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苏联核潜艇突发火灾，因严禁发送国际求救信号最终沉入大海

1989年4月7日，在熊岛西南180公里、距挪威海岸490公里的挪威海中立海域内，K-278“共青团号”潜艇完成了例行的潜航任务，平静地向基地返航。

这艘巨大的潜艇曾被西方视为苏联最神秘、当时最大的潜艇。其独特之处在于采用了钛壳制成的船体，使得它能够潜入水下达到1000米的深度。

11时3分，值班机械师尤金的控制台突然显示出一个警报信号：“第七舱温度超过摄氏70度。”

尤金立刻向上校艇长瓦宁汇报，各舱室内的紧急警报随即响起。瓦宁频繁呼叫可能发生火灾的第七舱：“7号！7号！请回答！”

“尤金，告诉我！7号舱内有人吗？”瓦宁问。

“伊万诺夫在里面，但他没有回应。”

尤金接着说：“艇长，我们必须立刻向第七舱注入氟利昂！”

瓦宁陷入了沉思，氟利昂虽然可以控制火势蔓延，但它也会夺去舱内水兵的生命。尽管伊万诺夫一直没有回应，最终瓦宁下令：“向第七舱注入氟利昂！”

如果主压载水舱注水压缩空气的管道没有被电弧击穿，氟利昂本可以扑灭火势。然而，此时第七舱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压缩空气喷射管道的气流像火焰一样加剧了火势。

几秒钟后，火势蔓延至第六舱，水兵们还没来得及戴上防毒面具，舱内已烧起了熊熊大火。

事故不断蔓延，舱内的火势扩大。“火警！火警！”第五舱报警，第四舱水兵报告：“冷却泵失效，发出危险的噼啪声！”瞬间，潜艇的垂直舵被卡住，各舱的通信中断。

尽管面临极度危险，全艇的官兵都保持着冷静。

然而，情况变得极为危急，有三个舱仍然烈火肆虐，已经无法向第五和第六舱注入氟利昂，这两个舱的水兵只能继续努力扑灭火势。

海军上尉奥尔洛夫担任遥控指挥组长，他决定关闭反应堆，确保核反应堆区域冷却正常，以避免再次发生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

在潜艇下沉至水下157米的过程中，军士长卡坦塞夫冒着生命危险，为主压载水舱注入气体，潜望镜伸出水面，卡坦塞夫紧靠舱口，听到海水拍打艇体的声音。

“共青团”号最终浮出水面，但由于尾舵失灵，无法移动。

海军上尉沃兹戈夫下潜后发现，艇壳上的厚实橡胶保护层已经熔化，海水与炽热的艇体钢板接触后瞬间变成了浓密的蒸汽，然后“共青团”号开始下沉。

从发出火警信号到潜艇浮出水面，仿佛经历了数年的时间。当时的时间是11时14分，事故仅发生了11分钟！这艘庞然大物浮出水面后，由于尾舵失灵，无法移动。

17时08分，推进器指挥室再次发出火警信号：毒气扩散，指挥室内能见度降低。机械师决定立即切断电子设备的电源，并启动灭火器。

指挥室充满浓烟，艇长下令，除了灭火队员，其他官兵都撤至甲板上。留在舱内的人员戴上与压缩空气主管道相连的自动呼吸器，突然，军医扎伊亚采嘴里感觉到了甜味，立刻摘下面具，命令化学师契尔尼科夫检测气体成分。

契尔尼科夫惊愕地回答：“这是致命的毒气！”

第七舱的高压力将一氧化碳压入面具自动呼吸系统，所有人赶紧摘下面具，但已有3人中毒，被送上甲板接受抢救。

11时45分，艇长多次发送求救信号，但没有得到回应。这艘高度机密的潜艇必须按照规定，只能在本国通信频率上发送加密信号。

即使在1989年，规则也严禁发送国际求救信号。

尤金毫不犹豫，带领队员前往着火区域进行侦察。他戴上防毒面具，手持手电筒，穿越浓烟，每一步都充满了触电和突然出现的火焰和热浪的危险。

尤金带领救援队首先冲入起火的舱室，眼前的景象令人心惊。舱内的水兵虽然仍然活着，但已经被烧伤得面目全非。海军上尉沃尔科的防毒面具甚至熔化在他的脸上。

受伤的水兵们立刻被送上甲板，军医扎伊亚采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临时医疗站。他事后向事故调查委员会回忆道：“救援队不断将受伤的水兵带到我身边。当我帮助他们脱掉背心时，他们的皮肉几乎都烧焦了。”

“水兵们的伤势让我感到震惊，有两名水兵的双手和双臂都被烧得面目全非，皮肤几乎全部烧毁，但他们仍然告诉我不需要麻药，因为他们想节约药品以便用在更需要的伤员身上。”

随着救援船即将到达，官兵们松了口气。潜艇失事的厄运似乎已经避免，事故似乎已完全得到控制，聚集在甲板上的官兵们松了一口气，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大吃一惊。

16时24分，潜艇剧烈晃动，氧气再生罐接连爆炸。仅仅几分钟内，钛壳炸裂，海水涌入艇尾的两个舱室，甲板上的水兵们纷纷坠入冰冷的海水中。

17时8分，“共青团”号沉入大海，舱内还有6人，只有军士长萨伦科奇迹般地生还。

潜艇发出的最后电报是：“局部火势在控制中。”

18时20分，30名幸存者爬上救生艇，被前苏联军舰救起，然而，在返回的途中，有3人不幸丧生。

幸存者们严格按照苏军的求生规定行事：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双腿弯曲，贴近腹部，以保持小腹和腋下的体温，这个姿势可以让落水者在冰冷的水中坚持15分钟。

如果艇长冒险违反规定向外国舰船求救，也许这些水兵们可以全部获救，但可惜的是，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