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研学，争议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今年暑假，博物馆研学火了。把这项活动推上风口浪尖的不仅是旺盛的市场需求，更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2023年7月1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发布研学机构管理办法（试行），严格审核研学机构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进行的讲解及教育行为。7月29日，新华网发布时评，明确提出博物馆研学要“研之有道”。8月27日，新华网再次大声开麦：“游学热不能变味，博物馆研学需要真学”。博物馆研学因何惹众怒，未来又该何去何从呢？

博物馆研学，研的是什么？

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提出将研学旅行将纳入教学计划，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统筹考虑，促进研学旅行和学校课程有机融合。2017年教育部发布《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明确包括研学旅行在内的综合实践活动，是国家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规定的必修课程，与学科课程并列设置。自此，在一系列的政策推动下，研学游逐渐走入人们视野，成为中小学生的“人生必备经验”。

2017年，中国旅游研究院针对这一逐渐走红的旅行方式进行了行业分析，并结合采访结果推测，未来中国研学旅行市场总体规模将超千亿元。而研学旅行市场的不断成熟也证明中国旅游研究院的分析不是盲目乐观。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即使是在疫情防控的情况下，2021年研学游市场规模已超千亿，2022年虽稍有回落，但也达到了909亿元。

刺激研学行业发展的不仅是教育理念的改变，更是大众对教育文化娱乐消费的需求。不仅是中小学生，大学生也是研学游的主要消费群体。2023年7月，小红书上有关研学游的笔记已经超过73万条，抖音相关话题的播放量也超过10亿次。

而这其中，博物馆研学尤其受到关注。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中国考古大会》《中国国宝大会》等影视节目的播出，年轻人对博物馆的兴趣日益高涨，仅今年五一期间，全国博物馆参过人数就已超过5000万人次。携程数据显示，今年暑假期间博物馆相关订单同比增长了232%。据央视财经频道对暑期博物馆研学进行的报道，暑期博物馆研学产品的订单则同比增长了235%。

那么怎么理解博物馆研学游呢？

简单来说，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主要以博物馆资源为核心开展的，集启发性、探究性、参与性为一体的研学活动。博物馆可能是研学游中的唯一目的地，也可能是旅程中的一个参观节点。但无论是何种情况，在博物馆内进行的研学活动都是以“互动体验”“寓教于乐”为目的的。

据研学活动的主办方类型，我们还可以把博物馆研学划为学校主导型、博物馆主导型和机构主导型三种。虽然都是在博物馆内进行的拓展教育活动，但三者的研学内容和关注重点是不同的。

学校主导型主要是指由大中小学主办的非营利性研学活动，受众主要以本校学生为主，旨在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指导下进行的实践教育活动，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将“课本带入实践”，通过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呼应的方式，巩固教学内容，将知识变为素养，锻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探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宁波三中的“跟着课本泛‘神州’”活动、吉林大学的“博物拓视研路同行”系列研学活动等。

△宁波三中“跟着课本泛‘神州’”活动，图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博物馆主导型，顾名思义，就是由博物馆官方策划、主办的，与特定展览或主题相关的研学活动，受众来源多样，目的在于通过讲解+互动的形式，引导受众与博物馆进行双向交流，为受众带来深入了解展览背后故事的机会，满足观众多元化的需求。这类博物馆研学可以是由单一博物馆发起的，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2022考古研学营；也可以是由多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比如由河南博物院主办、联动河南多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博物院主题研学活动。

△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2022考古研学营，图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公众号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博物院主题研学活动，图源@河南新闻广播电视台

由博物馆主办的研学活动根据博物馆性质的不同，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种。由公立博物馆主办的，通常为非营利性的教育拓展活动；而由私立博物馆主办的研学活动则是其主要的盈利来源之一。

△遇见博物馆配合“敦煌光影展”举办的敦煌主题研学活动

机构主导型主要是指由旅行社、文化公司或者研学机构等社会机构自行开发的研学项目，也是目前市面上数量最多、主题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类博物馆研学活动。据湖南日报的报道，目前全国有超过5000家“研习营”“夏令营”的相关企业。由于服务机构并不持有实际的文化教育资源，因此这类研学活动往往需要通过跟博物馆“合作”的方式进行。

