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哥哥贺敏学，职位曾比粟裕高，为何建国后甘愿当“包工头”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职位曾比粟裕还高，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眼看很多部属、战友都位高权重，贺敏学的职务却越来越不起眼，却甘愿当“包工头”。

另外，各种战史以及志书上也很难见到他的名字。

这位曾经被毛主席称赞三个第一的“好人”，几十年来虽然一直保持低调，甚至低调到了被很多人忽视了他的程度，却也有一个特殊之处。

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绝无仅有的以副省长之职名列“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党史人物。足以见得，他对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毛主席口中的三个第一分别是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山第一、渡长江第一。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很多共产党人惨遭屠杀，时任永新县党支部书记以及县农民自卫军副指挥的贺敏学，也不幸被捕入狱。

与此同时，贺敏学的五个叔伯兄弟相继被敌人残忍杀害。年仅23岁的贺敏学并没有被这片白色恐怖吓倒。

监狱中，他秘密组织数十名共产党员，以及将近200名革命群众，成立了监狱党支部，并由他担任党支部书记。

与此同时，他的妹妹贺子珍秘密联络了宁冈县的袁文才、王佐以王新亚。

应外合之下，贺敏学带领我党30多名同志暴动出狱，并发动三县武装暴动。

随后他们成立革命政权，贺敏学出任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农民自卫军指挥以及县委书记等职。

但没多久，敌人就疯狂反扑，贺敏学他们被迫退出永新城。

他们向毛主席汇报了井冈山的情况，并由其中一支部队掩护毛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奔向井冈山。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贺敏学、贺子珍以及贺怡等兄弟姐妹都相继参加了革命活动，敌人因此盯上了他们家，导致他们贺家先后有60多人惨遭敌人的屠杀。这样的惨案，在中外家族惨案中都是非常罕见的。

参加革命几十年，贺敏学经历了很多大风大浪，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贺敏学的革命意志从未动摇。

1935年， 贺敏学在敌人的追击下腿部中弹负伤，来不及好好包扎伤口，就一头钻入茂密的树林。

身负重伤的贺敏学独自一人在深山老林中，因为不能正常走路，也没办法及时清理伤口，导致伤口发炎，疼痛感越发强烈，只能一步一步往前挪动。

实在是饿了，贺敏学就捡掉落在地上的果子吃。当时正值秋冬，天气已经慢慢冷下来，尤其是晚上，山林里更加寒气逼人。

本就衣着单薄的贺敏学，身上仅有的衣服还被露水弄湿，冻得他瑟瑟发抖，只能捡一些干树叶、茅草勉强御寒。

除了饥饿与寒冷，贺敏学还要时时小心不时出没的野兽。几天后，贺敏学受伤的那条腿已经肿的像个小冬瓜，钻心的疼痛感一阵阵来袭，贺敏学几次昏迷。醒过来后，他又强撑着继续向前爬行。

当时的贺敏学只有一个念头：走出森林，找到党组织！

在贺敏学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在森林中边走边爬五天五夜后，终于扛不住昏了过去。

幸运的是，他被一位老人救了起来。那位老人非常善良苏日安早已看出贺敏学的身份，但是，他并没有拆穿。因为他也有个儿子是红军，在彭德怀手下当兵，是生是死不知道。

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着贺敏学，不但为贺敏学采药熬汤治伤，还每天给他煮米粥吃，专门打野兔、野鸡等为贺敏学补充营养。

休养了将近一个月后，贺敏学的体力终于恢复。

不等伤口完全愈合，贺敏学就迫不及待的告别恩人，再次踏上寻找组织的道路。

这一路并不顺利，贺敏学先是被保安队的人怀疑是游击队的探子，被抓起来严刑拷打一通，又将他扔进牢房。

监狱中，贺敏学大吵大闹，坚称自己是被冤枉的。后来保安队长叫来几个叛徒对贺敏学进行辨认。

幸运的是，那些叛徒都不认识贺敏学，贺敏学因此逃出生天。

出狱后，身无分文的贺敏学为了寻找部队，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他一边工作，一边打听游击队的下落。

功夫不负有心人，贺敏学历经艰难，终于找到了部队。

新四军时期以及华野时期，贺敏学的工作调动非常频繁。但是，无论组织上将他调到哪里，贺敏学总能打开局面，出色的完成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

