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主席提笔写下字条后，交给姚淑贤：不要对任何人讲就是了

“你且收好，回去交给那青年，不能让他误会了。”毛泽东把一张字条递给身旁的年轻女同志。

“可是主席，组织有规定，我要保密的。”女青年推辞着，不敢收下字条。

“哎，你真是，”毛泽东对女同志挤挤眼，“你不要对任何人讲就是了，怎么能因为我耽误你们呢。”说着把字条塞到了女同志手里。

这位女同志叫姚淑贤，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工作，是位服务员。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段对话呢？毛主席在纸上写了什么？是在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吗？为什么要“教”姚淑贤“说谎”呢？

这其实是毛主席有趣的往事之一。

故事发生在1956年的一个夏天。这天，毛泽东临时安排要从北京到外地开会。一接到通知，专列和相关安保、服务及其他随行人员都马上准备妥当，让毛泽东以最快速度出发。

列车上，毛泽东也依然像在北京的办公室一样埋头工作，在办公桌前一坐就五六个小时，半夜出发这会天已经亮了。

身边的秘书看不下去了：路途遥远，舟车劳顿，毛主席本来休息时间就不多，到了地方马上就要开会，再好的身体也遭不住的呀。于是秘书强烈要求毛泽东去休息，毛泽东遭不住秘书的软磨硬泡，答应去休息室养养神。

突然闲下来的毛泽东一下子睡不着，就走到窗边，一边观赏沿途的景色，一边和身边的列车服务员拉起了家常。

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毛泽东看着窗外的郁郁葱葱，就和身边这几个服务员感慨：“今天这天气真的不错，北京应该也很适合出门吧。”末了也不忘“八卦”一下：“哦对了，这次行程匆忙，我有没有打扰到你们小年轻约会呀？”

几个列车服务员都是年轻小姑娘，毛主席平时出远门基本上也都是她们跟车，时间久了，也就和毛主席熟悉了不少，说话也没那么拘谨。听到毛主席的问话，她们有的连忙摆手说没有没有，有的说自己还八字没一撇呢。

但其中有个列车员没答话，脸上反而泛起了红晕。毛泽东注意到了，打趣说：“姚淑贤同志，你是晕车了吗，这脸蛋怎么红扑扑的？”

姚淑贤听了脸更红了。身边的小姐妹不打算放过她，和毛主席“打小报告”：“主席你有所不知，她呀，最近和一个男青年发展得可好了，隔三差五写信，甜蜜着呢。”

“哎呀你可别瞎说了，哪有你说得那么腻歪。”姚淑贤羞赧地推了推朋友。毛泽东来了兴趣，微笑着追问那男青年的工作、性格，还有平日待她如何等等问题。

姚淑贤红着脸，磕磕巴巴地回答了，和平时干净利落的做事风格完全不一样。毛泽东又问：“听起来你们见面有些困难，最近有没有约去哪里逛逛呀？”

“约了。”姚淑贤回答。

“哦？什么时候？”毛泽东询问。

“就今天，约的城北公园。”姚淑贤声音很小。

但毛泽东还是听到了。他不由得拍了下大腿：“哎呀，你糊涂呀！有约了你怎么不说呀，也没来得及和人家说吧？”

“一时间没找到能替我的人，而且主席的行程我们是要保密的，所以就……”姚淑贤有些结巴。

“唉，事出突然，大半夜就要出发，也是为难你了。”反而是毛泽东急了。“这回头要是误会了怎么办，因为我耽误你们的终身大事这怎么行呢！”

毛泽东想了想，说“误会如果不及时解开是很影响感情的。这样，你随我来。”说着，朝姚淑贤招了招手，把她领进了办公室。

找了张白纸，思索半刻，毛泽东在纸上写了几行字，递给姚淑贤。

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段对话。

组织上有个规定，主席出行，任务结束后随行人员不得夹带任何文字记录离开办公场所。毛泽东对此是知情的，所以才会将姚淑贤单独叫来，还嘱咐她不用上报。

姚淑贤很不好意思，认为主席不应该为她的小事操心。毛泽东有些不高兴了：“怎么是小事呢？国家大事也是由千万个家庭小事组成的，你的‘小事’处理好了，也给了我处理好大事的信心呀！”

主席一番话让姚淑贤有些愣住了，一时间不知道接什么话好。“快收好，一会要是被我那唠叨的秘书长看到我又在办公室又要说我了。”毛泽东一句话又把姚淑贤逗笑了，赶紧收下纸条。

