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长沙会战，阿南惟几明知必败无疑，为何还坚持进攻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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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年底，日军进军香港。

12月，裕仁天皇召见参谋长杉山元，问了他一个战略性问题：“如果日军进攻香港，广州和九龙方面，会不会有敌人援军来驰援？”

第11军司令阿南惟几得知消息后，立马来了精神，表示愿意出兵，攻打长沙。

本来，第九战区只是在战事打响后，派暂编第二军和第四军驰援香港。就地缘关系来看，长沙和本次香港的战事并无太大联系。

但即便如此，阿南惟几依旧坚持攻打长沙，甚至不惜发动日军的传统技能“下克上”。

阿南惟几到底和长沙有什么恩怨，为何一定要攻占长沙？

而他这次又是否能如愿以偿呢？

1、陷入疯狂的阿南惟几

说起阿南惟几和长沙的关系，还要从第二次长沙会战说起。

当时，阿南惟几是攻城总司令，交战过程中，因为薛岳太过轻敌，导致长沙沦陷。

后来，因为担心补给跟不上，阿南惟几便率兵撤出了长沙。

回到司令部后，他本以为会受到嘉奖，没成想等来的却是同僚们的埋怨，称其“未占寸地，却损兵折将，长沙会战看似赢了，实则输得一败涂地！”

对此，阿南惟几十分不服，却又无法反驳。从那之后，长沙便成了阿南惟几心中的梦魇，他做梦都想将长沙攻下来。此次攻打香港，正是大好时机，他自然不会放过。

与此同时，薛岳正在长沙城内，召开第二次长沙会战失利的检讨会。

会上，薛岳认为，会战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太过轻敌。敌人来势汹汹，自己却妄想一口吃掉他们，反而忽略了湘北地区的天险，这才险些酿成大祸。

因此，薛岳认为，如果敌人再敢来犯，一定要依托天险，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具体规划如下，派先头部队诱敌深入，然后转入两翼，伺机而动。

等到敌人越过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三条防线后，再让两翼转后翼，截住敌人的退路，来个“关门打狗”，这便是著名的“天炉战法”。

除此之外，薛岳还发动群众，将沿途的水田全部注满水，粮食、生活用品全部转移到山上，让日军无法“以战养战”。并在村里堆起火堆，一旦发现日军踪影，立刻点燃狼烟告知。

在薛岳的调动下，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与此同时，阿南惟几也在调动部队，派第3、第6、第40师团和一个混成旅，总计12万人，浩浩荡荡向长沙袭来，很快便抵达新墙河南岸。

12月24日，湘北大雪纷飞，日军对长沙城的进攻正式开始了。

驻守新墙河的是国军20军，面对三个师团的猛攻，他们据险死守，却还是很快败下阵来。但他们并没有死撑，而是边打边退，他们的任务本来就是诱敌深入。

见20军退了，阿南惟几果然上当，率领部队渡过新墙河，继续向长沙城挺进。

守卫汨罗江的，是国军37军和99军，他们即将在这里和日军决一死战。

就在这时，薛岳收到消息，称就在25日，驻港英军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

这个消息，对薛岳来说如同晴天霹雳，阿南惟几之所以进攻长沙，就是为了策应香港。如今香港都沦陷了，阿南惟几便没了进攻借口，一旦退兵，打残日军的计划便会付诸东流。

好在，这个时候阿南惟几已经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长沙成了他的“梦魇”，纵使部下们一再劝他撤军，他却依旧坚持继续向长沙进攻，并给畑俊六发去电报，此战若赢，功劳都是他的，此战若败，责任都在自己，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此时的阿南惟几已经失去了理性。

一个高级将领，在战场上失去理性，意味着什么，已经不言而喻。

虽然战斗才刚刚打响，但阿南惟几的兵败，已经成为定局。

2、意外之喜

12月27日，阿南惟几向全军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向长沙进军。

很快，敌军便抵达汨罗江北岸，由于这两天连续降雨雪，导致汨罗江水位上涨，道路泥泞。

日军只能一边顶着我军的炮火，一边在泥泞的河滩地搭建浮桥。刚走到河中心，便被我军和架设在两边的碉堡打残了。

在付出极大的代价后，日军终于成功抵达汨罗江南岸，在泥潭中与我军展开厮杀。

战况十分焦灼，一直持续到30日，日军三个师团全部渡过汨罗江。此时薛岳知道，汨罗江是守不住了，于是命令37军和99军主动撤往两翼，引日军进来。

见到的国军突然撤退，其中必然有诈，如果是冈村宁次带队，一定会选择撤兵。

但阿南惟几不是冈村宁次，看到守军主动撤退，他大喜，立刻命令部队全力向长沙城进攻。

薛岳为诱敌深入，在汨罗江到捞刀河附近，并没有布置防线。此时的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很快便攻到长沙城外围，攻城战就此打响。

