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50军150师448团遭遇越军伏击始末（中篇）

1979年3月13日夜，50军第150师448团奉前指命令，由越南班英向北清剿，撤回国境途中，遭遇越军伏击，造成该部542人失散、219名被俘，丢失各种枪支407件的重大失利。
这是自朝鲜战争60军180师失利之后，我军军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役。

——接上篇，以下文字，引自原50军150师448团特务连侦察排2班老战士“老鱼”（笔名）的回忆录，讲述他所亲历的448团兵败越北的5天5夜之详细突围经过。

七、突围命令下达，大战前的氛围极其悲壮

3月14日那天早上，天空虽然仍有阴云飘动，但是地面的能见度却非常的高，特别是借着短暂阳光的出没，我们在山上能看到十几、二十公里外平原地区的景色。

我们清楚地看到远方的部队正在朝北方回撤，一串串车队在公路上缓慢地行进，越方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建筑设施也被工兵们一一实施爆破摧毁。

那距离应该算十分遥远了，但是耳闻目睹剧烈的爆炸声和升起的阵阵狼烟还是让人震撼不已。

能看到自己的部队总算是一件令人感到宽慰的事情，我们也在四处的瞭望中大致明白了自己所在的地理位置：位于一处与平原很接近的典型喀斯特地貌的群山里，越是接近平原，山势就越发险峻。

通过电台我们得知，上级已经派出友邻部队前来增援我们（本步兵师的另一个团）。但是，我们后来得知，这个团在遇到越军的抵抗之后，竟然就地停止了增援我们的步伐。

而我们必须在3月15日自行突围出去与这支增援部队会合，因为这是我军全线撤军的最后期限。

在反复讨论之后，首长们正式下达了突围任务：我们特务连的2个侦察班和2个工兵班与1营的非战斗人员一起（非战斗人员是指连队和营部的司号员、卫生员、文书和通讯员等），组成突围行动的第一梯队，而久经战斗考验的2营则是突围的第二梯队。

突围时间定为当晚夜幕降临之后，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们这个群体主要的首长都是2营的，而2营的建制还保持基本完整。

记得我们特务连的战友在听到这个安排后，都觉得不可思议，突围行动叫我们训练有素、火力强劲的侦察班打头阵可以说是天经地义，我们毫无怨言。

但是把1营的非战斗人员与我们安排在一起就令人费解了，在第一波突围冲击时我们很可能要抽一部分战斗人员去掩护非战斗人员的前进，这样一来我们实际的战斗力就会削弱。

只是在战场上是军令如山，很难有说理的机会，既然命令已下，那我们一切就听天由命吧！

那一天注定是我人生记忆里相当漫长的一天。时间仿佛是停止了，整个部队都在夜幕降临的期盼中煎熬。在连日的饥饿、寒冷和缺水状况下，加上对突围行动成败的担忧，很多战士的精神状态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

有人尝试喝自己的小便或舔湿润的树叶解渴，有人把不知名的草根塞进嘴里，很多人把配发的防毒面具拆卸开来（包括我自己），好奇地研究着防毒的原理，大家对于越军可能施放毒气攻击已经无所谓了。

重型武器无法带走被拆毁丢弃，所有与直接战斗无直接关系的个人物品几乎全部毁弃。写遗书的人就更多了，写好后在战友中相互交换保存。

侦察3班班长是个细心人，他担心还会遇到断壁悬崖，就找人收集绑腿、背包带等接在一起，形成一根二十来米的攀登绳，交给我随身背着。

到了下午，山林里就几乎没有了任何大的动静，大家忍着饥饿干渴，随意躺在草丛或石板上，等待时间的流逝。间歇有人哼唱几句小调或争吵几声，但是很难搅动压抑的空气。

卫生队的同志，还在忙着照顾伤员。一些伤势严重、不便于行走的伤员表示将不拖累战友们，自己将留在原地，与到来的越军同归于尽，气氛尤为悲壮……

八、回首入伍过程，兜兜转转一波三折

我是在重庆綦江县古剑公社入伍的，当时我属于上山下乡大潮中的一员（老家在重庆市区储奇门）。

在农村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是我强烈要求参军的一个主因，渴望戎马生涯也是我们那一代男青年们的基本梦想，但那时候当兵可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我所在的生产队处于山高林密之地，粮食产量极低，但是种植药材却产量不错且价值高。我在一次出工时就给队员们说，咱生产队不如少种粮食多种药材，把卖药材的钱买回更多的粮食，这样肯定划算。

不料这句话被一位好事者添油加醋传到了公社干部那里，这在当时就被上升到了反对老人家的“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的条款上去了。

所以在公社初审时就被公社领导们义正词严地刷下来，但是军方征兵代表丁学财（排级干部，安徽人）特别喜欢我。为啥，因为我会办墙报、识简谱、体育素质好、还会打篮球什么的，他坚持在公社会议上把我列入了预备名单。

