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毁在谁手里？

乾隆四十六年有个进士，名字叫做曹振镛，来头不小，祖上是三国时期的魏武帝曹操。

而且，他还不是什么小宗小户或者远房亲戚，曹振镛是曹操的嫡脉传人。

祖谱风光不说，曹振镛的父亲还是当朝户部尚书曹文埴。

但是很显然，素来眼界极高的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却对曹振镛并不感冒，所以终乾隆一朝，曹振镛不过是个翰林学士而已。

有读者可能说了，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啊，乾隆年间翰林院学士的名额只有五位，还是五品官，整天陪王伴驾给皇帝当秘书，怎么能说不显赫呢？

诚然，翰林学士历来为皇帝顾问，更是步入官场，担任六部要员，是明时入内阁，清时入军机处基本条件。

但问题是，乾隆其人无疑是封建帝制时代的权力集大成者，他这个人，他不需要帮他答疑解惑的秘书，他是一个完完全全魁柄独持的人，如果他需要秘书，那么那个人只会是和珅。

乾隆死嘉庆立，曹振镛的事业终于有了起色，他一路升职，从名不见传的青年后备干部一直做到体仁阁大学士，兼任工部尚书。

一品大员，这是妥妥的一品大员。

在乾隆皇帝的时代里，曹振镛见识过了很多的大风大浪，震惊全国的甘肃冒赈案，啼笑皆非的浙江贪污案，曹振镛也亲眼看到过位极人臣的朝廷大员们的人头落地，兵部尚书鄂善，云贵总督恒文，山东巡抚国泰...对于乾隆皇帝的帝王心术和极其复杂的调理驾驭臣下的手段，曹振镛不得不暗自感叹，顺便胆战心惊。

乾隆皇帝对权力的理解和他的为人，是非常的复杂的。

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是一个十分深情的丈夫，是一个严厉的父亲，是一个让人畏惧的领导。

年轻时的乾隆进退有据，温文尔雅，体谅臣下，为人和善，而步入中年之后，乾隆却可以说是发生了巨变，他开始变得残忍无情，手段强硬，杀伐果断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雍正。

善变，是乾隆最主要的特征。

为了政治需要，为了实现他本人“十全武功”的崇高理想，为了那个江山千秋永固的愿望，乾隆可以变成任何人。

乾隆时代还是清朝帝王诛灭臣僚们最多的时期，每一个大清官员在面对乾隆时都时刻感觉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

相比之下，他的第二任领导嘉庆就让他轻松多了 。

在曹振镛看来，乾隆已经是一个很勤政的帝王，然而嘉庆比他老子还要勤劳。

上台之后就清算权臣和珅，抄家以充国库，顺便借着开刀和中堂从而大力惩办贪污，澄清吏治，但是奇怪了，嘉庆越是宵衣旰食的处理内政，贪污腐败的现象就越是严重。

嘉庆的反腐大刀都砍钝了，也没能抵挡住一波又一波的贪官污吏。

与之相对的，是嘉庆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来平定全国各地的起义运动。

皇帝夙兴夜寐的镇压起义，派出军队，雇佣民夫，筹措粮草，可皇帝越是奋力剿灭，各地起义反而越来越多，什么白莲教，八卦教，五行教，东南匪乱等等，那是络绎不绝。

为了平定白莲教之乱，嘉庆调集了清廷十六个省的军队镇压，并且付出了十分惨烈的代价，光是花去相当朝廷四年财政收入的两亿两白银之外，还阵亡武将四百余名，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

嘉庆十八年，一伙天理教徒更是直挺挺的闯进了紫禁城，差点给大清皇室来了个一锅端。

不过无论如何，嘉庆对曹振镛是很好的，皇帝给了他平步青云的人生经历，嘉庆皇帝出巡，曹振镛甚至直接以宰相的身份在朝廷里代替皇帝处理政务长达三个月，但曹振镛本人对嘉庆却只有无限的惋惜。

这个就连在驾崩前夜还在辛勤批阅奏疏直到后半夜两点多钟的大清帝王，看似勤奋，其实，却已经陷入了一种变相的懒惰当中。

因为，嘉庆不思考，不动脑，不创新，他漫长的执政生涯中的每一步路，都是在严丝合缝的遵守祖制成法。

在二十年如一日的惯性工作中，嘉庆还在妄图吃老本，他以为只要不断的去模仿康雍乾，不断的去研究和琢磨皇考们的思维和方式就能应对这个世界的变化，然而他岂不知道，从乾隆中晚期以来帝国的疾病已经深入肌肤和骨髓之间，非一剂猛药不能治愈。

圣人云，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嘉庆也许知道自己做得不够好，但问题是，他已经找遍了所有的药方，但却仍然不能治理帝国的恶症顽疾，所以，他留给儿子道光的，是一个比当年乾隆留给自己的，还要烂的摊子。

