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建：我们这些人，眼里没有升官发财的概念

陈知建。（新华网/图）

我们家五代行武，太爷爷陈翼琼是湘军武将，御封“武显将军”，再上一辈也有人参加湘军。太爷爷解甲归田后不让爷爷从军做官，可没能阻止我爸那帮孩子跟着我太奶奶练武。我爸的军事生涯也是从湘军开始的，他在军阀部队里从二等兵一直到上士，1923年又在黄埔军校学习。

我爸去世时我还不到16岁（注：陈赓逝于1961年），他生前很少给我们讲他的事。虽然我在我父亲指挥过的部队干过八年，但对他的事也只知道个皮毛。我是退休后才开始整理他的日记、传记和文献资料，这才慢慢了解他。

年纪越大，越想知道老爷子他们的长征是怎么走下来的。2006年，我参加了“重走长征路”活动，“走”了34天——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坐车，当年很多路都建成高等级公路了。不去看看那个地形，一路上不听那么多的讲解，不会有那么深的体会。

一边行军，一边上课

我爸爸正好是在长征之前几个月，从蒋介石那里跑了出来。之前他两条腿都在战争中断了，走两万五千里应该够受的。

长征时他是干部团团长，团政委是宋任穷。干部团是中央苏区步兵和特科学校，加上原来的红军大学合并成立的，一共四个营，外加一个“上干队”（注：全称是“上级干部队”），里面都是被审查的干部。

为什么干部团不继续叫学校呢？因为他们要打仗啊！它一边行军，一边上课，跟着中央纵队走。哪个部队人打光了，就派干部去重建；哪有重大伤亡了，新提的干部就要到干部团训练。这里干部最低也是个排长。尤其是湘江战役后，八万六千人剩三万，把兵打光了的干部也集中到这里。

两个步兵营的装备很好，每人都配一支土枪和一支驳壳枪，人人都戴着缴获的国民党钢盔。还有一个政治营和一个特科营，下设三个连：炮兵连有六门迫击炮，机枪连有六挺重机枪。后面有情况、前面打不下来，他们就得去；工兵连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突破乌江就是他们搭的桥。这就是舟桥部队的雏形，这给了我爸很大影响，以后特别重视工兵。

干部团比较出名的几件事，一是土城战役。我爸带着干部团增援，在青杠坡上跟敌军14次反复争夺制高点。别人打就费劲了，武器都不全，可干部团的火力多强啊，而且都能打仗——“梆梆”打几炮，重机枪掩护着，人就上去了。

另一仗就是打遵义（注：1935年2月25日，红军二占遵义），夺取娄山关，干部团一天走了一百多里地去打仗。后来军阀都知道了：红军有一帮戴钢盔的，头儿是个戴眼镜、拄拐棍的，厉害。

渡金沙江的时候，渡河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和司令员分别是陈云和刘伯承，我爸受命带了两个营，先头部队化装成白军，一枪没放就把皎平渡对岸的渡口占住了。他们找了七条船，雇了36个船夫（注：一说为27个船夫），三万多红军渡了九天九夜，就这样给渡过去了。

我去过四次皎平渡。有一次是在2006年，我、宋任穷的儿子宋克荒、刘伯承儿子刘太行、陈云的儿子陈元，一起去看一个当时帮红军渡江的老船工。老人家自己也成了一个红色旅游景点，他记忆已经模糊了，我们问他，“你认识刘伯承吗？”他回答，“认识，就站在那块石头上指挥的。”“认识陈赓吗？”“认识。”个个他都说认识，我们还开玩笑让他认谁是谁的儿子，他没认出来，我们哈哈大笑。

“一个乐观的人”

我爸是一个乐观的人，很顽皮，是纯顽皮，对谁都敢捣乱。艰苦的时候，别人都垂头丧气，他就要开个玩笑来逗你。

他的马好，打完仗，好马都要送到他这来。另外他的枪好，战场缴获的手枪，他要挑最好的。这些都是给他部下准备的，哪个下级指挥员的马不好了，来他这里就能换一匹，枪不好了到他这就换一把好枪。另外，他的马褡子里总有点好吃的。

我曾听他讲，他长征时哭过两次，一是在草地遇到的小红军死在他怀里（注：这个故事被编入人教版语文课本）；二是他的大白马过草地时累死了，他叫他的兵挖了个大深坑埋了，不许别人吃马肉。其实我爸挺爱哭，他的爱将牺牲了，他都要哭一把。

我15岁时曾问过他，“哪种刑罚最疼？”他说：“他们（注：指国民党）知道我不怕疼，上来就给我来电刑。太难受了，我喊了，要不连哼都不哼一声。”那是在他去世前不久。

1961年春节过后，中央军委要求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得写。当时我爸心脏病已经很严重了，两次心肌梗塞，所以总参没通知他。他从别人那里听说之后，打电话给总参：“为什么不通知我？”

他写了个提纲，还让我去看，包括怎么准备打仗，进攻战怎么打，防御战怎么打，怎么追击，还有撤退怎么办。他不夸耀战功，而是着眼于未来，还反复琢磨，将来部队应该怎么建设，应该注意训练哪几个方面……他一下子浮想联翩。可惜他只口授了序言部分，就去世了。

“贪财是巨大的耻辱”

电视剧《亮剑》，把我爸的部队的事编了编，就编出个李云龙来，我很喜欢，看了几十遍，现在再放我也还看，一边看一边掉眼泪，从头哭到尾。我是71岁的老人啦，当然不会因为想我爸而哇哇地哭，我是佩服里面的那种精神。

我们家是军人世家，家里没人教育我们“你必须当兵”，但我从小就是想当兵，现在我儿子也是一样。

我的脚是平足——我爸的遗传。有次体检，老师说，“你这个不能考军校”。我回去告诉我爸，他当时就火了：“你就告诉他，你爸是陈赓，他是平底足，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出来了，平底足怎么了？”

我那会儿还念北京四中，毕业时书不好好念，一门心思想当兵。后来我就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去了，这也是我爸创立的学校。到我儿子高考时，他的志愿也全都是军校。

我爸那个聪明劲儿，传给了我的小弟弟和我妹妹，他俩读书好，小弟弟陈知涯做情报工作颇有建树，妹妹陈知进是解放军总医院的麻醉权威。我和另外一个弟弟，继承了我爸军事这方面的才能，弟弟陈知庶当了甘肃省军区司令员。我在云南待了九年，就是在我爸的部队（注：解放军第14集团军）。

我还有个大哥哥，1946年入伍，他妈妈（注：陈赓第一任妻子王根英）抗战时牺牲了。他因为是烈士后代，2015年参加了“9·3”大阅兵。记得那天最先出场的海红旗导弹吗？头一个型号的原型就是他参与搞的。

有人认为我们干部子弟“有优越感”，批得我们垂头丧气的，实际上我们什么苦都能吃。“文革”时我到农村，春天刨大粪，刨得浑身臭烘烘，这些粪冻得梆梆硬，刨得两手都是血泡，浑身都长虱子，腿叫臭虫都咬烂也没觉得苦。到现在，再差的东西我也能吃饱，再不好的东西我也敢动筷子。我们这些人，眼里没有升官发财的概念，贪财是巨大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