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人生》：以谎言诠释爱，尽显人性光辉

引言：

1999年，是人类文艺创作最巅峰时代的尾声，第7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带着无数大作，为二十世纪这个星光璀璨的年代拉下了帷幕

《美丽人生》

当年最大的意外，并不是《莎翁情史》打败了《拯救大兵瑞恩》，也不是《楚门的世界》三项提名颗粒无收，而是一位此前未曾进入过美国大众视野的意大利演员——罗伯特·贝尼尼，凭借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美丽人生》，成为了史上第一位凭借外语片斩获奥斯卡影帝的男演员。

早在一年前的戛纳影展上，《美丽人生》就已经凭借其故事中，阴暗世界里那一丝不屈的温暖微光，在展映中收获了全场观众在悲喜交加间起立鼓掌二十分钟的殊荣。

历史是电影创作最大的素材库。二战是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段历史，《美丽人生》的独特，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的战争视角，以温暖的镜头，记叙了一个绝望地带的谎言，一个爱的谎言。

它在悲剧内核的基础上，以喜剧的表现形式，颠覆性地诠释了爱情、亲情、战争，最终呈现出一幕幕残酷的美好，以及最终悲伤的微笑。其剧本构成表现超越了“以喜剧诠释悲剧”所能概括的极限，时至今日仍被无数影迷津津乐道，依旧被无数学者解构研究。

在故事之外，贝尼尼又运用他身为意大利喜剧演员独到的镜头感，设计编排大量古典式肢体幽默，交织以意大利风情的配乐，以自在如午后阳光般的氛围，辅以画作般的镜头与色彩运用，流畅地让电影在轻松与绝望间穿插。

《美丽人生》不仅仅是一部二战题材的历史电影，它更是一件以光影雕琢的艺术品，它传达的并不只是故事，更是自由的人性光辉。

圭多

一、人物塑造——严丝合缝的结构呼应

电影只有短短的两小时，所要呈现的，却可能是数个角色并不完美的一生。

《美丽人生》从开幕的第一分钟，就在着力表现男主角圭多乐观开朗，阳光向上的性格。作为全片线索之一的“早安，公主！”也飞速呈现在观众眼前，而这也是贝尼尼为了塑造角色而进行结构呼应的第一个铺垫。

在1999年，传统的基顿、卓别林式的肢体幽默早已不再是喜剧的主流，仅作为穿插桥段被电影人运用，对于第一次观看电影的观众而言，圭多夸张的肢体动作，以及“啰嗦”的台词设计，绝对能在第一时间让他们产生“浮夸”、“麻烦”的负面印象。

多拉

在影片前半幕的推进中，随着圭多对多拉的不断死缠烂打，在意大利民谣风格的悠扬音乐中，观众逐渐看到的，是在他浮夸幽默的外表下，一颗赤诚的真心。贝尼尼仅用了45分钟，就让圭多在观众的心中走完了由0到1的上升过程，构筑了一幕“成年人的爱情童话”。

如果影片仅在这里就结束，那它不过是一部俗套的传统爱情片，但随着地中海午后暖阳般的滤镜逐渐被灰暗的阴云遮蔽，纳粹的铁蹄踏入这个意大利小镇，圭多这个角色的塑造才将真正走向圆满。

呼应着他一开始伪装成学督代表去学校演讲的桥段，集中营里的他站在纳粹长官身边假装自己是翻译，呼应着那一声“早安，公主！”。

祖舒华

集中营里的他冒着生命的危险盗用广播向多拉再道了一声“早安，公主！”的问候。

这一刻，他的角色脱离了单薄的“阳光乐天派”，而呈现出了一个在绝境中都将爱人与孩子摆在心中第一位的坚强之人的模样。他并非真的是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他是一位父亲，一位想尽了一切办法在集中营里生存，同时又为了保护儿子的童真，不断维持着表面上的欢乐，维持着一个谎言的父亲。

当影片最后，圭多在儿子面前滑稽地走着，笑着迎接死亡时，相信所有观众都能感受到这个男人内心的强大。其角色在影片最后，儿子祖舒华对母亲喊出的那一声“我们赢了”中，达到了真正的圆满。

叔叔

这样的呼应并不仅限于圭多，在《美丽人生》的前45分钟内，有太多角色展现出了他们独特的性格：痛斥法西斯野蛮，自认为文明人的叔叔，不爱洗澡但是很听话很聪明的祖舒华，追求爱情渴望自由的多拉。

在后半段灰暗的画幅中，集中营里的叔叔在进入毒气室前仍旧礼貌地扶起摔倒的德国女兵，他仍是那个文明的叔叔；不爱洗澡的祖舒华仍是那个不爱洗澡的孩子，他聪明地躲了起来没有进入那个毒气室；至于多拉，追求爱情渴望自由的她为了丈夫和孩子，放弃了自由，以无限的勇气进入了她本不应进入的集中营。

