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化下的市井民生｜王松《梅花煞》

《梅花煞》

王松 著

作家出版社2023年出版

这是王松最新中篇小说集。分别是《梅花煞》《春景》《梨花楼》《人中黄》《王三奶奶考》《一溜儿堂》。其中的背景横跨大半个世纪，涉及天津文化与市井民生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这些小说描摹个体生命的悲欢沉浮，把碎片式日常细节整合为具有人文价值的叙事经纬，以此洞视各色人等的灵魂奥秘。王松深入民间，打捞历史，为小说文本融入新的元素，形成了一种酷烈却精致，野性兼优雅，剑走偏锋却不失智慧通透的叙事风格。

王松，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有《王松作品集》（四卷）及《双驴记》《猪头琴》《哥尼斯堡七座桥》《阳光如烟》《蟾蜍怒放》等个人作品集共四十余种。其中，中篇小说《红汞》曾获《中国作家》“优秀小说奖”，《双驴记》曾获《小说选刊》优秀小说奖、《小说选刊》“读者最喜爱的小说奖”、《北京文学》优秀中篇小说奖等，并位列当年的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中篇小说第一名。长篇小说《流淌在刀尖的月光》获公安部金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寻爱记》获首届“中国文学好书奖”。曾获天津市第二届“中青年作家文学创作奖”。迄今发表、出版长、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共计一千余万字。

专业推荐

王松是理科出身，精于计算，再难缠的地方总会理出头绪。山穷水复疑无路也不要紧，学数学的王松讲的是逻辑，讲的是推导与演算，万事皆有可能。这样的计算与推导使他在作品的结构上拥有巨大的优势，并且使他的作品显示出现代小说的技术质地。

——汪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文学评论家）

王松讲老天津人的故事，很在意其文化和性格的元素。他坦言，自己虽然祖籍不是天津，但很“喜欢”乃至“热爱”这座城市，它“拥有的很多文化，其实都来源于自身”，“是由这种只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支撑起来的”。王松的小说叙事借鉴了一些曲艺元素，他喜欢相声，多次谈到“万相归春”的话题，相信世间万物皆可“入活儿”，并认为天津相声是天津人性格和城市“杂色文化”的一种外化形式，也是在这块土壤上生长的一朵文化奇葩。

——黄桂元（《文学自由谈》原主编、文学评论家）

王松其实不是特别善于交往的人，他外表感觉比较低调谦逊，但是内心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并且还有一股倔劲儿，这些都表现在他的写作和为人上，他肯定不是一个圆滑的、左右逢源的人，他有自己的立场和准则，他对人性的认识也许是悲观的，但是他绝对是靠谱的人，所以他有的时候又显得天真和单纯，这表现在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写作上、花在对语言的打磨中。

——兴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北京作家协会理事、文学评论家）

王 松/文

关于“矫情”

——《梅花煞》的几句题外话

上世纪9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一位鼓曲演员。她是著名梅花大鼓表演艺术家花五宝的亲传弟子。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一次闲聊时，她对我说，她会唱“含灯大鼓”，而且至今还收藏着这种表演的道具。我听了很吃惊。含灯大鼓我只听说过。这种表演形式在今天已基本绝迹，但在曲艺的鼓曲艺术中堪称一绝，如今在世的鼓曲艺人，能表演这门绝技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后来有一个机会，我让她把这道具拿来。她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尽管我在一些资料上看过照片，事先也有心理准备，但这一次，我还是一下就被这道具的精美惊住了。的确，它真的是太漂亮了。也就是那次，我有幸亲眼见到，她唱了一段含灯大鼓的著名唱段《秋江》。

