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我想成为一个游荡者

刚下过雨的上海天空阴沉沉的，间或飘落几丝雨滴，形制西式的上海总商会旧址静静地坐落在北苏州河畔。许知远姗姗来迟，匆匆步入这座散发着古典气质的老洋楼，里面正在举行一场关于理想都市的圆桌讨论。

以一身观众熟悉的造型入座，蓬蓬的中长卷发、黑色方框眼镜和永远解开两颗扣子的白衬衫，只是这一次，许知远没有像《十三邀》里那样，穿着他最喜欢的人字拖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双被擦得锃亮的棕色皮鞋。

在他来之前，一位法国建筑师在演讲中提到，巴黎近期的目标就是在2024年将塞纳河治理到能让居民在其中游泳的程度，这是一种把城市这一概念降到日常生活层面的想象。

所有听众都在期待许知远说出一个具体的、美好的城市形象，但是他却说：

“（城市）更多的是一种idea（观念）。”

“我希望当一个游荡者。”

“在当下，重新讨论思想的建筑仍旧是必要的。”

许知远延续了他在《十三邀》和其他作品中所呈现的思考方式，对他来说，关心这个时代的问题是他永恒的母题的一部分，城市也许正是他思考的载体之一。

“我希望当一个游荡者”

在讨论中，学者袁筱一率先向许知远抛出了问题，他认为巴黎是如何影响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又该如何理解巴黎所代表的“摩登生活”对中国的影响？

许知远被袁筱一叫到名字时正低下身子将咖啡杯放到座位边上，他没有料到自己在五位嘉宾中被选作了第一个提问对象。

像是在课堂上被老师随机抽到答题的学生一样，许知远迅速地抬头，左看右看在自己的沙发座上寻找话筒的踪迹，一边听着袁筱一读出自己所著的《梁启超传》中的原文，一边笑着挠了两下头。

轮到他说话了，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没想到第一个是我，按（座位）顺序，我不是第四个吗？”

许知远觉得关于城市要说回“想象”这个词。他认为每一座城市，“不仅是一个place（地点），更多的是一个idea（观念）”。

八十年代的那批昆明青年被作为了他的例证。上世纪八十年代，昆明聚集了一批年轻的艺术家，如今最有名的是画家张晓刚。母亲河盘龙江默默地流过这座城市，也流经这群对法国文学和艺术充满想象的青年人们。他们在中国西南一隅想象着梵高和巴尔扎克，于是，他们就将盘龙江想象成塞纳河，每天在江边散步的时候，仿佛自己也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毕加索。

许知远又说到自己开的书店“单向街”这一名字来自本雅明，而本雅明最有名的作品《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是讨论巴黎诗人波德莱尔的，他形容波德莱尔是一个flaneur，也即游荡者。而许知远在大学时期读过的这部作品，却在无意之间影响了他对世界的看法，“我就特别希望一生当一个flaneur，到处去游荡。”

他没有说的是，本雅明笔下的flaneur不仅是在19世纪兴起的现代巴黎都城之中闲逛的、身份不明的人，事实上，他们又和那时迅速变革的现代生活格格不入。游荡者正是那样的人物，既归属于一个时代，同时又是时代的异己者和陌生人，就像许知远身上总是透露出一种失落的精英主义传统，但总是“被新事物所吸引，同时又对这种吸引始终保持怀疑”。

在整场对谈中，大部分时间里许知远没有发言，只是静静地听其他嘉宾的分享，视线落在远处。但是在同为中文母语者和知识分子的毛尖发言时，他频频点头，在听到毛尖提及“自我东方主义化”的话题和电影《三毛流浪记》中有趣的片段时，也会露出心领神会的笑容。

毛尖结束发言，放下话筒时，许知远忍不住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

“梁启超是个很有趣的人”

“途径上海时，恰逢下雪，这在已经立春的江南多少有些意外。‘春寒恻恻逼春衣，二月江南雪尚霏，一事生平忘不得，京华除夜拥炉时。’在给妻子的信中，梁启超流露出少见的儿女情长。”这是许知远在他的图书作品《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中关于上海的一段描述。

为何想要书写梁启超的故事？还要从十几年前旧金山的一个深秋讲起。彼时，37岁的许知远突然被某一书封上的梁启超的照片所吸引，“那一刻，我感到梁启超也正盯着我，他的嘴角挂有一丝骄傲，眼神尤为坚定。几年前，他还是一个脑后拖着长辫的举人，如今已经展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风貌。”

这让许知远对梁启超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他决定去写关于梁启超的传记，并克服重重困难，将创作持续至今。截至目前，已经陆续出版了《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与《梁启超：亡命，1898-1903》两部作品。

在许知远的眼中，上海这座城市与梁启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梁启超来说，上海从来不只是一个摩登的城市，更多是一种自由的思想和灵魂。”

然而，上海不仅开拓了梁启超的眼界，也给他带来了另一种困扰。对此，许知远在书中这样写道：“上海不仅是城市知识、自由与希望的象征，也是焦虑的来源。西方无处不在的影响，对商业、金钱的过分推崇，令中国士大夫的道德意识、中心感被压抑了，民族意识逐渐就此诞生。”

许知远与现场观众分享起了梁启超的人生经历。途径上海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来自于广东的年轻人，尽管广州在当时是一个更开放的世界，但他们受到的训练仍然是传统典籍方式，很少接触外界世界。梁启超在上海买到了徐继畬所写的《瀛寰志略》，第一次知道了世界原来有五大洲，有这么多不同的国家。这给他人生带来了极大的震惊，迫使他打开眼睛去看世界。

那么，时至今日重读梁启超的故事，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对此，许知远也发表了他的观点：“我觉得梁启超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他的身上代表了很多欧洲观念进入中国的一个过程，也是随着他年龄增长不断重新思考的过程。”许知远以巴黎这座城市为例，他认为巴黎始终是一种双重的混合体，不仅是罗曼蒂克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很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当年的一些先进思想。

“其实几代中国人一直在寻找这种思想，怎么去制造一个制度和理念上的新模式，在此时此刻都有重新讨论的必要性。”讲到这时，许知远自问自答地说了一句“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随后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下午四时许，论坛结束，许知远匆匆离场，或许他将继续痴迷于梁启超的创作里，也或许正计划前往上海下一个地点游荡。

但他有所不知的是，下一位做会计的嘉宾在演讲中却反复提及他的名字，这位幽默的会计师毫不掩饰对于许知远的崇拜，并调侃道自己也是一个被埋没的作家，“虽然同事一定会骂我没有完美地表达报告的内涵，但从我心里听到，我深深地为许知远觉得不值，他走了，没有听到我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