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高敬亭案【8】：排挤中央干部，他亲手将自己送入深渊

多年后，此时在军职上与高敬亭平级的一支队司令员陈毅被授予元帅军衔——当然，陈毅同时是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这是高敬亭无法企及的。

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名将中，与高敬亭有过交集的，张云逸此时是新四军参谋长，陈赓是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徐海东是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粟裕是二支队副司令员，王树声是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

此时的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和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后来被授中将军衔……

如果我们让奔流的历史静止，抛开历史人物因为个人性格等原因在时代的洪流中产生的变化不谈，仅仅透过现实的棱镜，把评判的目光折射到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由高敬亭出任四支队司令员的这一刻，似乎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假设：

以高敬亭的军事才能、历史功绩和成长资历，在建国之后，很有可能会被授予中将甚至大将军衔。

但历史只是过去的现实，现实中没有如果。

现实是，新四军在改编之初发生的种种事件，加上对国民党的不信任，让中共中央对新四军集中成军的改编方式疑虑重重，一度考虑不要集中成军，而是依原有区域分驻，“将南方各游击区作为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支撑点”。

现实是，南方各游击区在自主与国民党进行局部谈判时，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和一系列偶然事件，让中共中央对包括红二十八军在内的游击队的态度是微妙的，尤其是对各部队是否仍然继续保持着党的绝对领导充满着疑虑。

现实是，因为张国焘、陈昌浩等人的一些行为，都让中共中央对红二十八军充满着警惕和不信任的态度，这种警惕和不信任高敬亭不可能查觉不到。而他与王明的矛盾，又使长江局对他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现实是，已经习惯了独断专行的高敬亭，对中央的派遣政工干部到部队来的做法充满着抵触情绪。对中央要他率部东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的决策并不理解，并且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对抗手段。

一系列的冲突、争端、矛盾组成的现实，在时代大势的导向下，使高敬亭走向了属于他的不归之路。

如果我们将所有的事件按时间线整理出来，就会发现，这条路上充满着不可预料的偶然，但这些偶然事件在高敬亭刚愎自用的性格之炉熔炼下，最终酿成了必然会在某个时间点爆发的悲剧。

1935年6月，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后，双方便在南下还是北上的战略抉择上发生了分歧。9月，中央红军得到张国焘打算武力解决的消息，便不辞而别，独自北上。

10月，张国焘另立中央，并且宣布开除毛泽东等人党籍。

1936年6月，因南下期间损兵折将，加上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张国焘不得已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并于10月在当时的甘肃静宁县与红一方面军再次会师。随即，便被解除了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

红四方面军主力及红九军团等部被编为西路军，以徐向前为总指挥，以陈昌浩为总前委书记兼政委，奉命北渡黄河，试图打通经甘肃、新疆到苏联的补给线。

1937年3月，张国焘开始接受党内批判，并于9月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之职，逐渐被边缘化。

就在此时，中央接到了高敬亭的一封长信。

高敬亭在信中，除报告了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及同国民党缔结抗日统一战线谈判的经过和结果之外，还批露了一件事情：

……此外，于 9 月 5 日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于8月24日寄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信，是陈同志送来的……

能够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写信的，只有张国焘、徐向前和陈昌浩三个人。而1937年8月24日前后，张国焘和徐向前均在陕北洛川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所以，信中所谓“陈同志”自然是陈昌浩无疑。

原来，1937年春，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苦战四个多月后，因为战略失误，内无补给，外无援兵，已经濒临崩溃，徐向前和陈昌浩便脱离残部，试图只身返回延安。途中，陈昌浩因伤病耽搁，但他病愈后并未立刻前往延安，而是绕经湖北省亲，来到了鄂豫皖边的英山，然后托人将信寄送到高敬亭处。

高敬亭在信中还提到：既已得到中央文件及两个信，我已开始提出与国民党议和，停止内战，现在也进行谈判……

据此推算，陈昌浩在信中应该也是提到国共和作和停止谈判等内容。

但高敬亭的这封信却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因为到了此时，张国焘已经被彻底边缘化，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还都在接受审查教育，信中竟然还在提及已经不复存在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

因此，他在9月15日给林伯渠的信中特意关照，让他们把“8月24日陈同志给他们的信送来中央审阅”。

之后没多久，高敬亭因与郑位三发生矛盾，向中央和长江局提出更换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请求。

对于他的这个请求，长江局于1938年2月致电中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关于鄂豫皖二十八军即新四军四支队问题，必须帮助高敬亭同志才能使四支队进步和迅速出动以发动皖北游击战争……高敬亭再三提出戴季英来任政治部主任帮助他，我们与位三商量，除戴季英外的确找不出适当的人来。如戴不来，在推动四支队帮助高敬亭的进步上恐有影响……

此时戴季英正因肃反扩大化问题接受中央审查，对此长江局也建议：

……过去季英所犯错误由中央给他深刻批评，并在其接受批评后，责成其负帮助高敬亭求四支队进步的任务。

同年4月中旬，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离延安，经西安到武汉公开投向国民党。同月18日，被开除党籍。

