克斯都知道牵动哪一根绳子能清除它。无论白天或黑夜，无论何时，任何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都有可能会被赛克斯召见，或是进行一次头脑风暴，或是报告出现的新对手，或是制订新战略计划。当纳胡姆·索科洛夫（Nahum Sokolow）博士代表欧洲大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于1917年4月去罗马完成一项任务时，他发现赛克斯此前不久刚在前往东方的路上经过罗马。他发现赛克斯已经为他订好了旅店的房间，大使馆里也有赛克斯给他留下的指导，在意大利政府机构中有赛克斯留下的口信，每天都有赛克斯从阿拉伯半岛发来的电报。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源自何方，私人的激情都不是英国战时内阁决定公开宣布向犹太人重新开放巴勒斯坦的原因。那么他们是为什么做出这个宣言的呢？他们的动机混合了多种成分，每个阁员也并不一样，这在此后始终没有定论。

他们是为巴勒斯坦的战略价值，但又必须同时具有合适的道德理由。时机是关键。当宣言在11月2日被发布的时候，艾伦比的军队早在10月即已开始向巴勒斯坦进发了。他们于31日攻占了贝尔谢巴，来到雅法的城门外，耶路撒冷是下一个目标。五周后的12月8日，耶路撒冷被攻占。一支英国军队要进入圣城了，这个使人敬畏的时刻突然变成了现实。选择此时公布《贝尔福宣言》就是为给这个时刻增添威严，并非仅是为了吸引世界的目光，而更是为了英国人自己。不仅是为了这个时刻，也是为了未来。因为英国人不仅要攻占巴勒斯坦，也要采取各种必要措施守住它。“我们应该这样制定政策，”马克·赛克斯在10月中旬给罗伯特·塞西尔勋爵写信说道，“不要表露出我们吞并巴勒斯坦或做其保护国的意图，而是要形成一种态势，当选择托管国的时刻到来时，当地居民自愿形成共识和愿望，把我们视为最可能的候选者。”

宣布英国将以《旧约》拥有者的受托人身份进入巴勒斯坦，将极好地满足这个目的，更重要的是能使英国人的道德心提前获得安抚。这种姿态，既非虚情假意，也非自命清高，而是保持英国人自己的道德心所必需的。在英帝国的发展进程中，每向前走一步都必须有道德理由，即使借口仅是一桩传教士谋杀案或是原住民对英王代表的侮辱。圣地在世界各地人的头脑中都是最珍贵的，如今英国人要进入圣地，那应该需要多么正当的道德理由呀！征服巴勒斯坦是最微妙、最不同寻常的帝国战果，艾伦比在大马士革门前下马步行进入圣城就是这种谨慎态度的体现。不能像祖鲁兰（Zululand）或阿富汗一样，随便丢进殖民地的口袋里就算了结。英国人要比其他民族表现出更大的公正。“让我给你们讲一讲英国人，”萧伯纳以他爱尔兰式的语气写道，“英国人的口号永远是责任……从来不缺少有效的道德态度……你会发现英国人善恶都做，但他们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有错。”

或者用张伯伦的一位传记作者的话说：“即使情况糟糕到极致，英格兰依旧有好的理由。”

基于同样的道理，英国也无疑有赖于有力的右手。克罗默勋爵用他那庄严的官员的口气做了表述：“在执行帝国政策时……不应完全诉诸物质考虑而排除想象力方面的考虑，因为这也是我们的民族特征。”

这就是《贝尔福宣言》所达到的目的：它提供了有效的道德态度和好的理由。宣言呼唤出英国民族特征中富于想象力的那一方面。简言之，宣言让英国人心安理得地夺取圣地。

要想宣言有效就必须真心实意，在1917年，宣言的拟定者就是真诚的。说这份宣言虚情假意或仅是宣传，等于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它的意义。有种理论说《贝尔福宣言》是为了赢得美国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的支持，这是1930年代的有意歪曲，彼时英国感到愈发难以实现托管的条款，正痛苦地想摆脱对犹太人的承诺。这使人们形成一种错误的感觉，即《贝尔福宣言》是政治宣传的姿态，是战时的权宜之计。

这种说法经不住推敲。一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宣言怎么可能影响最厌恶它的人呢？劳合·乔治虽在回忆录里特别说道，这份宣言是为了获得两方面的盟友，一是俄国犹太人——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有很大影响力”，二是“有可能提供资金援助的美国犹太人”，但这两个人群都极为厌恶犹太复国主义。用蓖麻油是吸引不来小孩子的。劳合·乔治用蓖麻油假装糖果，但这是不可能成功的。