解放战争期间，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山东，妄图以战争消耗拖垮解放区的阴谋，华野主力在孟良崮战役歼灭了敌军七十四师后，主动调到蒋管区作战。

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属都被国民党重兵压制在渤海边的一个狭窄的地区，几千人的大量物资，准备用民船渡海向东北解放区大转移。

但因为没有掩护部队，形势非常严峻。关键时刻，重任再次落到了贺敏学的肩头。贺敏学不畏困难，二话不说就带着华野学兵训练处的学习人员展开工作，将所有后方零散的男同志按照班、排、连组建成临时作战队伍，并由他亲自指挥，利用地形，巧妙的布置配置。

与此同时，他们迅速果断的将所有军需物资坚壁清野，在没有码头设施的海滩上，日夜不停，争分夺秒的调动大小民用船只，将众多干部家属安全撤离。没多久，全部人员都从海上撤往东北解放区。

但是，贺敏学却没有撤，他带着几个连的部队艰难突围，找到了华野主力部队。

危难之中，贺敏学所表现出来的优秀组织能力以及对革命的绝对忠诚，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扬。

百万雄师过大江前夕，时任华野27军副军长兼任参谋长的贺敏学，提出应该先派出一个营的兵力过江侦察，以确保渡江战役全胜。

但是，他的这个提议在军事会议上并没有通过。争执之下，他们吵到了陈老总那里，陈老总肯定了贺敏学的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提起此事毛主席对贺敏学说：

“你们是全军中最早一个过江的部队！”

电影《渡江侦察记》在福州首映的时候，影片的军事顾问，也是贺敏学曾经的老部下，激动的握着贺敏学的手说：

“老首长，如果没有你，就不会有今天的《渡江侦察记》！”

无论是第一个武装暴动，还是进军井冈山，亦或是突破长江天堑，这三个都是中国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事情，能够有幸参与其中之一就非常不易了，贺敏学竟然占了三个第一，这是非常难得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将八个师转为建筑工程部队，贺敏学再一次担起重任，率领华东地区的三个师进入上海，承担起了中国最大城市的基建任务。

省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建筑工业部副部长、华东建筑工程局局长，那段时间，贺敏学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大街小巷。

当他看到分散在上海各地阴暗的工人棚户区潮湿不已，几代人挤在一间木屋中度日后，心急如焚，并马上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中央。

中央批准改造工人棚户区后，贺敏学马上带领两万名工人，破土兴建我国第一个工人新村。

那段时间，贺敏学常常忙的连饭都顾不上吃。早上带一点牛奶，到办公室拿着开水烫一烫喝了，就算吃了早饭了。

忙了一天后，贺敏学还是停不下来，晚上下班后，他又跑到工地了解工程进度，及时掌握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两万五千户的工人住宅小区就崛地而起，中国工人阶级开天辟地的住进了自己建造的新村。

贺敏学并没有就此停下来，很快他又承接了全是最大的工程，面积高达50000多平方米的中苏友好大厦的建设任务。

在技术设备等条件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贺敏学积极向苏联专家请教，鼓励大家靠动脑子，勇于探索，建造一流的工程。

最终，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成功建成了中苏友好大厦。这个工程还被国家评为优质工程。

50年代中期，国家为了确保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又将贺敏学调到了大西北。

在那里，贺敏学又指挥完成了飞机、坦克等多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施工、安装。

之后，在福建担任分管工交以及基建的副省长期间，贺敏学又组织领导了福、厦、三明等地的很多基建工程，使得原本是穷乡僻壤的山区小县三元，变成了拥有钢铁、化工以及纺织等众多骨干企业的新兴工业城市。

晚年时期，身体患病的贺敏学依旧牵挂着国家的建设，为了参加会议，他不顾病体，带病出席，为改革开放出谋划策，想要在有生之年再为国家与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次，烧了两周的贺敏学身体刚刚有所好转，就闹着要去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家人不放心他的身体，纷纷劝说让他不要去了。贺敏学坚持不肯，他生气的说道：

“我就是进八宝山也要去！这个会议我一定要参加！”

1988年，贺敏学走完了传奇的一生。临终前，他依旧不忘叮嘱孩子们：

“你们一定要为国家好好做贡献，我就死而瞑目了！”

虽然几十年来贺敏学一直非常低调，从不居功、不写传记，但是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做出的贡献。

贺敏学去世后，党中央非常郑重的在贺敏学的悼词上写上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结论。这句话，让贺敏学的家人激动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