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军对我信息化、联合作战和系统体系对抗评估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崛起，是中国军队现代历史上最快速的军事化努力之一。在此期间几乎所有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海湾战争前夕对美国的作战情况进行分析和猜测的军事观察家们，要么被新一代的军官所取代，要么在海湾战争后去了学校研究美国的军事行动。美国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取得成功后，使我军决心成为一支能够与美国及其盟国竞争的现代化军队。1993年的军事战略方针开启了现代化计划，展现了中国的意志和决心。

从1993年的指导方针开始，中国也将其主要战略方向转移到了台问题上。对关于美国是否会在冲突中支持台湾的疑虑早已排除。中国确保我军的现代化重点不是一般的、理论上的原则。多年来明确表示，美国是“强敌”，是危险的潜在对手。尽管中国在美中之间的大多数互动中都不强调这一观点，并对中国军事现代化会威胁世界的说法提出抗议，但在过去三十年中，我军对其面临的威胁非常清楚。虽然战略重点是确保台湾不会追求独立，但军事重点是进展对抗美国作战体系的能力。

中国将这些经验教训纳入其战时体系是当务之急，而不是可有可无。现代战争的条件--不对称、非接触和非线性作战--已经使诸如联合作战和系统战等概念成为中国在未来冲突中取得成功，甚至生存的重要因素。更具体地说，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大量的先进平台和武器整合到一个更广泛的作战体系中，就没有什么意义。这种整合并不只是通过拥有一个信息架构来支持C2、ISR和用于计划、目标和决策支持的指挥自动化工具。实现这种整合的要素是有效的指挥和领导，能够汲取大量的战争空间信息，分析和评估各种挑选，制定行动方案，

并支持中国更广泛的战略目标。因此，有效的领导和指挥需要现实和严格的训练、有效的指挥结构、适当的权力，以及熟悉联合作战和最新作战概念的部队。作战系统体系的成功也依靠战略系统，这些战略系统支持着中国的整体战争举措。有效的战略指挥和战略治理是非常必要的，以确保向所有相关地区提供适当的资源和指导，并确保中国的多种作战措施保持和谐和同步，以完成主要目标。国防动员体系和军民基础设施是确保拥有战时活动所需资源的必要条件，也是确保中国主要人口中心有效稳定治理和应急反应的必要条件。中国已经认识到，要使其所有军队连续关注中国的关键行动，就必须保护民众并确保民众支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很可能会导致失败。

由于这些因素，中国对中美军事平稳的评估并不过分关注武器系统和兵力对比。解放军的库存显然在规模和复杂性方面都在增长，但中国显然关注更广泛的系统性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涉及到打现代战争所必需的那些领域。讨论的例子提醒人们不要忽视这些系统性问题。

一、挑战和注意事项

强调量化因素的军事分析之所以受欢迎，主要原因之一是提供了一个容易识别的比较标准。我军也非常重视开发这些量化工具，以支持其实验、计划和指挥自动化系统。同样，许多西方的分析工作--最主要的是涉及战争推演、模型和模拟--得出的结论是，已经或很快将在所有类别中超过美国，使美国更难支持和保卫其在该地区的伙伴和盟友。其中许多评估还利用这些定量分析认为，中国能力越来越有信心，甚至有可能修改旨在迫使台湾统一的军事行动时间表。即中国所强调的关切类型几乎从来都不是这些定量战争推演、模型或模拟的核心要素。指挥、训练、熟练程度、联合作战和可靠性等问题很少被研究，甚至一点研究也没有；它们对于理解系统作战的核心作战概念有重要作用，美国的研究却没有对其进行审查，也没有纳入研究结果和结论。