那么这张要“保密”的纸条上写了什么呢？上面用铅笔写了两句诗：“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这两句诗出自《诗经》中《静女》一篇，描写的是年轻男子焦急等待花季女子赴约的心情和场景。大致意思是：“娴静的姑娘真美丽，约我在城脚下相见。故意躲藏让我看不见，急得我呀又是挠头又是徘徊。”

诗句所写简直和男青年等待姚淑贤时的样子一模一样。

男青年本来对姚淑贤失约的事情有些生气，看到纸条上的诗句被逗笑了，也理解了是姚淑贤的工作比较特殊，两人的误会就这样轻松解开了。

后来，姚淑贤和那位男青年修成正果，和毛泽东说了这件事，毛泽东还特意为两位新人写了贺词。

在下属面前，毛泽东就像一个爱操心的大家长，喜欢和他们拉家常、侃大山，十分温和亲切。

给姚淑贤的纸条只是毛泽东“喜欢当媒人”的表现之一。其他下属也遭遇过毛泽东类似的“八卦”行为。

比如毛泽东贴身警卫之一的田云玉，当时工作间隙给女朋友写情书时刚好被毛泽东碰见，毛遂自荐要看看田云玉的文笔如何。

田云玉就给毛主席看了。看过后，毛主席斟酌了一下，说：“写得不错，我给你改改错别字吧，别被人姑娘以为你是个大老粗，留点好印象。”

改好后，毛泽东还说：“小田啊，下次记得写仔细些，我还要检查的啊，哈哈哈。”田云玉也被毛主席平易近人的样子感染了，也笑了起来。

田云玉除了写情书被毛主席调侃之外，也能让毛主席反思自省。1856年，国家对政府工作人员统一进行工资调整，涨一个级别就可以多拿十几块钱的工资。

按理说田云玉是可以涨两个级别的，但组织讨论后，决定只给他涨一级。田云玉委屈极了，甚至还找了局里领导哭鼻子，但组织已经下了决定无法更改。

但这并不是因为田云玉贪财，而是田云玉家里人口多，有几个哥哥姐姐，也有弟弟妹妹，早早外出工作的他自然想多赚些钱改善家里的生活。如果能多挣十几块钱，弟弟妹妹每个月就能多吃点鸡蛋了。

这件事也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他心疼这小小年纪就离家工作的孩子，就把田云玉叫来，对他说：“小田呀，我知道你家里比较困难，这样子，我和你商量一个事情，我从我的工资里补给你一些，每个月给你60块钱，你看如何？”

毛泽东平日没有多少地方需要花销，日常生活十分节俭，这都是田云玉看在眼里的。

他拒绝了毛主席的提议，说：“主席，这钱我不能要。我要是接受了，我就不是国家干部了，接受了您私人的钱，我就成了您私人的人啦。”

这番话是毛泽东没想到的。他愣住了，好一会儿才点点头，说：“嗯，你说得对，是我考虑不周，我要检讨。”

本以为毛主席的“检讨”只是随口一说，田云玉没想到在第二天的工作安排会议上，毛主席讲话时真的提到了这件事，反省了自己思想觉悟有所松懈，并且号召其他工作人员也要向田云玉学习。

这着实让田云玉敬佩不已，毛主席在他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

毛泽东很善于反思，将自己放到对方的立场去想问题。1955年毛泽东前往北戴河工作的那段时间行程安排得比较紧张，毛泽东在办公室沙发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了，没忍心叫醒他。看到房间里窗帘还开着，外面正是阳光最猛的时候，工作人员怕毛主席睡不舒服，就去拉窗帘。

没想到拉窗帘的声音却把毛主席吵醒了。从睡梦中一下子惊醒，毛泽东有“起床气”了，生气地让工作人员出去罚站。

这位好心办坏事的工作人员有些委屈，但也内疚自己打扰了主席难得的睡眠，于是也没反驳什么，站到了外边走廊上。

可是站了还不到五分钟，毛泽东就从房间里出来了，对刚被自己惩罚的工作人员说：“对不住啊，我刚一下子头脑还没清醒过来。”工作人员万万没想到毛主席非但没有继续睡觉休息，而是马上来认错，有些愣住了。

毛泽东接着说：“你们知道我睡觉难，理解我工作不容易，所以你们不会怪我。但我这样是不对的，没有理解你们也是关心我，不是故意吵醒我的。你也别站着了，我过意不去。”

毛泽东平易待人的态度不代表他不会严格要求周围的人。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有两个原则：一个是绝对不提拔自己的秘书，另一个是跟他外出出差到地方时，绝对不能跟当地政府或百姓要哪怕一点好处。