对美国的犹太裔资本家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犹太人来说，犹太复国主义就是蓖麻油，而不是糖果。那些有条件提供道德、资金援助的有影响力的美国犹太人与他们在英格兰的同胞一样，都持反犹太复国主义态度；当然也有例外，如大法官布兰代斯（Justice Brandeis）。英国政府相当了解这种态度，他们已经花了很长时间应对内阁中埃德温·蒙塔古那样的难以调和的反对意见，以及政府外著名犹太人在《泰晤士报》专栏里表达的反对声音。宣言草案里的每个字在内阁里都曾引发争论，在1917年断断续续争论了一整年，并且伴随着公开或私下表达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声音。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内阁会去讨好住在美国、德国或任何西方国家“与高层人物有交往的”、被西方同化的犹太人，请他们去支持被他们认为给犹太同化论判死刑的宣言。

俄国的犹太人又是另一回事。那里的大部分犹太人肯定是支持复国的，但他们没有任何影响力。而在布尔什维克圈子里，有影响力的犹太人跟俄国之外的富裕犹太人一样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正如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犹太性在国际工人大联合中会消失一样，他们视犹太复国主义为最恶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此刻，布尔什维克正处于权力的边缘，威胁要与德国单独和谈。但《贝尔福宣言》根本无力吸引这些俄国犹太人支持西方盟友以使俄国继续留在战场上。

认为英国政府是因过于天真或无知而不知道他们试图影响的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是不符合事实的。劳合·乔治意志坚定，贝尔福思维冷静。支持他俩的还有米尔纳、丘吉尔、史末资（Smuts）将军，以及战时内阁的大多数成员，他们都不是政治新手，难道我们要相信他俩会如此草率地发布《贝尔福宣言》吗？“几乎没有决策经过了更多深思熟虑。”温斯顿·丘吉尔多年后告诉议会。他们的深思熟虑肯定是有其他目标的。

无论自觉与否，他们的目标是英国人的道德感，而不是犹太人的。正如沙夫茨伯里勋爵曾为基督复临而支持犹太人返回家园一样，如今的英国政府正为帝国扩张所需的“有效道德态度”而重复这一试验。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公布了“如下这份由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交并获内阁批准的宣言以表达英国政府对这一诉求的支持”。这份宣言被精简到了尽可能无害的地步：

英王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national home），并会尽全力促成这一目标。需要明确说明的是，不得伤害巴勒斯坦非犹太居民的公民和宗教权利，以及其他国家犹太居民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

宣言的文本此前已经传给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并获得了他的批准，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合决议一直拖到哈定（Harding）总统任内的1922年才做出。法国和意大利分别在1918年2月和5月表示拥护这份宣言。

“哦，请为耶路撒冷的和平祈祷”曾经是沙夫茨伯里的箴言。《贝尔福宣言》是在大炮背后发出的，像是为预报和平和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敲响的钟声。抛开其对犹太人的意义不说，它似乎提振了其他人的精神，至少是社论作者和演说家的精神。这个宣言被誉为“最古老的民族悲剧”的谢幕，伟大希望的信号，正义、自由和民族自决的胜利，耶路撒冷和平带给全世界的黎明。土耳其人的独裁统治终将被摧毁，巴勒斯坦将再次流淌牛奶和蜂蜜，正如曼彻斯特市长所说，“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即将实现了”。

宣言不是一个国家诞生的标志，罗伯特·塞西尔勋爵说，“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复活……我相信它对世界历史有长远的影响，它对未来人类历史的影响无人能预测”。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犹太复国主义者请赛克斯赞颂宣言，他说，宣言为一个由多个大洲、种族和理想组成的联盟提供了一个愿景。几个月后魏茨曼和埃米尔费萨尔在沙漠中的亲切会面几乎证明了他的正确。热情和善意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了高潮。

对犹太人来说，或者是对那些仍然不断复述着古老祷告词“明年耶路撒冷见”的人来说，宣言是犹太圣殿倒塌后的第一缕希望之光。伦敦塞法迪犹太人的首席拉比盖斯特博士回顾了那个古老的传说，当犹太圣殿被毁后，圣殿墙壁的碎片进入了犹太人民的内心。“我感到我内心的石块正在松动。”他说道。后来在耶路撒冷，军事总督罗纳德·斯托尔斯看到等待巴勒斯坦第一位英联邦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进城的民众，“几乎幸福得昏厥过去”，“好像处于荣耀和梦想成真的快意之中”。

几乎在同一时刻，荣耀就开始销蚀了，情况开始恶化，直到30年后英国驱逐舰炮击一艘名为“出埃及”号（Exodus）的客船，这艘船正运送犹太难民前往他们的“民族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