还有不仅局限于个人的呼应，例如被叔叔帮助的德国女兵，没有任何感谢的表示，只是依旧冰冷地审视着面前这个“劣等民族的无用老人”。而被错带进军官子女食堂的祖舒华，虽然被父亲三令五申不能说话，却依然在保育员给他食物时，脱口而出意大利语的谢谢。

无需更多的言语，儿童的天性善良与入侵者的灭绝人性就这样轻声地展现了出来。

种种严丝合缝的结构呼应，让这些角色得以展现出他们完整的弧光，让角色性格得以跃出剧本，令观众也能共情其中。

二、镜头语言——没有战争只有窒息

作为一部二战片，《美丽人生》却没有任何一个实质表现战争，表现血腥与残酷的镜头。

纵观全片，唯一一处“见血”的地方，是圭多与工友们高强度体力劳作后手臂上的擦伤，唯一一处与二战主题高度关联的镜头是最后美国士兵开进集中营的坦克。

但即便如此，所有人都透过电影的镜头感受到了令人窒息的压抑。贝尼尼运用了大量的视觉符号，旁侧敲击式地呈现这些本该最直观地表露在观众面前的残忍。

当我们看到“浴室”烟囱处冒出的黑烟，当我们看到集中营里的女人们在收拾“无人认领的衣服”，当我们看到在衣服堆里不愿离开的猫，当我们看到圭多在最后让女人们从卡车上跳下……

我们并不只是看到了“这是什么”、“发生了什么”，而是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毒气室、大屠杀、死去的孩子、纳粹被打败时丧心病狂地“清理”集中营。纵观全片，除了圭多抱着祖舒华看到的那一处堆积成山的尸骨，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直观的屠杀景象，但是历史的冷酷和无情，都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在剪辑上，《美丽人生》也堪称节奏把控的教科书。

影片前四十五分钟，剪辑节奏舒缓而轻松，镜头语言自然，运镜变化简单，朴实得如同一部乡村生活日记。与我们前文多次提到的意大利民谣风格音乐与地中海午后暖阳般的色彩，共同烘托了一个轻松的观影环境。

同时贝尼尼又通过镜头语言，缓和了圭多浮夸的肢体表现呈现出的违和感，二者以互补的方式，最大程度地弱化了前45分钟内的冲突。

细究影片前半幕的内容，故事的主题其实是较为严肃沉重的。如一开始仍未脱离封建桎梏的意大利国家政局，严重怠工不作为的政务官，所爱之人与自己巨大的阶级差异，愈演愈烈的种族矛盾和不断扩散的法西斯思想……

但这些都没有改变影片前半幕的轻松氛围，这正是镜头语言的功劳。圭多抢路导致意大利国王像小丑一样在出巡中不知所措的特写，怠工的政务官满头鸡蛋的滑稽形象，都大大削弱了影片此时政治背景的严肃性。

电影中第一次对纳粹种族主义进行讨论，是圭多在饭店里服务的那位准备去学校宣扬“种族优越论”的学督。

圭多盗用了他的绶带，冒充学督在学校里表演了一幕滑稽的“脱衣舞”，贝尼尼以这种方式幽默地表达了主创团队对纳粹种族主义者的鄙夷。之后圭多骑上“犹太马”，以骑士一般的姿态迎接自己的真爱，抱着多拉奔向爱情。这又是以同样的方法，削减种族话题自带的严肃氛围，更通过镜头语言表现出了对种族歧视的不屑。

而到了影片的后半幕，纳粹的威胁变得直接，环境变得压抑，种族话题变得尖锐时，相关的镜头处理则变得更加直接。

例如丈夫与儿子被带走之后的多拉，面对纳粹军官的询问，坚定地重复了三遍“让我上车”。镜头没有进行任何剪切，没有处理，只有一身红衣的多拉在画面正中，带着一双锐利的眼睛，字字掷地有声地决定着自己的命运。

没有任何其他修饰，镜头就这样直接地表现出了这个女人的爱与勇敢，展现着本片所想表达的亲情与爱情光辉，更诉说了那种无畏的精神。

这种剪辑上的直接，在最后圭多坦然赴死时，达到了最巅峰。德军士兵押着他走入一个拐角，两声枪响，只有士兵走出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配枪，圭多再也没有重现于观众的视野。

圭多死亡这一幕的剪辑，非常的直接，直接得近乎写实，写实得堪称残忍。就是这样的残忍，才能带来那沉重的窒息感，才能让观众深刻地感受到战争中的绝望，进而在最后多拉与祖舒华团聚时，看着荧幕上重现的暖阳与蔚蓝的天空，反复咀嚼何为希望，在人性的美好中，为悲剧落泪也由衷地微笑。

《美丽人生》的镜头语言，就是这样的直接明了，却又让人回味无穷。

三、电影之外——坎坷但圆满最终实至名归

此片名为《美丽人生》，但是影片在创作阶段遭遇的种种磨难，对自编自导自演的贝尼尼来说却并不美丽。

二战是一段沉重的历史，而纳粹的大屠杀，更是这段沉重历史中最黑暗的部分。犹太民族在二战中累计被屠杀了六百万人，占当时犹太裔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甚至有一百万是不到十岁的儿童。