二、军事净评估的困难之处

两个例子强调了美国和中国的评估误解和误读了他们所考察的目标国的能力。美国的联合军事净评估未能纳入政治和社会动态，而这些动态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使其许多结论失效。中国人不仅没有认识到军事技术方面，而且也没有认识到美国在十年前的训练和准备工作为美军对伊拉克作战打下了优良基础。两者都曲解了其目标国家的政治军事动态。尽管华沙和苏联出现了政治纷乱的迹象，而且苏联在阿富汗的耻辱性损失与美国在越南的失败相似，但美国还是假设对手非常有弹性且创新力强大。相比之下，中国人低估了美国的政治意愿和最近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改革对美军的影响。

就今天的中国而言，似乎很明显的是，随着中国在国力各方面的增长，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很多证据都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新的武器系统、先进的技术、组织关系，以及似乎越来越复杂的演习和训练。就美国1990年的联合军事净评估和中国对伊拉克的评估而言，两国都着眼于“事物”的存在，并假设了某些最终结果。例如，中国认为伊拉克是一支经过战争考验的、有能力的军队，这是一种常见的评估，甚至对美国的计划者来说也是如此。然而，当面对一个现代对手的考验时，伊拉克军队在领导能力、熟练程度和战争意志方面的问题很快就显现出来。同样，美国的联合军事净评估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

突出其中的几个要点，那就是对西方的分析和涉及战争推演结果进行研究，直到2015年底，我军就是在这一年宣布进行重大改革。今天，大多数西方观察家认为这些改革对于解放军成为一支现代化军队是必要的。然而，在改革之前，西方的分析是否解决了改革之前没有能力打一场现代战争，如果没有这次重大的改组，就无法实现能力、指挥和战备方面的重大变化？这个问题对于理解我们自己对假设和评估非常重要。但对于中国高级军事所认识到的这一关键问题领域，美国的评估很可能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今天的我军比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的能力强得多。同样，今天的也比21世纪头十年EP-3事件和围绕台选举的两岸紧张局势期间的更有能力。既然如此，似乎有理由认为中国对我军迄今为止的进步感到很高兴；然而，中国是以相对的方式考虑能力的，而美国一直是并且仍旧是其衡量自己的标准。如研究人员确实看到了进步，特别是能力的进展迫使美国现在开始强调分布式杀伤--此举使美国的集火能力和发觉和瞄准这些部队的能力变得复杂。然而，只有在有限的情况下，这些研究人员才把这看作是一个明显的优势和积极的进展。相反，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挑战，在这个挑战中，美国在ISR、信息技术和机动性方面的成熟能力为其提供了优势。

这个例子也突出了内部批判的一个关键部分和对其能力的相对评估--美国仍旧是一支经验丰富、经过战争考验的部队，这种认识远远超出了对“和平时期的习惯”和“和平病”的讨论。相反，在其指挥官、其训练的现实性以及在进展其联合作战能力方面所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时，经常强调这两方面。在这三个领域中，近期缺乏经验的问题十分突出。

三、对实施系统战的启发

空军假想敌部队

中国对军事平稳的评估表明，即使中国取得了进步，美国也可能保持某些优势，特别是在美国部队的适应性以及美国指挥官和指挥机构的有效计划和决策能力方面。同样，美国在过去30年中的联合作战经验可能会提供显著的优势，但他们仍旧认为在这一领域的整体进展存在重大限制。特别是对在涉及系统战（即体系对抗和系统破击）的动态作战环境中能否取得成功有很大担忧。

这些发觉也对我军在需要采取行动时如何应对产生了影响。进展战区司令部是一个重要步骤，取代了作战计划由总参集中治理的制度，而军区司令的投入可能很有限。宣布成立战区司令部中表明了对这项改革的重视，以及这项改革对改善计划和战备的总体重要性。改革之后，很明显，内部一般对各级指挥员的能力感到担忧。此后，制定了培训和教育计划来培养指挥官，但尚不清楚这些计划的成功程度，也不清楚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些计划产生预期效果。

同样，中国整体担忧--是对指挥官的担忧--可能会给予指挥员多少自由度。计划工作长期以来由总参治理的核心原因之一，是军委对下级指挥员缺乏信任。归根结底，危机和军事局势太重要了，无法遵守总体目标和指导。诸如“五个不会”和“三个能不能”等主题。这种摩擦让人对战区司令部分散计划的长期前景产生了疑问。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未来的冲突中，系统内的相互信任如何，以及中央军委对行动的微观治理程度。

