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八路军军服从何而来？主要有三条途径，其中一条让人很意外

电视剧《大染坊》里有这样一个情节，抗战爆发后，我地下党同志找到陈寿亭，请他为我军染布料，要求染成“八路灰”，最终陈寿亭通过高超的技术，加班加点完成任务，最后还没有要钱。

由此可见“八路灰”是当时我军军服的主要颜色。

其实，从实际情况看，却不是这样的，当时我军各军区对士兵衣装颜色各有规定，具体颜色大致包括灰色、土黄色、草绿色等。

例如：

晋察冀军区的军装是草绿色；

冀中军区1938年的夏装统一规定为草绿色，冬装为灰色，后变为土黄色；

129师1939年规定夏装一律用粗土布染成灰色；

太行二分区，1940年至1943年以黄色为主、绿色为辅，1943年以后出现灰色、黑色和草绿色；

115师“一九三九年的衣服是灰色的，到一九四〇年以后冬季是土黄色的，夏季是草绿色；

山东军区1944年规定衣装“颜色统一，要求保护色，夏季草绿色，冬季土黄色或灰色，要看平原地、山地来分别。

由此可见，各军区的衣装颜色并不一致。

为什么我军军服有这么多颜色呢？

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染料获取难度大。

比如，1940年120师为什么要将灰色改染为黄色呢？

原因主要是从敌占区买不出硫化氢，没办法染。

当时120师有学过化工的大学生，他们就从槐树籽等植物中提取黄色染料，所以以后120师部队的衣服便改为黄色。

二，与当时的战斗需要有关。

比如，1941年129师第2纵队在敌人反复不断地残酷扫荡下，要快速完成部队全部换成夏装的工作，为了节省，当时决定全作灰的，后来因时局的关系，准备发动部队作黄色的，结果灰、黄色各做了一部分，由于部队的流动性很大，弄的黄色、灰色参杂，使部队服装军容上不整齐。

大家知道，随着时局的发展，我军一步步壮大，当然，需要的军服也越来越多。

那我军的军服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取的呢？

首先，部队发放

其实，当时将衣服送到战士手里是很难的，比如说棉衣。

当时，边区被服厂从冀中根据地送来大批布匹、棉花、染料等，生产出来服装后再送往各部队。

在战争环境，部队驻地不固定，尤其在反‘扫荡’中，部队流动性更大，一天换几个地方，很难找到。

加上山区的道路不平，交通不便，又缺乏运输工具，全靠人背、牲口驮，实在不容易。

边区人民为了完成运输任务，经过千辛万苦，流血流汗，甚至献出生命，才把布匹、棉花、原料从冀中运往晋西山区，又把做好的被装成品送到部队。

1940年10月25日，秦基伟在日记中就曾谈到运送棉衣的艰难：

棉衣的创造和搬运已费尽不少的劳苦和精力，但这棉衣能否安全运达目的地还是问题，因沿途所经过的路线无日不在敌人之间。

晋绥军区同样如此，当时新加坡记者黄薇在晋绥军区考察八路军供给部时也谈到：

已经做好的棉被、衣服、鞋袜等也要用驴子一站一站地输送，颇费时日。

第一个步骤完成后，接下来是由部队将衣装发放到士兵手中。

在发放过程中，八路军有一套成熟的程序、严格的手续保证士兵能获得衣装。

《第十八集团军暂行供给法规》规定：

发给服装应以团、营、连为单位，集合部队，按身材高低发给之。发便衣材料时，也应按身材高低适当调剂，不得平均分配。

同时，士兵领取衣装的时间是固定的，过期就无法领取，夏冬两季服装均按规定统一的领发日期，领发日期过后，不再补发(新战士除外)，并且如调动或出入院均应随带。

以129师为例，首先是集合领衣服，并按大小进行调剂，当时规定：

部队在领发时，应以营为单位集合，由团以上首长及供给干部，按名册点名发给，不到者，一律不发。在领到衣服后，即以伙食单位，按身体高低排成一列横队，各将衣服穿起，由该单位首长当场亲自检查调剂之。

调剂完成后，还规定：

本人在点名册之名字下签字盖章(无章者签押右手拇指纹)，同时在左襟内之第二扣下签自己名字，则此衣服作为本人的固定衣服”；衣服领完以后，“则行冬服领受礼，即以全团集合举行阅兵，随由团以上首长训话，说明本年冬服缝制之困难，及如何设法去爱护移作明年再穿的具体办法。

为保证棉衣能使用两年，129师还特别制作了军服证缝在衣服里，军服证上一律用毛笔填写码号、队号、制服着用人姓名，由连队首长负责监察填写。

其次，自己做

曾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就曾提到：

因为努力解决衣服问题，战士们除了公家的衣服外，许多人还有自己劳动得来的一套新衣服上身了，许多人有一件毛衣了，差不多每人全有两双鞋子，两双袜子，再加一双手套了。

在斯诺的《西行漫记》里也有这样的记载：

有一件事情使我感到困惑。共产党人是怎样给他们的军队提供吃的、穿的和装备呢？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原以为他们一定是完全靠劫掠来维持生活。我已经说过，我发现这种臆想是错误的，因为我看到，他们每占领一个地方，就着手建设他们自己的自给经济，单单是这件事实，就能够使他们守住一个根据地而不怕敌人的封锁。

1946年国民党石家庄执行小组到冀中七分区交流时，中共代表就告诉国民党代表：“因敌后抗战，处于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民众损失又重，所以八路军上至朱总司令，下至士兵炊事员都不发饷。”

国民党代表问：“啊！那么你们怎样解决日常用品呢？”

中共代表回答：“我们重视劳动，每人都亲自动手种地，开展生产，日常用品都从生产中用自己的劳力解决了。”