含灯大鼓顾名思义，是把“灯”含在嘴里演唱。但这个灯不是普通意义的灯，准确的说，是一个木制的灯架子，架子上可以点燃若干支蜡烛，下面缀着红流苏。这些蜡烛和流苏，再加上架子本身，重量也就可想而知。就算演唱这种含灯大鼓的演员功底再深厚，有一个问题也必须面对，这东西不光叼在嘴里，还要用牙齿紧紧咬住，这样开口演唱时才不至于掉下来，可是这样演唱又谈何容易。所以，后来经过历代艺人的不断改良，架子还保留下来，但蜡烛减少了，或者干脆就不再点焟，只在下面缀一些流苏。当然，这样的效果也就大大逊色了。这一次，这个女演员的演唱用她们的行话说，是“执功执令”，灯架子上还点起8支红焟烛，流苏也缀全了。在她演唱之前，我特意把这个“灯”拿在手里掂了一下，确实有一些分量。但她演唱时，我仔细观察，这个灯叼在嘴里竟然并没显出太吃力。这时，才看出这种表演形式的独特魅力。演员的脸被这八支蜡烛映得很亮，这种亮给人的感觉似乎已不太真实，这是用今天的任何灯光手段都无法达到的效果。而最关键的还是她的演唱，她的吐字基本都是“齐齿音”，如果只听，不看，绝不相信她的嘴里还叼着这样一个东西。这种含灯大鼓再早不是天津的曲种，应该起源于北京，是当年八旗子弟在票房玩儿“全堂八角鼓”时琢磨出来的玩艺儿。直到后来，才随着曲艺艺人传到天津。

其实不只是这种含灯大鼓，也包括别的曲艺形式，当年都是源于北京，火在天津。这件事如果细想，也有点意思。北京和天津，这两个城市的文化特征有着非常鲜明的差异，但唯独曲艺，为什么相通，而且兼容？当然，如果细究，也许行里和行外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法。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矫情”。我越来越发现，“矫情”这个词看似简单，其实有说不尽的哲学意味。比如在天津方言中，它接近于因为较真儿而争辩，或者是偏执的较真儿。如果用天津的另一句土语说，也就是“凿死铆子”；总之，把这几个意思综合起来，也就是天津人所说的 “矫情”。北京和天津都有浓郁的市井文化色彩，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这个“矫情”，让天津显得有些特殊。天津是个矫情的城市，而北京不是。当然，这里所说的矫情，又多了一层意思。北京的城市文化特征很鲜明，鲜明，当然也就不矫情。天津则不然。虽然文化特征也鲜明，但这鲜明却在于它的“杂色”，赤橙黄绿青蓝紫，“狐黄白柳灰”，不光杂色，各路“神仙”也混在其中，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天津的城市文化，如果让一百个人说，会有一百种说法，这些说法好像都对，又似乎都不全面，就如同一个拼图，只有把这些说法拼接 在一起，才有可能看到它的全貌。这也就是天津这个城市的“矫情”所在。由此可见，天津和北京，一个矫情，另一个不矫情，而连通这两个矫情和不矫情城市的，就是曲艺。当然，除了曲艺还有别的。正如前面所说，一百个人又能举出一百个例子。但曲艺，作为天津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更深远。

后记

——关于这个“文化城市”的文化

也许应该先说明一下。

这里所说的“文化城市”，不仅是有文化的城市，也是能产生文化的城市，而且不仅能产生文化，还能一直不断的产生文化。可以这样说，产生文化，也是这个城市的性格。

对，这就是天津。

当然，也是我近几年，一直醉心写这个城市的原因。

尽管我祖籍不是天津，从小受的文化熏陶也不是天津，但我生于斯，长于斯。说不清从哪一天，我开始“认真的打量这座城市”——这是一位评论家说我的话；我这时才惊讶的发现，原来这个城市的文化基因，早已注入我的血液，乃至生命，或者说，就如同“胎记”一样一直带在身上，只是我自己没意识到。而且，我竟然很喜欢这个城市，说喜欢还不准确，干脆说，就是热爱。很多年前，我忘了在哪里看到过一位哲学家说的话：一个人，生活在他热爱的城市，是一生的幸运；当时不理解，现在才真的明白了。

喜欢什么？热爱什么？

当然，是属于这个城市自己的文化。

如果把天津这座城市说成是一个人，那么这里所说的“文化”，就是它的骨骼。也就是说，这个城市，是由这种只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支撑起来的。