1959年，毛泽东当时的警卫组组长李家骥在陪同毛泽东外出视察时，想在当地买些东西，但是又不想花太多钱，就向商家说自己的身份，然后讨要低价。

全国各地的人民都十分拥戴毛主席，对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也是爱屋及乌，十分尊敬的。那李家骥都说自己是毛主席的人了，商家们不敢但也愿意给他这个便宜。结果毛泽东巡察一圈下来，李家骥都占到了不少便宜。

回北京路上，一个小警卫看不惯李家骥的行为，就趁机和毛泽东打了自己领导的“小报告”，毛泽东听了，大为震怒，让人赶紧把事情调查清楚，如果情况属实，一定要严肃处理。

身边的秘书担心毛泽东气坏身子，劝了两句，被毛泽东说了回去：“我身边有耗子我能不生气吗！政府是要为人民群众办事的，不是让群众行方便的。这样败坏政府人员形象的人绝对不能留！”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索性“清扫干净”，立马让人对身边工作人员进行作风教育，发现心术不正的人员即刻开除或调职降职，整治风气。

众所周知，除了政治上的成功，毛泽东在文学方面也颇有建树，是一位杰出的现代诗人。

他的诗歌既有生动的现实场景，也有烘托气氛的意境，可谓是现实主义传统和创意造境的结合。

其写作风格和毛泽东平日里爱读国学经典，譬如《诗经》《论语》的读书习惯是分不开的。

在韶山的毛泽东故居里，珍藏着毛泽东时间最早的遗物——《诗经》和《论语》两本书，这两本书除了时间早，最为宝贵的是它们的书页上还保存着毛泽东少年时期阅读时留下的笔迹。

《诗经》是毛泽东阅读的第一本诗集，可以说是他的诗歌启蒙。这本保存至今的《诗经》上有不少毛泽东少年时圈点诗句、简评感想的字迹，可知他一定是很用心去理解、感受其中的内容的。

从毛泽东的诗作和生活片段来看，他受《诗经》的影响挺大的，不然也不会在征友启事中也引用其中诗句。

那是1915年的秋天，长沙街头出现了一则征友启事，当地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偶然看到后，顿时大发雷霆，大骂发出启事的人“伤风败俗”。

这则署名“二十八画生”的启事上写了什么让校长这么生气呢？原来是启事的最后引用了《诗经》里的一句诗：“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意思是鸟儿嘤啼鸣叫的声音，是在寻求伙伴。

校长生气是因为这句诗所属的篇章是一首爱情诗，校长认为这个“二十八画生”是假借交友之名结交女子，厚颜无耻。

发出启事的人正是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从后来的情况我们可以知道，这其实是校长误解了毛泽东的意思，以偏概全了。

毛泽东的本意是借这句诗表达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心愿。他在1915年写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说道：“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唯此耳。”

后来与美国记者斯诺交谈时，毛泽东也提起过这件事，他说：“我曾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过一则广告，希望有志青年和我联系。我写明要和能吃苦耐劳，有着坚定意志，还有一颗愿意为国牺牲的赤诚之心的青年结交。”

从中可知，毛泽东当时征友并无二心，他一直都秉承着真挚诚恳的态度与人交往，这也是他能团结全国上下，共同解放中华民族的原因之一吧。

毛泽东生于清朝末年，幼时就被要求诵读四书五经，《论语》也是迫于先生的要求才读的。

一开始，年幼的毛泽东只是通读、背诵而不知其意，随着年纪的增长以及社会局势的变化，他对《论语》有了新的理解，认为《论语》集国学之大成，摒弃糟粕，精华之处是值得传承和发扬光大的。

1920年毛泽东路过山东时，还特意中途绕路去拜访孔子的故乡。即使多年后，毛泽东也毫不掩饰他对孔孟二子的崇敬之情，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交谈中也回忆了他拜谒孔子故里时的情形，十分动情。

在出版的作品《毛泽东选集》中，也有不少地方引用或化用《论语》等国学经典的句子，比如在著名词篇《水调歌头·游泳》中，毛泽东就豪迈地写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子”指的就是孔子。

从毛泽东给下属姚淑贤写诗帮其解除误会等往事来看，他是个立体生动的人。可能普通人看到他的名字都第一时间会想到他身为共产党领袖的光辉伟岸形象，但他其实也有平易近人的一面。

换句话说，正是他亲切宽厚但又严于律己的性格，真诚待人且严格要求的态度才成就了他政治上的成功，这和毛主席的个人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

尽管伟人已逝，但精神长存，我们年轻一代应该更多了解伟人的事迹，学习他积极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懈努力的人生态度，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好共产主义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