我老爸是重庆的一名老记者，在政府各部门还是有些人脉，在老爸的努力下，我在县城郊区武装部的讨论会上有幸排在预备名单的第一位。只要在县武装部这一关有一名在正式名单上的人落选，我就能自动替补上去。

于是这个奇迹自然就出现了，在县武装部的会议上，一名正式名单上的人被与会者认定在生产队出工太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态度有问题而被刷下来，而我作为第一替补顺利上位。

那位被刷掉的知青朋友的叔叔是区武装部的头头，后来他占别的区的名额还是去了部队，而且不是参战部队。

我报到的第一天，当踏入新兵报到处的食堂，看到那一大锅可以放开吃的大米饭时，那个激动的心情至今难以言表，军装在身的喜悦也让我好些天处于失眠状态。

到了新兵连还在等正式开训时，谁料到所在步兵团就接到上级命令宣布进入一级战备，我也因为到新兵连后与带队老兵常有摩擦、又拒不参加新兵连整理菜地的劳动而被特务连副连长相中，被挑进了侦察排。

副连长说：要当侦察兵一定得先学会扯淡才行。

我们没日没夜地投入军事训练，地形学、擒拿格斗、射击、战术等科目被翻来覆去的练习，伙食标准也由平时的0.48元/天，大幅提升到0.86元/天，晚上则经常集体看露天电影，记忆深刻的是美国影片《巴顿将军》，那时候还是作为内部电影观摩的。

忙碌之中，战争之神已经在频频向我们招手……

九、陷入绝境几近崩溃，死亡似乎已经注定

天色终于在众人的期盼中渐渐暗下来，我们与1营的非战斗人员聚在了一起，总共也就五、六十人。1营的人员中不少人手里根本没有武器，大多只握着个手榴弹。

干部们给我们再次明确了各自任务和联络方式等细节，还没等夜幕完全降临，我们突围第一梯队在众多战友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往山下摸去。

谁知这次出发竟是我们与大部队的彻底分离，第二梯队的首长没有给我们任何联络设备，连一部步话机都没有，所以当我们离开的那一刻，其实就与他们断掉了任何联系。

连续4天的饥饿和缺水，使我们的体能直线下降，如果没有事情做，我们躺在地上不愿挪动半步，嘴里干得连舌头都感觉被黏住了，但是一走动浑身还直淌虚汗。

现在之所以还能继续参与突围行动，一是因为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再则恐怕就是人类求生的本能在支撑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森林里又是漆黑的世界，我们人与人紧挨着，小声地传递着前面传来的口令，按要求做好每一个动作，一步步往山下摸索着前进。

按我们白天察看地形分析出的结论，如果我们沿着一条狭小的山谷向下到达一定位置，然后翻过一道绝壁，就有可能到达地势相对平坦的地域。

而这条线路越军十有八九不会设防，一旦我们进入开阔地带，越军占据有利地形易守难攻的优势就不复存在，那咱们就可以真刀真枪地与他们干一回了，何况附近还有友邻部队的接应。

在夜里九点左右，我们来到一处岩壁面前。接近90度的岩壁有30多米高，好在石灰岩的岩缝里还有小树和杂草滋生，可以作为攀登支点。

不过要是处于白天、又无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要我们攀登这样的岩壁，那也许就没什么人敢一试身手了。黑夜中的视线不良将攀岩的恐惧降到最低点，但那仍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攀登。

对于有过攀登训练的侦察兵来说，这也许还好办一些，对于那些没有经过类似训练的战士而言，就成为了一次生死考验。

我在爬到接近一半高度时，右手抓住的一块石头突然松动，而我左手正试图找别的攀援点，就在我身体往后仰、石头就要脱落的一瞬间，我左手重新抓住原来位置的树根，将身体固定住了，身上冒出的冷汗立即湿透了军装。

我大口地喘着粗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是有的战士就没这么幸运，在爬到相当的高度时就坠落地面，身躯坠地的声音在夜里从山谷底部传来，令人不寒而栗……

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这个时刻你无法获得别人的帮助，你也没有额外的力量去帮助别人。

我并不清楚第一梯队里到底有多少人冒死爬到了岩壁的最高处，当我爬上去时已有数人在上面察看在反方向下行的路线。

这是一个狭窄的山脊，大约有3、4米宽，但操蛋的是另一面还是一处绝壁！

而且岩壁光滑无植物生长，高度估计超过40米，我们准备的那条攀登绳根本就够不着底！

这个发现是那天晚上行动的一个转折点，大家全傻呆呆地坐在地上，班排长们也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的体能几乎到了极限，有相当多的战友爬上山脊倒地便睡，对下一步行动的讨论连听的兴趣都没有了。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侦察3班的班长张孟福，在这个紧要关头他一直坚持寻求突围路线，他与排长和其他几位还愿意参与讨论的班长一起分析了一下地形，觉得原路返回山谷，再往下前进一段可能有突破天险的机会。