先说这个城市。

天津这个城市本身就很独特。它的独特之处正如前面所说，拥有的很多文化，其实都来自于自身，或者说是它自己制造出来的。更神奇的是，直到今天，它仍还在不断的制造着属于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如果不是天津人，是很难体味到的。

有一句俗话，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话放到天津最合适不过。在这里，文化不一定是“高、大、上”的东西。举个例子，天津包子当年只是街上提篮摆摊儿卖的小吃，但就是这种小吃，一个包子得捏出18到22个褶儿，多了少了，内行拿眼一搭就知道不是正宗。天津菜馆儿有一道菜，叫“老爆三”，这菜本来很普通，但里边放的蒜末儿，要叫“蒜米儿”，这蒜米儿切的形状和放的时机都有讲究，稍错一点儿，天津人一口就能吃出来。

在并不久远的当年，天津街头有一种职业，专修自行车。当然，这职业并非天津独有。但问题是天津修车的，也跟别处不一样。就说补胎这点事，也分“倒角儿”和“不倒角儿”。所谓“倒角儿”，也就是在剪补窟窿的皮子时，剪刀要偏锋，斜着剪，这看似简单，其实也是一门有技术含量的手艺，这样剪出的皮子边儿飞薄，补到窟窿上，就如同是长在了上面，跟车胎浑然一体。所以一说街上的哪个师傅补胎“倒角儿”，也就意味着技术达到一定段位。

可见，天津文化的独特之处，也在于“讲究”。

当年买自行车不容易，要凭购买证，天津人叫“自行车条儿”，当时可谓“一条儿难求”。但天津人手巧，有自己的办法，而且很快就把这办法也上升成一种文化。如果你有多余的车链子，我有多余的车鞍子，大家可以交换，反正每种零件都有固定价钱，多退少补。这样换来换去，也就能换出一辆车的零件，甚至有手更巧的，连车架子都能自己焊，自己喷漆，车把也能自己做，然后自己再组装起来。那时在“劝业场”的和平路门口，是专门交换自行车零件的地方，外地人从那儿过，都不知这是干什么的，说的话也听不明白。

这又是天津文化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源于手巧。

不夸张的说，天津人的手巧确实令人瞠目。只要他想，别管多难的事，没有学不会的，而且还能迅速的形成一种文化。计划经济时期木器家具难买，当时走在天津的街上，问十个年轻人，得有八个会木匠手艺，高低柜，高平柜，酒柜，组合柜，一说工艺就更复杂了，贴树脂板的，不贴树脂板的，老虎爪儿的，八岔爪儿的，立爪儿的，光书桌——天津人叫“字台”，就能说出多少样儿。不光木匠，连铁艺也会。当时最讲究的是“钢管儿床”，在今天看来有些类似于“欧陆风格”。这种床架子竟然也能自己做。找来铁管儿，按尺寸截好，烧红了就可以弯成想要的形状。但这样一弯也出问题，弯的地方会变形，可以想像，铁管儿在这个地方就会瘪了。聪明的天津人很快就攻克了这个难题。可以先在铁管儿里灌满沙子，这样烧红了再弯，也就能保持原来的形状了。最后，连这铁床架子上的黄铜饰件都能做出来。

当时流行几句话：“上海青年学科技，成名成家多神气；北京青年学外语，联合国里当翻译；天津青年打家具，娶个老婆拜天地。”

当年，天津的年轻人对这几句话很反感，好像说的是一种没出息的表现。但此一时彼一时，今天再看，这也是一种本事，不仅有出息，也应该是这个城市的大出息。

天津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天津人也就是这样的脾气，因为好讲究，也就崇尚手艺。当然，不是现在才这样，几百年来一直都是这样。讲究，再注重手艺，也就是这个城市的性格，也才注定有这种独特的文化。不懂讲究、没手艺的就不用说了，即使懂讲究也有手艺的，稍差一点儿，在街上都没法儿混，想恬着脸混也能混，但得忍着，肯定让人瞧不起。

