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抗战后期晋升战区司令，仅仅是中将军衔？时间差产生的错觉

全面抗日战争期间，大型战区的司令长官（称为司令那级别太低了），是必须由“挂三颗星”的将领来担任的，它可以是特级上将、陆军一级上将、陆军二级上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在换装四六式军服之前，上述四级军衔在领章的体现上，大略看去都是三颗星，尽管细节稍有不同。

顺便说一下，在1946年换装之前，只有特级上将（注意不分军种）的领章是特殊的，认真观察会发现，那个委员长的领章是有边框的。

而其他“挂三颗星”的将领，领章样式基本没什么区别，所以“光板三颗金豆”的军衔，含义有三级呢。

由于铨叙军衔和职务军衔同时存在，因此抗战期间，绝对是“中将遍地走、少将多如狗”的情况。

也就是说，从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再到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务，都可能出现挂二颗星的情况，当然其中大部分都是职务军衔。

比如死守常德的余程万，时任第74军第51师中将师长，没办法，余程万是黄埔一期生，比军长王耀武资格还老呢。

而王耀武虽然也挂着中将衔，实际直到1944年晋升集团军总司令时，才真正获得“陆军中将”的铨叙军衔，包括他之前的中将军长、中将集团军副总司令，那都是职务军衔。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胡宗南挂了十年的两颗星（1935到1945），人家却是货真价实的“陆军中将”军衔，领章远比王耀武等人的“含金量”要高。胡宗南是黄埔毕业生中，1935年第一批获授陆军中将衔的。

不仅仅是因为得宠，主要还是军职较高和所谓的战功，是故要领先所有黄埔前三期毕业生，一个或者半个身位。

当时能跟上胡宗南脚步的，只有王敬久、孙元良等寥寥几名实职师长，其他多为陆军少将衔，杜聿明才混个陆军上校。

在中将职务军衔和陆军中将衔混杂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出现职衔混乱，也为了方便指挥和管理部队，抗战期间先后划分的十二个大型战区，军事主官按规矩一定是“挂三颗星”的将领，如果没有达标，那就剩两个办法：要么暂时代理、要么研究晋衔。

因为既然挂上三颗星的，就不再有职务军衔那种“水货”的可能，注意陆军中将加上将这级军衔，那也是正儿八经的铨叙军衔，1936年是有专门条款的，可以理解为准上将或者候补上将。

关于上将职务军衔，虽有个案，均属特殊人物和特殊情况，不影响上述结论。

比如那个委员长，曾先后兼任过第一战区、第三战区和第八战区的司令长官，一方面是人家喜欢抓军权；

另一方面，确实是抗战初期，“挂三颗星”的将领数量有限且可用的不多，那就只好先兼着。

其他诸如一战区程潜（卫立煌、蒋鼎文）、二战区阎锡山、三战区顾祝同、四战区张发奎（何应钦）、五战区李宗仁（刘峙）、六战区冯玉祥（陈诚）、七战区刘湘（余汉谋）、九战区薛岳、十战区李品仙，以及抗战胜利前组建的十一战区孙连仲、十二战区傅作义，莫不是挂着三颗星。

抗战爆发时，胡宗南的职务是第一军军长，其后升任第17军团长、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等职务，以正牌子陆军中将的军衔，担任这些职务一点没有问题。

1939年8月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成为黄埔生中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但是距离战区级还差点意思。

1942年7月，胡宗南晋升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第34集团军总司令），无论是陆军中将或是中将职务军衔，当个战区副司令长官总还说得过去。

不过在第八战区中的五名正副长官中，胡宗南仍然是小字辈，因为司令长官朱绍良是陆军二级上将，另外三名副司令长官分别是：

陆军二级上将衔的傅作义、马鸿逵和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的盛世才，熟读民国史，当知这三位都是老资格的军人，辈份高于黄埔生。

当然了，职衔和权力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在第八战区中，却以胡宗南的兵权最重，甚至被允许在西安单独设立“副司令长官部”。

换句话说，无论那个委员长如何信任胡宗南，碍于资历和军衔（其实两者是有关联的）所限，都很难迅速将其提拔为战区司令长官，必须得再熬一熬军龄，毕竟黄埔毕业才20年不到。

职务军衔（中将以下）虽然泛滥，铨叙军衔还是比较正规的，从1935年起就没有乱授过。

1944年7月间，豫湘桂战役惨败，第一战区的老窝河南几乎全部沦于敌手，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大败而逃，双双被撤职。

于是胡宗南奉命率兵东出，在豫西阻击日军，转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小胡同学以为，毕业正好20年了，应该可以扶正了吧？

还是没戏，委员长也不好公开破坏职衔的规矩，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命下来时，不是胡宗南，而是他的黄埔炮兵教官陈诚，算起来那也是老师辈。

胡宗南大为不爽，加之本来跟陈诚的关系就不好，于是躲上华山，不愿意在“小委员长”帐下听差。

既然“天子第一门生”不乐意，况且手里已经握有四个集团军45万大军，加之陈诚要调回重庆接班何应钦，因此拖到1945年1月12日，重庆方面总算任命胡宗南为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掌握了该战区的全部军权。

虽然是真正的军事主官，毕竟前面加了个“代”字，为什么呢？还是因为胡宗南的军衔跟不上，只是个陆军中将。

抗战期间大面积停止了铨叙军衔的晋升，胡宗南只能等等，另外三颗星的员额默认控制在60人左右，还需要排排队。

如此再拖到1945年7月31日，距离日本宣布投降之前仅仅半个月时，胡宗南终于正式成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也是黄埔生的第一个所谓“战区司令长官”。

之所以给转了正，一方面是代理职务半年多，资望差不多了，另一方面就是抗战胜利前夜，铨叙军衔的晋升有松动了，胡宗南有机会加上那颗星，而且是内定了的。

不过“陆军中将加上将”衔那属于高级军衔，不是单凭委员长的一纸任职令就可以的，一定得走必要的程序。

如此折腾到同年10月3日，胡宗南总算盼来了第三颗星，获得了“陆军中将特加上将”的军衔，实现了职衔配套。

总体来看，在八年抗战期间，胡宗南其实不算真正的“战区司令”，重要原因就是军衔和“资望”差点意思。

而当他在抗战胜利前后，终于得到这一职务时，军衔已经水涨船高挂上三颗星了，出现三个月的时间差，只是程序问题。

无论是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都不算真正的“战区司令长官”，挂中将军衔并没有破坏规矩，因此这才是如题产生错觉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当时的战区副司令长官，也以挂三颗星的占绝大多数，而二颗星想当司令长官，根本没可能。

1947年3月，胡匪军攻入延安时，胡宗南并没有晋衔，只是得了一枚勋章而已，因为他晋升“中将加上将衔”还不到两年，不仅停年欠缺，也不合规矩。

前面说过了，陆军二级上将不是随便乱授的，得守规矩还得有空位置。

理论上说，胡宗南在解放战争的中后期，确实是有机会晋升陆军二级上将衔的，毕竟军权很重且已经混到了三颗星，同时二级上将也有出缺的情况。

然而从1947年夏天以后，胡宗南连吃败仗损兵折将，被我西北野战军打得丢盔弃甲，他的校长实在没好意思再提名。

直到1955年9月，逃离大陆的胡宗南重被启用，出任“澎湖防卫司令部”的司令官，各方面条件都够了，才晋任陆军二级上将，这也是他生前的最高军衔。

1962年2月15日，胡宗南死后，才被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搞清楚那已经是“追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