于是排长叫大家按原路返回山谷底部，这个命令在那时已经有许多人不愿意执行了。

我的副班长钱进锡就表示不愿意再返回山谷，他说已经困得不行，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意再继续走了。

我反复劝说他还是一起走吧，但是没有奏效，与副班长一样看法的还有好几位，印象里留在山脊上不愿返回的有10多名战友。

那时候，排长的任何命令已经没有了效力，那一刻我们只好与这10多位战友就这样永远分离，直至阴阳相隔。

副班长钱进锡应该是山东淄博一带的人，记得他的口音里就是“肉”“油”不分，一如当时流行的一段相声。

他是在战前由山东某军调过来支持我们部队的骨干，分到我们侦察班的，军事技术非常过硬，但是在那一刻我们没能说服他及那些战友。

战后，他们先是被列为失踪名单，后来就被宣布阵亡了。

我一直以为那是渴望生命的一种执着，与执行什么命令已经没太大的关系。我们那些还愿意去拼杀的人，硬是顺着攀登的来路，一脚一手地缓慢挪动着，回到了谷底。

这是3月14日深夜的某个时刻，我从岩壁回到地面之后能见到的景象就是这支队伍已经彻底的被饥渴和疲惫瓦解了。没有组织形式，没有指挥员下达指令，也没有人愿意谈论或打听下一步的行动。

在这条被植被覆盖的乱石沟里，大家四处散开或坐或躺，无声无息地呆着，似乎在静候死神的来临。

十、兵败如山，任何命令都已经没有人去执行了

3班长张孟福这时候来找我，还一起叫上了我班的陈秀颖。张班长说，现在排长已经没有精力来指挥我们了，如果大家还想突出去只有自己想想办法。

他说，现在就由我们3个人组成一个探路小组（我们并不是一个班的，只是平时还算相互了解），设法在附近探察一下，如果有路就叫大家跟着出去，如果没路可走，那就是命运安排该死，说不得了。

张班长叫上我不为别的，那就是我入伍时的身份是重庆知青，而重庆知青的敢打好斗在四川是出了名的。

我心里其实还是恐惧死亡的步步临近，但是在老兵、老班长的鼓励下也愿意去做最后的努力。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在之前入越后的一次执行战斗任务时，我也许被大家认为是一个怕死的人。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天下午我们班接到一个命令，对大部队将要经过的一段公路两侧的高地进行搜索，以防止越军偷袭。

那天的太阳十分恶毒，加上四处死尸的臭味充斥，我出现了严重的中暑症状，头疼欲裂，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于是我就一直掉在后面没办法跟上大家的步伐，当搜索任务完成后，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更过分的是，他们居然大步地往营地回撤，根本不管我是否能跟上他们。

结果是我一个人在无我军布防的公路上走了好久，我忍着剧烈的头部疼痛，还需要注意公路两旁甘蔗林里的异动，那感觉怎一个绝望了得。

回到营地后副连长来看我，在问询我的同时，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打量我，表情流露出对我的疑惑没有丝毫掩饰。

所以在之后的时间里，我基本上都是争着去执行一些比较危险的任务，希望能让战友们改变对我的印象。

我们3人继续往山谷下面走了数百米，发现有一段岩壁还不是太高，而且植被丰富便于攀登，张班长就叫我第一个上前试着攀援。我向上攀登了十余米，发现有可能上去，张班长见状就叫陈秀颖去叫其他的战友跟过来。

于是我就这样察看着地形，挑选适合攀登的路线前进，张班长就在下面跟着。体力的严重透支令我的攀登十分缓慢，因为山顶的情况不明朗，我们相互间也不敢大声说话联络。

但我爬到一处可以休息的台阶状地形时，我不得不停下来歇息一会儿。过了十几分钟，我班的另一位战友爬到我身边，问还有路能继续上去吗？

我说看上去还有希望。

他就坐在我边上说，就怕是再次白忙活。

我再次往上攀登时叫他跟我一起走，他说要等等再走。他这一瞻前顾后的犹豫，最后就导致了自己被俘的结局。

当我爬到距山顶还有3米左右的位置时，我停止了前进，努力地想靠听觉来发现山顶部有无异常情况。

就在我迟疑的时候，1营机枪连连长也爬上来了（名字忘了），他问我上面情况如何？

我回答说不是太清楚。

这个猛连长就毫不犹豫地先于我爬上山顶，我一看他没事就跟着爬上去。这时候我们在山顶看到山的别一面是一个缓坡，完全可以通过。

这时候天色逐渐明了，远山近崖轮廓渐显。令人不安的是附近还能听到越军的说话声。

我试图用口哨声来传递我们已经到达山顶的信息，但干裂的嘴唇根本无法吹出声来。我告诉连长，天亮之前我们就在此等候他们爬上来，连长同意了。

接着上来的两人是工兵班的一个班长肖亚香（湖北人）和侦察３班的一个战士（四川仪陇人），两人上来之后立即就发现不远处山脚下的香蕉树上挂着的香蕉。

两人就说要去摘香蕉吃，我与连长都劝阻他们放弃这个念头，等大家上来后再作打算。这时又有人陆续上来，但是肖亚香与３班的那名战士坚决要下去摘取香蕉，两人说着就往山下走去。