这些外界的“困惑”正体现出我军的特别之处，即八路军士兵不仅仅是“消费者”，而且是“生产者”，八路军士兵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补充物资的短缺。

因此，通过劳动自给的方式解决士兵的衣装需求也是我军的特色之一。

以上是我军获取军服的三个主要途径中的两个，说到第三个途径，可能会出乎大家的意外，那就是：

缴获日军服装

比如115师“在平型关战斗后，就缴获了日军大批被装，仅军用大衣就足够115师每人1件。

再比如，当时由后来的开国上将陈士榘领导的滨海军区，在1945年就截获了日军1万匹细布和很多纱布，除制作了大批单衣外，还为部队每人增发了1套细布衬衣。

美国记者卡尔逊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记录了他在129师师部看到的情景，他这样写到：

日本大衣随时可见。这个师正沿东西向的正太路和东边的平汉路积极地同敌人交手。几乎每天都缴获到军需品。

在那个时候衣服在部队里是非常珍贵的，当时就规定，士兵的衣装因损坏无法再穿时也不能扔掉而要上交。

规定原文：

一切废品(全部破烂服装)不得任意抛弃随意撕毁，应按件缴给上级供给机关。从一九四一年必须做到发出一件新的，收回一件旧的(新兵在外)。

回收之后要干嘛呢？同样也有规定：

一、送交缝制机关尽量使用。二、不能利用者，经旅或军分区允许，可廉价拍卖。

即使士兵生病住院，对衣装的处理也有着严格的规定：

凡穿军衣入休养所之休养员，于平时一律不准换便衣，如情况较紧时即可将准备的便衣换给，但所中一定把脱下的军衣及其他妥为保存并认真登记。如反扫荡结束，即仍将原套衣服等发给，而收回其便衣；又如果其原套军衣已无，同时所里又未存军衣，则不再发新军衣，将来出院时即穿便衣出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衣服太缺了。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其观察游记《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谈到：

士兵们通常一年发一套冬装和两套夏装。八路军军官没有像国民党军官那样好的西式大衣，但是八路军战士的衣服比国民党士兵要好得多，总是有冬装而且从不缺鞋穿。

1939年11月1日，秦基伟在日记中也这样说写道：

早起运动见到一连的战士身上穿的单衣，实在难受……战士冻得很，但是这时全体战士很精神答复不冷，可是每个人的颜色已是冻变了样子。

11月26日，他再次写道：

今天实在冷呀，外面吹着大风而又无太阳，想起带兵的人真是难啊，战士打着赤脚在门卫上站着，还有在山头上站着的，有的同敌人作战，都是冷得不行。

秦基伟将军

士兵衣装短缺主要有四个原因：

一、大小尺寸不合适。

比如当时129师新一旅棉衣做得太短，上装仅二尺二寸长，战士穿起不合适，特别是棉裤又短又小，很早就绷破了，肉都露在外边，非常难看。

曾任八路军军医的王增寿也回忆他刚参军时所发的衣装：

参军后，给我发了一套灰粗布单军装，套在我的棉衣外面，衣大人小，穿不起来，酷似一个小大衣，美其名为军装，实不过一个中式大褂多了四个明兜而已。裤子也大得很。

二、质量差

比如太行第六军分区在1942年的供给报告中就指出：

鞋子普遍的不够穿，所以战士的脚上不是破得张着嘴，就是‘满脚飞’，勤俭的同志整天缝补，一双鞋就有二、三斤。

原因是什么呢？

其并不是发的数量少，而是质量太差，自己工厂所造之鞋底子浆面太多，麻绳太粗，一踏水即坏了。老百姓代制之鞋底子多垫烂布棉絮及其他古董东西，故太不耐穿”。

三、战斗强度大，衣装容易损坏

当时，我军士兵本身获得的衣装就少，久穿更容易坏，120师总结到冀中后的情况时也谈到了这一点：

到冀中后时刻准备战斗，可以说脱衣睡觉很少。

陆续增加新兵，其农民观点，当兵多不带衣，发军衣后多将便衣全部寄回家去，因此日夜穿着衣服过活更易滚烂。

四、原材料不易保存

当时129师、太行军区1941年的命令中谈到：

首先是敌人的破坏，如“战时敌人的抢劫破坏烧毁”，“平时、战时敌人奸细乘机纵火毁灭”；

其次是地方和部队内部的破坏，“地方坏分子及部队坏分子(退伍军人或自己保管人员)的盗窃”；

还有自然条件的因素，“自然现象的侵蚀——水洗潮湿、久压发火等”。

综上所述

无论是部队发放还是劳动自给、战斗缴获，八路军士兵获得衣装的过程都非常艰难。

虽然军服很缺，但当时的八路军军服却有着不一样的象征作用。

开国上将傅钟曾经说过：

不怕老百姓看见许多军队，都穿的是一样衣服，戴的一色帽儿，佩的总是青天白日徽章……总得要先分别你是八路军的呢？还是啥子军的呢？如果听说你是八路军的人，他就立刻转愁为笑，欢迎你进门去驻扎。否则的话，他就硬板着面孔，老实给你不客气。

梁玉章在《山乡烽火：我的抗日战争回忆录》还有过这样的回忆：

八路军都穿着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所以我们分不清谁是官谁是兵，只能从佩戴的武器上来区分。当时我们认为身背长枪的是兵，身挂驳壳枪的是连长，拿短枪的是营长或团长。但身挂短枪的长官，他们从不打骂士兵，这使我们感到很新奇。

这种“新奇”正体现了我军官兵同甘共苦的特点，对群众而言，穿军装的八路军士兵不仅仅给他们带来了安全感，更是群众支持的子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