至于为什么在“合作”两个字上加引号，且听我慢慢说。

博物馆研学，烦的是什么？

并不是所有的博物馆研学活动都惹争议。

由学校主导的博物馆研学，有组织、有安排，在内容上从学生的实际学习需要出发，在程序上与目的地博物馆进行了前期沟通申请，在观览过程中有专业讲解员带队，又有老师规范学生言行，逐渐成为各大中小学校实践教学的一部分；而由博物馆自身策划主导的研学活动，也以其专业性受到家长的欢迎。但以上两种博物馆研学项目往往数量少，而且通常只面向特定的学生群体、或者名额十分有限，并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随着研学活动越来越得到市场青睐，行业内的市场主体不断壮大，由机构主导的博物馆研学活动类型和主题愈加丰富，逐渐成为消费者的主要选择。但就是在暑假之初受到市场欢迎的博物馆研学项目，却在暑假期间获得了大量的负面评价。

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最遭到大众质疑的，是由机构主导的博物馆研学项目不专业、乱规划，“文化之旅”变“没文化之旅”。

回到上一节最后提出的问题，旅行社、文化公司等往往需要以“合作”的方式与博物馆一同开发研学课程，比如用六朝博物馆和耳朵里的博物馆共同举办的“从南京到北京”研学活动。

△“从南京到北京”研学活动现场，图源@六朝博物馆微博

但由于公司实力、在地资源等情况的差距，更多的机构选择了不讲武德的粗放式开课方式，以“蹭资源”代替“真合作”，虽然通过预约的方式带学员走进博物馆，但却在讲解、引导等更需要与博物馆专业团队进行合作的部分，选择性失明。

公立博物馆是机构主导型博物馆研学团最常选择的目的地。公立博物馆不仅藏品量大、展览主题丰富，更重要的是，这里是公益性的文化场所，往往不收门票或仅仅收取少量的门票费用，选择公立博物馆为目的地，能够降低研学团的运营费用。但研学团的实际价格往往动辄上千元，是高价的文化服务，消费者愿意买单，冲的就是研学团所承诺的“让孩子游有所得”。

现实总是骨感的。“游而不学”的打卡式研学甚至不算是最坏的情况，更可怕的是大量机构并没有专业的策划讲解团队，因此滋生了乱讲解的现象：蹭着博物馆的免费资源和社会影响力，却对于讲解词的内容审核几乎为零，甚至为了吸引眼球，将野史当正史，主打一个信口开河。

博物馆研学的初衷是以互动、多样的体验式教育形式引发学生对历史文化的兴趣，激发学员们主动的进行知识探索。然而缺乏专业意识的研学团，不仅无法让学员有获得感，还有可能误导学生，影响学生对历史常识的认知和理解。

苦于乱讲解的不仅是家长，各大博物馆也对这一研学乱象愤怒已久。2020年8月，上海历史博物馆曾发声明，控诉研学机构不遵守博物馆参观规范，讲解内容不严谨，有误导学生的嫌疑。今年，忍无可忍的公立博物馆不再沉默，选择硬刚这一乱象。7月1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发布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研学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在资质认证的四条规定中，有三条与讲解词有关；在研学管理规定中，也强调了机构要严格按照认可的讲解词开展研学活动。

然而，机构研学团给公立博物馆带来的麻烦远不止于此。“博物馆难预约”是今年暑期饱受热议的话题，笔者自己也有着同样的苦恼。国家文物局于7月对全国45家大中型博物馆进行了专项调研，结果发现，很多博物馆遭遇了被抢票、囤票的行为，严重干扰了这些馆的正常运营。

作为公共文化资源，每个人都平等的享有进入公立博物馆观展的权利。但博物馆每日的游客最大承载量是有限的，研学团在未与博物馆提前交涉的情况下通过普通预约通道进入博物馆，一定会挤占大量的常客预约名额，使得公共文化资源的公平公益愈加难以平衡。

△博物馆预约难问题养活了一大批小红书“攻略型”up主

馆外的人们眉头紧皱，馆内的游客也未必好过。上观新闻曾针对博物馆研学进行了专题采访，其中不少受访人士都有过被研学团干扰，甚至被迫中断参观的遭遇。研学团通常人数比较多，若不能规范领队和学员的观展行为，那么很容易变成展厅里的“霸王”。是想，当一个展品被接连不断的研学团围住，普通游客还有观览的机会吗？