三代领导走马上任，曹振镛凭借着过硬的资历再进一步，升任武英殿大学士，就此成为了道光的心腹宠臣。

这位仁兄的仕途，真可以说是一路绿灯，一马平川，一帆风顺，八十高龄安稳退休，仕途生涯长达五十二年。

作者倒是没有统计过，但想来有清一代资历能超过曹振镛的，应该是凤毛麟角了。

能在官场上混成这种水平，曹振镛当然也有自己的处世哲学，那就是，他是一个可以把存在感搞得很低的人。

曹振镛深谙常在河边走，那必然要湿鞋，常在江湖混，那必然要挨刀的生活经验，所以他从来不冒进争功，做人非常有分寸感，乾隆在位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应该退，应该隐，嘉庆在位的时候，他则明白自己应该顺水行舟，适时而进，而到了道光一朝，他又研究出了全新的为官之道，那就是小心谨慎，步步为营。

终道光一朝，曹振镛是一个很少表现，也很少发表意见的人。

道光皇帝说小曹这事儿你有什么看法？曹振镛说我没看法，我都行，道光皇帝说小曹这事儿你发表一下意见吧？曹振镛说我没意见，我听你的，道光皇帝说这事儿咋办啊，曹振镛说我们的办法不一定对，但皇帝想的办法，一定是正确的办法。

民间常说曹振镛一生“多磕头，少说话”是个庸臣，这种说法固然有些苛责，但曹振镛无疑成为了道光一朝大部分臣僚们的缩影。

经历过康雍乾三朝洗礼的大清文臣们内心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怯于承担责任，害怕犯规犯错，宁愿浑浑噩噩，每天上班下班，当一天大臣打一天卡。

一个人的思想会成为语言，而语言则会成为行为，行为就会成为习惯，习惯则会变成性格。

而性格决定的，是个人最终的命运。

既然说和做都难免会犯错，那么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不说不做。

如乾隆之和珅，如雍正之张廷玉，如康熙之索额图，他们都曾经或多或少的影响过他们所服侍的君王，但曹振镛似乎无法和道光有什么共鸣，因为本质上，这对君臣都是普通人。

当然，普通人也有他的不普通。

曹振镛为官一任，不贪污，不党争，不欺压百姓，乐意于把本职工作干好，擅长选拔人才，政绩和劳累也是有的，其人甚至还较为清廉，有一次上朝，皇帝发现曹振镛的官服上打了补丁，询问这样一个补丁要用多少银钱，曹回答三钱，道光则叹息，自己平时的衣着破损也会打补丁，但在宫里却要五两的开销。

我们且不论曹振镛是否已经把这种艰苦朴素落实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单从道光给衣服打个补丁就需要五两白银来看，其实是很不合理的。

清时，白银作为基本货币，是很有购买力的。

一两白银可以买一百五十斤的大米，约等于今天的三百块钱左右。

道光认为自己差使下人为他缝补衣服是俭举，但他却无从知晓，大部分的支出其实并不合理，反而多被底下人中饱私囊。

看得出来，道光不是一个敏锐的体察臣下的人，他时常受到蒙蔽和欺骗，而当大臣们真的多磕头，少说话甚至不说话的时候，道光也真的就以为四海太平，天下无事了。

虽然皇帝本人性格很好，甚至骨子里有一股悲天悯人的意味，皇帝平时还十分勤俭节约，但这并不是一个帝王应该拥有的最基本的品质。

当然，就如曹振镛的不普通，如果说道光是一个普普通通，表现一般的帝王也并不完全准确，他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同西方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甚至于鸦片战争的失败，他也应该负主要责任。

之前我们说，嘉庆在位的时候，曾经有一伙天理教徒手持兵器攻入紫禁城内苑，当时嘉庆皇帝外出巡游，群龙无首，王公大臣们更是无从应对，只能四散奔逃。

已经冲入隆宗门外的教徒们势不可挡，更是已经开始攀爬诸廊外的宫墙，而如果这道障碍被突破，那么帝国的核心权力区域将会被彻底占领，皇亲贵胄们将会被一网打尽，喋血宫廷更是在所难免。

皇族子弟们在清中晚期其实已经逐渐衰败，他们有些不会骑马，有些拉不开弓箭，更有甚者连满语也不会说，正在上书房里读书的皇子们惊慌一片，四散奔逃，只有年轻的旻宁，也就是后来的道光，镇定自若，他取来鸟枪，跨上腰刀，信步来到养心殿上，对准已经攀爬上墙头的天理教徒就是两枪，登时立毙两人，这才抵抗住教徒们的攻势，为这场皇宫保卫战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

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英勇的少年，会在多年后签订那份《南京条约》。

林则徐虎门销烟，关天培血战英军，他们无愧于民族英雄的称号，而大清帝王道光，又是否对得起自己宣宗的庙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