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烟山麓台，何以文脉绵长？

以麓台为圆心的浮烟山一带，前营丘，后沧海，左依白浪河，右临大圩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人杰地灵，文脉绵长。

中心地位，历史悠久

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潍坊市博物馆特聘研究员孙敬明在其所著《浮烟山区域文化概论》一文中言及：白浪河流域，从大汶口、龙山文化一直到三代秦汉魏晋，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都在浮烟山周近。

孙敬明论据充分：在白浪河西岸姚官庄（今属潍城区军埠口镇）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龙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遗物，而大汶口文化则是新石器时代文化，为龙山文化源头。由此，潍城姚官庄与章丘城子崖、日照两城镇成为山东龙山文化的典型代表。同时，在白浪河中上游的昌乐马宋一带，以及浮烟山以西昌乐五图周近也发现了大汶口及龙山文化遗址群。

▲蛋壳黑陶杯（龙山文化）

“浮烟山西侧平寿（今浮烟山西南平寿村）为夏代封国，也是夏王朝重新振兴的根据地之一。商代此地仍以平寿为中心，乃东夷文化的重镇；西周初年，王室分封姜尚为齐国君主，国都定在营丘（今昌乐县营丘镇）。”孙敬明告诉记者，营丘在白浪河中上游，与姚官庄遗址、平寿故城址仅有十里之遥。由此可以证明，最迟从龙山文化时期，到夏商周时期，姚官庄、平寿、营丘依次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平寿还扮演了军事重镇的角色。“平寿位于浮烟山西侧，圩河水流交汇处，近东有浮烟山为依附，北去则有黑山为天然屏障，所以军事地理位置较营丘更为优越。春秋战国时期，平寿在齐国全境军事战略格局构成中具有重要地位。”孙敬明如是分析。

浮烟山地处古营丘、平寿、下密三个政治中心之间，自古就是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山左北海名士修身养性、读书论经的宝山胜地，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

文脉由来，源远流长

汉代设立北海郡，东汉为北海国，北海郡治在今营丘。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大国宰辅公孙弘同浮烟山同麓台有了文化上的“亲密接触”。《史记·平津侯列传》载：“丞相公孙弘者，齐菑川国薛县人也，字季，少时为薛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

这里的“牧豕海上”指的是公孙弘到北海边牧猪，而当时的北海则是汉代齐北海一带地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公孙弘来到浮烟山麓台刻苦攻读，潜心钻研《春秋》，终成饱学之士，为后来终成汉相，封平津候打下了文化根基。

“银河漾漾净天街，碧月辉辉照麓台，台上读书燕太子，清风依旧向人来。”元代开科取士首位汉族人状元，官至礼部尚书的张起岩游浮烟山麓台时写就的这首《麓台秋月》诗世代流传，其中的“台上读书燕太子”指的就是南燕国太子慕容超。

▲张起岩《麓台秋月》碑文

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海属于南燕国封地。南燕太子慕容超与父亲慕容纳都曾为北海王，而当时的北海国治所即在平寿。南燕国皇帝慕容德无子，遂立兄慕容纳之子慕容超为太子，并特意安排他到久负盛名的麓台学习，以期慕容超修身养性，学成文治武功的本领，未来撑起南燕政权。

“为什么公孙弘和慕容超都选择浮烟山麓台作为读书之处？原因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在那个时代，这里已经成为区域文化中心，是求学者心仪的所在。而他们的到来，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浮烟山麓台的这一区域文化中心地位。”孙敬明说，那个时候，浮烟山麓台文脉已相延成型。

隋代新置潍州，将城邑选在白浪河西岸，即今潍城所在。从此，则白浪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转移到潍城，对浮烟山麓台文脉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力度不小的冲击。但孙敬明认为，由于历史文化的延续和地理环境的优越，尽管历史地位不比以往，然而浮烟山麓台作为宗教庙堂和书院教育的中心之地位，则又是潍州城里所不能匹敌的。

麓台书院，夯实根基

民国《潍县志稿》记录的一组数字暗藏玄机：唐1人，南唐1人，宋14人，金2人，元2人，明28人，清78人。这是潍县历代得中进士的人数（此数字较之乾隆二十五年《潍县志》所载数字略有出入）。

从这组数字中不难发现，历史进入明代，潍县得中进士人数陡增，是元代的14倍。而到了清代，潍县得中进士的人数更是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达到78人，甚至创造了“一条胡同两个状元”的科举奇观。