乱写的讲解词、投机倒把的蹭资源思路、不文明的观览行为……也无怪乎研学团在今年暑假惹众怒。当然，市面上也不乏尊重市场、尊重博物馆、尊重文化的优质研学机构，但更多的机构将“免门票”当成了“无门槛”，把本意给学生带来更好文化体验的博物馆研学当成了赚快钱的摇钱树，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更可能为研学产业带来灭顶之灾。

博物馆研学，难的是什么？

博物馆研学乱象，真的只能怪无良机构吗？

无规范，乱象生。从多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各地方发布的有关利用博物馆开展教学和社会实践的文件来看，博物馆研学仍然是受到政策支持的体验式教育形式，短时间内并不会凉，但这也不代表会就此放任行业乱象持续发酵。

实际上，早在2020年，包括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在内的多家博物馆就已经针对博物馆研学游乱象发声，呼吁早日出台行业规范。如今国家博物馆先发出战，出台了专项管理规范，规定了审核制度和违规惩罚措施。相对于2020年的博物馆研学争议，今年的讨论显然更加激烈，这也与全民媒体时代下，人们自发的经验分享、乱象揭露行为有关。回过味儿来的家长不会重复为劣质研学团买单，口碑将成为各类研学项目长久发展的关键。

但博物馆研学宜疏不宜堵。无论是市场的需求，还是公立博物馆开放性的特征，都决定了将研学团拒之门外并不是合理、现实的改善途径。面对市场的需求和大众的期待，一刀切的把研学团堵在博物馆之外，会反噬博物馆自身的口碑，降低博物馆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对大众的吸引力，影响博物馆今后的生存发展。研学团乱象的整治需要官方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更需要博物馆更新运营思路，将商业讲解“为己所用”。

但现实是，博物馆有限的讲解团队无法满足大众多样的讲解需求。为了更好的发挥社会文化服务功能，博物馆势必要解决如何更好的让大众了解展品文化历史内涵的问题。研学团的火爆从侧面证明了大众需具针对性的定制化导览和解说服务。目前大部分博物馆都配备了人工导览讲解、线上导览讲解和讲解器导览等多种导览方式，然而与多样导览方式相悖的，是近乎一样的导览内容。

开发多样的讲解内容是需要博物馆注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需要拉专门团队进行文献研究、撰写阐释文字，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博物馆的导览服务需要收取少量的费用。但博物馆自身的力量有限，在策划大量展览的同时保证多样化的讲解内容输出是很吃力的。因此，与机构合作，开发针对不同受众的博物馆课程，有潜力成为众多博物馆拆除藏品与大众之间无形门槛的一种方式。

但要想在博物馆与研学机构之间建立信任是需要过程的，尤其是在研学乱象频发的今天，博物馆与研学机构之间的合作愈发慎重。此外，博物馆是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关注社会影响；研学团是付费服务，自带经济属性。两者的管理运营思路本就不同。如何改善研学机构“蹭”博物馆资源的现象，提升两者之间的交流，在研学机构与博物馆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桥梁，提升对话效率，值得多方深思。

如果说，博物馆是大众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中介，那么在博物馆与研学机构之间，是否也需要一个“中介者”来充当两方话语的阐释者与平衡者？这里所说的中介者，并不是一个传声筒或者联络人，而是一个能够理解两方运营逻辑、尊重双方行业准则的资讯“交换机”。他或许不专于历史文化研究，但能够提供符合博物馆需求的管理运营思路；他或许不是最会营销的人，但能够为博物馆找到使命价值与共的最佳合作方。

这类的“中介者”在行业里其实并不少见，多由研究者、策展人或者是行业管理者充当。中介者的存在也证明了机构与博物馆之间想要达成合作，确实需要第三方的支持。但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的，面对大众对于博物馆研学日益高涨的需求，想要更新研学环境、促进博物馆与商业机构之间的合理、有效合作，满足大众多样、多层次的需求，行业需要召唤专业中介平台的出现。

结语

暑假已经结束，但是博物馆研学并没有落下帷幕。仍有更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的探讨：

博物馆研学最有价值的究竟是什么？

谁对“博物馆研学乱”现象负有责任？

博物馆该怎么平衡商业讲解和公共文化权益？

政府应当出台怎样的政策引导、规范市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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