其实天津人的“讲究”，说到底就是地道。

天津人夸人也这么说，一问谁谁的活儿怎么样，就俩字儿，地道。这一说应该就是最高的评价了。天津人所说的“活儿”，也就是手艺，这手艺的含义很宽泛，连说书唱戏说相声也都是“活儿”，也算一门手艺，所以夸谁，也常这么说，谁谁的活儿不错，地道。也正因如此，在天津的文化里，决不容忍滥竽充数。别说“滥竽”，你的活儿稍差一点儿都不行，还别说稍差一点儿，就是活儿再好，一旦出了差子，天津人的眼里也一点儿沙子都不揉。当年马连良，号称马老板，来天津的“中国大戏院”演出，出了一点儿差子，当时底下的天津观众连茶壶茶碗都飞上去了。小说《春景》里写的这一段，是真事儿。当然，天津人也宽容，宽容是因为通情达理，不该错的地方你错了，这当然不能原谅，但如果确实有情可原，也能体谅台上。所以，真正的艺人来天津演出，其实是很快乐的事，你在台上演，台下能懂，而且还是真懂，鼓掌叫好儿都在裉节儿上，节骨眼儿也拿得准，就算在底下起哄接下茬儿，尺寸火候儿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还能给你喊出高矮音儿来，能把台上的演员也逗乐了。台上台下其乐融融，已经融为一体，这种气氛，在全国也罕见。由此可见，且不说别的，单说相声，“北京是兴处，天津是聚处”，这句话流传至今，也就不奇怪了。

其实这话，也是此一时彼一时。

相声发展到今天，“天津相声”已经单是一回事。它的特征已越来越鲜明的显现出来。这也是因为这个城市的独特性格。当然，具体说是因为天津人的性格已经完全融进了天津的相声。所以，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相声在天津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天津相声”。

曾有个外地朋友，让我简单的给他描述一下天津这个城市的文化和天津人的性格特点。我一听就乐了，对他说，要给你描述这些，不是简单不简单的事儿，关键是这件事的外延实在太大了，用一句数学的话说，已经大得“无限大”。但这个“无限大”也不是大得没边儿，一百个人，可能对天津的城市文化和天津人的性格有一百种看法儿和说法儿，所以关键还在自己。不过也有一个办法，我对这朋友说，你去街上的茶馆儿买张票，听一晚上茶馆儿相声，这听还有窍门儿，别光听台上，也听台下，台上怎么说，台下怎么接茬儿，有这一晚上，你就能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过，要想真正知道，恐怕也不易，否则也就不是天津了。

这又是天津文化的一个特点，天津人自己制造出来的文化，是为哄自己乐。

小说《梨花楼》里讲的故事，也是有影儿的。这个人物的原型，当年到上海滩演出时，确实引起轰动，当时的上海报纸也确实把他说成是“秦腔泰斗”。当然，这个“秦腔”并不是西北秦腔，而是河北梆子。这件事是有案可稽的。后来，这位“秦腔秦斗”死在了哈尔滨，是被人害死的。但此事成了“无头案”。再后来，还是天津喜爱他的观众，在社会贤达的帮助下，去了一些人，把他的遗骨接回来，葬在天津。这样，他才算魂归故里了。

有件事，很值得思考。当年的戏曲名家大角儿，几乎都曾来天津演出，而且很多人在别的地方没红，到天津一唱就红了。这是为什么？戏曲行和曲艺行里有句话，“天津的观众最捧人。”其实这话对，也不对。天津的观众也不是是个人就捧，因为懂，也就分得出好赖，不行的上台一张嘴，直接就往下轰，翻开天津的旧报纸看看，当年让天津观众轰下来的不少。但如果活儿真地道，因为天津人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这种文化就能让一个演员成角儿，成大角儿，想让谁红，还就真能红起来。所以当年还有一句话，别管什么演员，只要是吃开口饭的，在天津这码头能得到认可，到别处也就不用愁了，肯定没问题。

由此可见，天津的文化本身，也是文化的土壤。

其实打量一个城市，也没这么容易，不是“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事。我一直认为，天津这个城市就像是一本没头没尾的书，从哪儿翻都能看进去。

但要想看完，是看不完的。

编辑：王 晶

二审：刘 强

三审：颜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