“玄机”在于一个潍县人的辞官归里。而正是这个年少时在浮烟山麓台发蒙，宦海沉浮大半生而最终归根桑梓的人，为浮烟山麓台文脉地位的巩固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人便是刘应节，明晚期潍县刘家庄子人。刘应节声名显赫，官至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刑部尚书，曾经是抗倭英雄戚继光的顶头上司，亦曾是张居正内阁的重要成员。宦海险恶，刘应节终因与万历首辅张居正、掌印太监冯保有隙而被弹劾，遂辞官归里。

▲刘应节画像

大明朝堂上少了一位能臣，而潍县却多了一位文化巨擘。万历五年（1577年），对潍县的文化教育事业而言，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刘应节筹资在浮烟山麓台修建了潍县第一座书院——麓台书院。

麓台书院建成后，刘应节亲任山长，除亲自主讲外，还延聘名师，教化一方。在刘应节的执掌之下，麓台书院教风严谨,学风端正，成绩斐然。四方学子慕名求学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在刘应节延聘的名师中，乡邻高桂（潍县麓台村人）是明万历丙子（1576年）、丁丑（1577年）联捷进士，曾任泰兴知县、礼部仪制司主事、贵州思石道监察副使等职。万历十六年（1588年），高桂因上《科场大坏疏》奏疏揭露科举乱象而名动朝野，也因此而仕途受挫。遭遇权臣报复的高桂心灰意冷，遂“自愿放弃候缺”，满腹愤懑返回潍县。高桂教化弟子，既重学品，又重人品，尤其痛恨考试徇私舞弊，所教弟子经得起考试,在府试乡试中众多弟子脱颖而出。

刘应节执掌麓台书院19年，高桂在麓台书院执教20年，为潍县及其周边地域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期中不乏得中举人和进士者。

麓台文脉，绵延不绝

麓台书院继刘应节、高桂两位进士后，又出了一位进士出身的经史大家——刘以贵。刘以贵是刘应节的五世孙，少时即在麓台书院读书，累官至广西苍梧知县、酉阳州同。40岁时辞官还潍，到麓台书院讲学授徒，著书治学。

时值清朝文字狱盛行，麓台书院像全国其他书院一样危机四伏，风雨飘摇。刘以贵秉承先祖刘应节“以存养为根本，省察为修治，穷理为门户，笃守程朱理学”的遗愿，在麓台书院的十几年里，勤于讲学，精于点拨，诲人不倦，影响了代代学子。

阎循观和韩梦周并称“山左二巨儒”，两人交情深厚，在麓台讲学中颇多交集。及至阎循观讲学麓台时，历经二百多年风雨的麓台书院已经倾圯，阎循观遂与乡人夏秦玉、修贞观的张道士倡建书院，书院建成后名为西涧草堂，可容学子百人以上就学。　　

清乾隆年间，在阎循观的影响下，潍县韩梦周、高守训，昌乐阎循中、阎学尹等名士，也相继在此攻读、教学，并取得了卓越成就。特别是年轻时得到郑板桥资助和鼓励的韩梦周，在麓台书院主讲27年，是麓台书院执教时间最长的人。他执教麓台后，远近学子纷至沓来，不仅有来自周边的潍县、昌乐、安丘、寿光、临淄、莒州等地，甚至有人来自江南，书院一派兴盛。

阎循观讲学之余，与韩梦周尝试并建立“讲会”制度，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倡导不同学派相互讲学、共同交流。慕名来听讲者众多。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潍县知县曹宅安为韩梦周建讲学之所程符精舍。

培养人才最多、影响最大的当属高守训。高守训是高桂六世孙，乾隆癸丑（1793年）进士。他单培养出的进士就多达7人（刘鸿翱、郭圲、郭璋、陈凤翰、陈官俊、王延年、高其召），其中，陈凤翰、高其召为联捷进士。

▲陈官俊画像

孙敬明告诉记者，从刘应节创办麓台书院，培养学子读书明理而为官清正，至清代韩梦周、阎循观与高守训可谓绍继前贤，秉承政风。从麓台书院到西涧草堂再到程符精舍，文脉绵延二百余年，不仅教授经学艺文，而核心则在于教育学子明义利、辨邪正、通物理、顺人情而德臻纯粹，所以由此而教授出的生徒不仅科举进士，而且为官则清正廉明，治学乃通儒建树。

在《平津幽栖处 王子读书声》一文中，孙敬明用抒情化的笔触写道：“麓台书院奠定基础，西涧草堂与程符精舍则是开拓建树，二百年间培养纯正之士何啻百千，诚乃山左教学育人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