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曾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他巅峰的时候,曾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传说,可谓风头无两,压倒众人。在他走向反面之后,他的故事则逐渐变得不为人知。
本文主要讲述的,就是他在陕北从籍籍无名到异军突起,成为陕北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的过程。
1935年9月27日,中央红军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和陕北红军完成了会师。
中央来到陕北后,迅速为刘志丹等陕北同志正名,并在12月13日,由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接见了这些陕北同志。这也是毛主席和高岗的第一次见面。
当时的高岗在陕北的一众干部中并不突出——当时西北根据地的代表是刘志丹,西北党组织的领导是朱理治、郭洪涛等人,所以,毛主席当时对高岗未必有多深的印象。
而对于高岗而言,这却是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如果不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到来,他可能已经殒命;如果不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到来,他便很难在以后几年的时间里就迅速成为党在西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
所以,对于毛主席,高岗一定是心存感激的。
高岗当时的地位并不突出,他被释放之后,先被安排到军委武装动员部负责扩军和筹款,没过多久,就被派到了内蒙古去领导一支只有十几人的陕北骑兵团。
高岗后来回忆这段不得志的日子时说:
“派我带13个人到蒙古地,那里的工作不好搞,一片黄沙地,天天刮风,跑来跑去,经常打仗。当时认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苏武牧羊……不如出家当和尚。”
后来,刘志丹参加东征前,和高岗进行了一次谈话,在刘志丹的影响下,他才渐渐改变了主意,“发狠在蒙古地干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高岗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不高,身上有“绿林好汉”的气质,这给他在内蒙的工作带来了天然的优势。
蒙古同胞喜欢喝酒,而且很讲义气,据时任长城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田万生回忆,高岗为了开展在蒙古族的工作,曾和蒙古族革命领袖那素、齐国贤、张金贵等海誓山盟,滴血饮酒,结为异姓兄弟。颇有当年“军神”刘伯承在彝族区和小叶丹结为异姓兄弟的样子。
高岗戍守三边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只身平定哥老会叛乱”的故事:
西北地区民风彪悍,乱世之下诞生了不少哥老会组织。哥老会成员大部分是贫苦的农民,但也不乏一些土匪流氓。
1936年,我党发布了《致哥老会宣言》,高岗很快就响应号召,成立了哥老会招待会。其后,一个名叫李大辫子的哥老会头目投奔了我们,但很快又在国民党的金钱诱惑下准备反水。
高岗闻讯将李大辫子邀请到招待所,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李大辫子依旧不改其心,对我们的工作挑三拣四,企图煽动人心。
高岗不露声色,悄悄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将其拍死。其余人见李大辫子已死,纷纷求饶,我军没有任何损失就平定了一次叛乱。(《高岗传》陕西人民出版社第78页)
以上这两件事,确实是有“绿林气质”的高岗才能做出来的。
高岗在三边地区工作了一年半不到的时间,成绩是看得见的,也赢得了大家的好评。但这并不能作为他能扶摇直上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恐怕还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搜寻。
36年4月,刘志丹同志在东征山西的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为历史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当时中央和中央红军才刚到陕北半年,陕北的人民更熟悉的还是刘志丹、谢子长这些西北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革命家,除了这两位,就是高岗、王泰安、杨森、阎红彦等人。而在谢子长、刘志丹、王泰安、杨森去世后,曾经和他们共同战斗的高岗的地位自然就凸显出来了。
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5天之后,东北军让出延安,中央机关驻地随即从保安县迁到了延安。
37年5月,陕甘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高岗因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在没有出席的情况下,却以领先林伯渠一票的成绩,成为了陕甘宁边区党委执行委员会委员的第一名。
高岗在陕北人民心中显然是有威信的,这让他进入了毛主席的选拔视野。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高岗升为了边区政府保安司令。两个月后,高岗又担任了八路军骑兵司令一职。
此后的高岗,时常列席于政治局会议,其名字开始出现在政治局会议的会议记录中。
在抗战全面爆发的背景下,八路军主力纷纷开赴抗日前线,只留下了一支万余人人部队在陕甘宁留守,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留守兵团。
高岗领导的边区保安部队也被划归留守兵团指挥,高岗的工作重心于是从军队转如党内。到38年4月,高岗成为了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整个边区的政府工作。
高岗之所以继续晋升,一来离不开他作为陕北地方代表的身份日益凸显,二来也离开不开毛主席政策调整。
在45年党的“七大”上,毛主席在口头报告中以西北为例,讲述了应该如何对待本土干部的问题,他说:
“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除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不好。”
由此可见,在抗战爆发之后,毛主席开始有意识地照顾陕北的本土干部。当然,高岗能被毛主席重视,基础条件是他有过硬的工作能力,这个条件,高岗是具备的。
《高岗传》评价高岗说:“高岗在工作中也确实有平易近人、善于与百姓沟通的特点。因此在陕甘宁边区一直有较高的威信……
高岗后来给人们留下了敢说敢干、雷厉风行的印象……
在那个年代,高岗的文化程度并不算低,况且高岗的性情外露,又极善言谈,加之土生土长的高岗非常熟悉陕北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所以讲起话来很有煽动力,极易打动听众……”
在这些多重因素的加持下,高岗在1940年9月底又担任了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1941年,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和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负责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地区的工作)合并为西北中央局,高岗又成为了西北中央局书记。
从35年年底领导十几人的骑兵团,到37年9月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到38年4月担任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再到40年担任陕甘宁中央局书记,再到41年担任西北中央局书记……
高岗用了6年的时间,一步步成为了西北地区的“第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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