在此背景下，长江局特派董必武专程到皖中舒城，向高敬亭当面传达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鼓励他坚定立场，革命到底。

随后，发生了影响极为恶劣的“新开岭事件”。

当时，部队驻扎在安徽省六安市一带，机要处在新开岭一带。而高敬亭因病留守后方，部队由副司令员戴季英负责。

在此期间，四支队7团团长曹玉福和政委杨克志，给高敬亭发了一封电报，说是中央来人在下面搞“活动”，让要务必注意。高敬亭当即给他们回电，表示这个事情已知悉，等部队回来以后再解决，让他们掌握好连级以上干部即可。

收发电文必须要转译，因此，曹玉福等人和高敬亭的往来电文无论如何绕不过译电员江腾蛟。但这就给江腾蛟出了个难题：当时部队的最高负责人是副司令员兼政委戴季英，按规定，电文的收发必须要给戴季英审阅、签字。但这种电文恰恰是向司令告戴季英的状，自然不能给戴季英看到；可是电文又是给司令员发的，他也不可能不发。

所以，江腾蛟按要求进行了电文的收发，但为了预防万一，他又将往来电文的底稿抄件给了戴季英。

根据江腾蛟的回忆，戴季英看了电文以后，没有任何表示，只是顺手夹进了《联共（布）党史》里。

后来，曹玉福和杨克志在戴季英房间里给他汇报工作。其间戴季英有事出去了一趟，曹玉福顺手拿起《联共（布）党史》翻看，便看到了那两份电文的底稿抄件。

或许在曹玉福等人看来，江腾蛟是红二十八军的老底子，属于地方派。虽说去长江局学习过两个月，但毕竟不同于长江局直接派过来的报务员。因此，将电文底稿抄件拿给戴季英的行为，与“吃里爬外”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于是，他们立刻将此事汇报给了高敬亭。得到消息后，高敬亭亲自来到部队，二话不说就给江腾蛟一顿鞭子，然后把他抓起来严刑拷问。

据江腾蛟回忆，拷问的内容翻来覆去就两个问题：戴季英给你多少钱？戴季英请你吃了几顿饭？

江腾蛟抵死不认，高敬亭没办法，便派人押着他到通信连、卫生队等支队各直属队示众。

同时，高敬亭又给戴季英写了个条子，声称“江腾蛟是托派，送你审问处理”，然后把江腾蛟押给了戴季英。

当时，戴季英正与四支队后勤部长吴先元谈事。吴先元是原红二十八军经理部主任，对高敬亭的“肃反”手段非常了解；而戴季英本人对“肃反”这一套也非常有经验，更是从中嗅到了熟悉的味道。

因为事情明摆着，如果高敬亭真对他们起了杀心，已经背负了“托派”之名的江腾蛟招与不招已经无所谓了，随便一封“招供信”就能把中央来的干部全部打成“托派”的首脑人物，然后再加点其他“反革命”的材料，就能明正言顺地把他们一网打尽。就算事后平反，名誉可以恢复，但生命却不能重来。

现在把江腾蛟给他送过来审理，潜台词就不言而喻了：现在走，还来得及。如果不就范，那事态如何发展就不好说了。

虽然猜到了高敬亭的目的，但戴季英也毫无办法，毕竟四支队不像其它几个支队由不同地区的游击队组成，它的核心就一个红二十八军，几乎是铁板一块。而中央也好，长江局也好，离他们太远了。就算高敬亭允许他们向长江局或中央发电申诉，电文往来之间，一切都晚了。

于是，戴季英立刻做出决定：发动中央来的同志，连夜撤离，先到第8团团长周骏鸣那里躲一下。

周骏鸣此前是鄂豫边游击队的指导员，与红二十八军没有从属关系。

据江腾蛟回忆，当夜，戴季英走之前，也劝他想办法离开这里。于是，他等戴季英离开之后，借口要上厕所，骗过警卫班的看押人员，翻墙逃脱。

此后，在长江局的斡旋下，戴季英和江腾蛟等人又回到四支队。江腾蛟的“托派”罪名，更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关照下，由董必武到四支队，解除了他“托派”的罪名。

据江腾蛟回忆，他回到四支队后不再担任译电员。之后报务员听说了一个对他不利的消息，劝他赶快离开这里，然后这个报务员自己也跑回了长江局。江腾蛟将此事汇报给了戴季英，戴季英让他去投奔战地服务团团长程启文。

顺便提一下，江腾蛟到战地服务团后担任了参谋之职，此后四支队拆分时，他被分配至第五支队，很快便成长为团级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升任三十八军151师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以36岁的年龄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共和国最为年轻的将领之一。

七十年代初，江腾蛟因九一三事件被免职并被开除党籍；八十年代，在审查“两案”时查出他曾加入“联合舰队”，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后因病保外就医，被安置在太原，于2009年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