率先发起进攻的，是日军第3师团，通过空中侦查，他们发现东南地区是个薄弱点，只有一个营的兵力驻守，因此，第3师团立刻分兵两路，一面杀向南门，一面向东南方向杀去。

好巧不巧的是，就在日军进攻的前一天，薛岳派预10师换下了江东的驻防部队。因此，东南方向并非长沙的薄弱点，反而是防守最稳固的点。

一番交战下来，第3师团非但没能攻入城内，反而吃了大亏，阿南惟几催得又紧，情急之下，师团长丰岛房太郎只能使出阴招，派擅长夜袭的“加藤支队”连夜偷袭南门和东门。

没成想，加藤支队偷袭的时候，我军并没睡，好端端的偷袭变成了攻坚战。借助城墙优势，我军很快击退敌人，并击毙了加藤支队支队长加藤秀一。

本以为，支队长被击毙后，日军就会撤退，没成想他们和疯了一样，一波接一波不的断向加藤所在的方向冲去，誓要把他的尸体抢回去。

这不禁让人惊诧，死这么多人就为抢一具尸体，这些日军是疯了吗？

事出反常必有妖，守城的国军立刻反应过来，加藤身上有东西。

果然，在对加藤秀一的尸体一顿摸索后，国军搜出来一封用日语写的信，薛岳破译后，顿时喜出望外。这封信上，详细记录着日军的补给情况，薛岳这才得知，阿南惟几为兵贵神速，只给每个士兵发了120发子弹，如此火力，就是来给长沙送人头的。

看完信后，薛岳再没了后顾之忧，立刻开始策划反攻。

但就在此时，前线却传来一个坏消息。

3、“关门打狗”

就在薛岳截获日军情报时，阿南惟几也破译了国军的电报密码。

他这才得知，薛岳正在调兵遣将，收缩包围圈，想将他们一口吃掉。

一般将领，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为保全部队，都会选择主动撤退。但阿南惟几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让原地待命的第6师团也加入攻城战中，务必要在被包围之前攻破长沙。

一番拉锯战后，纵使我军奋力迎敌，日军一小撮部队还是接近了城墙，在韭菜园一带凿出一个大口子，日军趁机鱼贯而入，惨烈的巷战正式开始。

驻守城区的，是李玉堂的第10军。

早在日军进城之前，李玉堂便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将整个城区都修成了一个大碉堡。

暗堡修了一个又一个，工事挖了一条又一条，保证无论日军出现在哪里，都能对其进行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进攻。特别是市中地区，李玉堂修建了四条防线，街道全都围上铁丝网，并修建了防火道，即使日军用火攻，也能全身而退。

因此，纵使日军来势汹汹，猝不及防下还是吃了大亏。

此时，城外的包围圈正在不断收缩，日军再不撤，一旦包围圈收紧，他们再想走也来不及了，在参谋们的劝说下，纵使阿南惟几再不情愿，还是下了撤退的命令。

1942年1月4日，日军发起最后一波佯攻后，开始向城外撤去。

薛岳见状，知道反攻的时机到了，立刻命令全军进入预设地点，开始围堵撤退日军。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日军的撤退可谓相当不顺利，走一路，死一路，丢下无数尸体后，终于退回新墙河北岸，第40师团的龟川联队，出发时有3000人，最终活着回到新墙河北岸的只有20人，可见日军撤退的到底有多狼狈。

至此，第三次长沙会战，最终以我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经过统计，这次会战中，我军在付出31346人的代价后，成功歼敌56944人。虽然数据有夸张的成分，但依旧无法掩盖我军大获全胜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此战不仅在国内，对国际反法西斯局势也影响深远。

就在1942年元旦，中、美、苏、英等26个国家，在美国华盛顿联合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

但此时世界反法西斯形势并不是一片大好，东南亚、太平洋战场，日军的步步紧逼，让美、英等国吃了大亏，反而是最不被看好的中国战区，成功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因此，长沙会战后不久，蒋介石就在罗斯福的推举下，正式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1942年2月，美国向中国提供了高达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当年10月，美、英主动废除了在华的不平等条约，并邀请蒋介石参加来年的开罗会议。

此会议由美、中、英联合举办，旨在一起规划战后新秩序。老蒋能得到如此优待，并不是他指挥有方，全是中国军民在战场上拼出来的。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想要强大，一定要自强不息、发奋图强，用实际行动和结果来获得别国的尊重。妄想通过“扮可怜”得到列强援助，完全是痴心妄想。

只可惜到最后，蒋介石都没能明白这个道理。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却为一时的风光无限而沾沾自喜，这样的总裁，这样的军队，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