一个相关的影响是，下级指挥官是否会觉得自己有能力做出决定或接受风险。担忧表明对指挥官推断形势和做出适当决定的能力感到失望。与系统相关的新作战概念依靠灵活性和适应性来取得成功，指挥官如果不情愿或不能做出决定，就会让人怀疑执行这些行动的能力。在考虑如何应对美国新的作战计划时，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这些作战计划需要解放军对目标和兵力分配做出快速决定。

同样集权和决策失误有可能造成瓶颈，减缓应对局势的能力和在作战计划中指定的阶段之间进行转换。从本质上讲，这些瓶颈可能导致作战指挥系统不堪重负，以及效率下降。随着更加重视下级指挥部的评估工作，这些可能性会变得更大。自我批判中提出的问题也需要在作战效率方面加以考虑，特别是对与非接触作战有关的消耗率方面的理解。保守或规避风险的决定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武器过度分配，从而减少对后期阶段、作战目标和意外进展的关键弹药储备。这种潜在的挑战绝不是所独有的，但确实需要指挥官情愿做决定和接受某种程度风险--这两点都是对其指挥官素养的一般担忧。

从资料中可以看出，中国希望重新进行集中操纵--主要是通过重申操纵权--与要求低级别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如目标中心战）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矛盾。这一点在文件中没有明确说明，但的确对服从指示的能力表示担忧。指挥官是否情愿做出必要的决定，或者是否会因为惧怕后果而采取规避风险的行动。这个问题仍未解决，但应紧密关注这一领域的进展。

四、对使用武力和威慑的启发

中国是对军事平稳的担忧，并不意味着不情愿使用武力。不管这些评估如何，今天的我军比过去三十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中国还表明他们情愿在许多非战争情况下使用包括展现武力和军事外交。情愿增加全球足迹和与其他国家军队互动，这表明越来越有信心。然而更大的问题是，中国对军事平稳的看法对其使用武力的决策有什么影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对信心有所降低表明，在可能升级为军事对抗或战争的情况下，对相关风险的认识会有所提高。正如所强调的那样，中国对其他政策工具的追求表明，中国在继续提高能力的同时，也在进展全面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必要能力。

五、现在必须重新调整美国对我军进展的评估？

我们认为自己在整个军事平稳中处于弱势，主要是因为在那些将决定未来战争的关键领域--最重要的是信息化、联合作战和系统战--取得的进展很少。中国确实认识到武器系统和技术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提高；然而，在对进行体系对抗和体系破击战至关重要的许多领域，仍存在重大差距，这些差距已经受到中国的关注。中国采取了一套新的军事战略方针，并实施了自毛泽东时代结束以来最大的军事重组和改革，被迫面对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远远不止技术现代化、部队结构和组织关系。在中国指导和推动下，需要面对一系列深层次的系统性问题，如可靠性、指挥官的计划和领导能力、整体作战能力水平以及动员和部署部队的能力。在面对这些问题时，还需要面对其组织文化中的一系列问题。鉴于组织文化和改革的系统复杂性，必要的改进并没有迅速实现，而且可能需要时间，特别是在提高相对于主要基准--美国军队的能力方面。

深入理解中国看法，对美国政策制定者、军事指挥官和计划者也有重大影响。最重要的是，对问题和弱点的看法表明，在许多情况下，考虑到所涉及的风险，这些保留意见可能会抑制他诉诸武力的意愿，但也可能采取更频繁的挑衅性行动，以表明捍卫其主权和主张的决心和意愿。虽然很明显，相对于过去几年存在的力量，中国对信心有所增加，但中国强调的领域对在未来战争类型中的作战能力提出了重大挑战。一个类似的影响包括中国对其自身威慑力的看法。但对战备的怀疑可能会降低中国对其整体威慑态势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