在此之间并非没有诞生过二战题材的喜剧，老一辈中国人熟知的《虎口脱险》就是最好例证，但在《美丽人生》之前，还没有一部电影敢以喜剧的形式去呈现集中营的历史。

带入我们中国人的视角，抗日喜剧虽然不少，但是想来也很少有人能想象出把日本鬼子搞三光政策的暴行，进行喜剧化改变的模样。

罗伯托·贝尼尼

普罗大众的印象中，灾难意味着悲伤，与欢乐的氛围是先天相斥的。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在大型灾难纪念日时，虽不一定都会暂停娱乐活动，但默哀活动和纪念仪式才是绝对的主流。

拍摄这部电影时贝尼尼已经47岁了，他并非电影圈的无名小卒，虽然在美国没有什么知名度，但早就凭借在喜剧与文艺片领域的成就，被人称赞为“意大利的卓别林”。

当他对外宣布要自编自导自演一部关于集中营故事的戏剧电影时，他的朋友、他的合作伙伴、他的影迷都觉得他疯了。即使是在电影中扮演了多拉的他的妻子，在电影真正被世界认可前，都对这部电影没有抱什么乐观态度。

出于谨慎，贝尼尼在创作完剧本后，先将其草样寄给了米兰文艺界的犹太裔小圈子，毫无疑问，收获了如潮的差评。

倔强的贝尼尼没有放弃，依然在一片反对声中开启了拍摄工作。我们如今评析的《美丽人生》中的种种巧妙情节构思与镜头设计，其实多半是贝尼尼在恶劣舆论环境下的妥协。

前文提到的不直接体现屠杀的残忍血腥，只以视觉符号来暗示观众的设计，是贝尼尼为了不影响到电影的喜剧氛围，又想让电影尽量展现出纳粹在集中营中的暴行，最终想出的方案。对于我们这些后来的观众而言，无疑能感受到这一巧思的效果，也知道《美丽人生》最后大获成功。

但对于拍摄期间的贝尼尼来说，这种妥协究竟有没有作用还是未知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让他备受折磨。

在影片上映后，质疑的声音也没有立刻消失，甚至还出现了很多分量极重的批评声，例如斯皮尔伯格对媒体表示自己讨厌这部电影的基调，认为贝尼尼描绘的纳粹屠杀“太娱乐化”。

再比如犹太裔的美国喜剧大师梅尔·布鲁克斯，他对本片的厌恶更加赤裸，他直白地批评贝尼尼在“恶意美化纳粹”，这部电影的剧本是该被扔进垃圾桶的废纸。进而发起了对贝尼尼本人的人身攻击，认为他不是犹太裔，没有在二战中失去亲人，拍摄这部电影是在讽刺犹太人。

好在最终，《美丽人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一致好评，它如贝尼尼所愿，悲剧内核没有影响喜剧氛围，喜剧表现没有削减对纳粹暴行的控诉。贝尼尼想要表达的那些人性光辉，都毫无保留地传达给了观众。

结语：

贝尼尼曾说，《美丽人生》的灵感源自自己的父亲，他被抓进过集中营，最终虽然成功活了下来，但是始终被集中营中的恐怖阴影影响着。为了排解这种痛苦，余生中，父亲对他们这些孩子诉说集中营中的经历时，刻意地将那些悲惨的往事讲得十分滑稽，用轻松的态度去面对过去。

而这部电影的精神内涵，则源自哲学，并非电影中多次提及的叔本华，而是同样从集中营中幸存的犹太裔心理学家弗兰克尔。

在人生最绝望时，连尊严都被彻底剥夺时，弗兰克尔生死之间领悟了“自由”的意义——人类无法被夺走的终极的自由，在实在没有机会没有能力改变的事物面前，用乐观的态度来让自己面对与接受。

电影中的圭多正是保持这样的自由，甚至更进一步，他用乐观的态度影响了儿子，让他维持着天真，心怀希望地度过了一切的苦难。

贝尼尼没有像传统电影人那样，写实地去反映去抨击纳粹的惨无人道，而是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去接受去面对了那些真实存在的残酷。在已经破灭的理想上，又重塑了一个荒诞的梦，他告诉了所有人，在面对苦难时，我们仍可以保持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现实，拥抱那美丽的人生。

这是一部伟大的喜剧，它承载着悲剧的内核，这个故事最终以不圆满的悲剧收尾，却又传颂着那向阳而生的希望与浪漫，让观众在为悲剧落泪后，最终还是绽放出了笑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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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雷,李膺欣,张佳妮.一位父亲深沉而伟大的爱 ———《美丽人生》的主题分析[J].声屏世界.2021.10

[3]王塔娜,李永凤.游戏与战争：《美丽人生》的喜剧化表达[J].视听.202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