如果你没有那5天没吃没喝的经历，你就很难相信此时他们可以置战友劝说和危险于不顾，宁愿冒着性命去摘那几只香蕉，那种对水和食物的渴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们可以奋不顾身。

这要在平时，有一位连长发话说不让他们去，两人就会乖乖地蹲在原处，但是此刻这些铁定的军人条例对于极度饥渴者而言，已经没有了任何约束。

为此，两人不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更让越军提前发现了我们的行动，让来不及登上山顶的战友们的生存希望毁于一旦。

两人走出大约200米，来到香蕉树前刚开始设法摘香蕉，就被附近设防的越军发现，密集的枪声顷刻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我们见情况紧急，立即呼喊接近山头的战友迅速爬上来，我们这里也有人举起武器向越军阵地方向射击。

我们只看见那两人被越军的火力压制在一处土沟里无法动弹，而且越军已经开始移动试图堵住我们的去路。我们已经登上山顶的兵们只好冲下山去迅速朝左边跑，顺着小路绕过一个小山头，努力与越军拉开距离。

现在来看，我们当时的举措也许是比较消极的，就双方人数而言，当时尚可一战。但那数天来的精神上与肉体上的折磨，已经让几乎所有士兵的斗志荡样无存。

说一个细节吧，就在我们拼命奔跑的时候，突然发现小路上的水坑里有少许积水，大家竟然立即停下脚步，弯腰蹲下，用嘴直接去喝水坑里的脏水，哪怕此刻被子弹击中也觉得无所谓了……

我就这样喝了几口那样的水，也许就是那些不知何时积在路面的脏水让我们坚持到了最后。

我们又转过一个山垭口，看见我们前面有几位越南老百姓站在路边，他们顿时吓傻在那里，一动不动。

后来见我们没有伤害他们的意思，几人转身就跑，其中两个中年男子还背着小孩，他们一边跑着，一边回头来看我们，他们那眼神里流露出的绝望与恐惧令人永生难忘。

也就是这样的瞬间，印记深深镌刻在我心里，让我在后来岁月的思考中感悟到了战争的某种罪恶。

十一、几十人的第一梯队，仅有16人突围成功

后面的枪声紧紧地追着我们，我们见右侧是一片原始森林，就立即冲了进去。我们在树丛与乱石中疾速穿行，衣服被挂得千孔百窗，四肢划痕累累，直到我们听不到越军的叫喊和枪声稀落下去，我们才停止了脚步。

好一阵喘息后，我们才有精力清点一下一起跑出来的人：

仅仅只有16人，侦察3班有6人，我们侦察2班有3人，工兵班有4人和侦察排长1人。别的连队有2人，是一位机枪连连长和一位机枪手。那位机枪手居然一人扛着带弹夹的班用机枪，身上还带着两个装满子弹的机枪弹夹，这在平时是两个人的活儿，可见体力惊人。

我们现存的火力配备为：56冲锋枪9支、班用轻机枪2挺、56半自动步枪2支，以及两把54手枪。

我们第一梯队突围的五、六十号人，就只有我们16人战胜天险，成功突破了越军的大包围圈。

一切又似乎变得有希望起来，我们人数少，但行动会更灵活，火力也非常不错。

大家静心分析了地形、敌情以及可能出现的变数，最后决定16人的指挥权交给机枪连连长负责，探路组由张孟福、我和陈秀颖3人组成，所有行动将在天黑以后进行，现在先找一个可以形成简单防御的地方休息。

我们又往前走了约半个小时，选定一处山斜面的凹处作为停留点，这里森林茂密、乱石林立，16人被分为4组形成4个方向的防御。

我、陈秀颖和王宏被分在靠上方的位置防御，那上方的地形是一处比较光滑的石头坡，如果有越军在上面被我们击中，身体就会滚到我们的掩体内。

大家对地形进行简单改造后，就分组进行休息。

四周安静如斯，远近的鸟鸣清脆清晰，偶尔有枪炮声传来也离我们很远。那时刻是如此的让人心情平和，特别是在经历了众多的磨难之后。

我没有一丝的睡意，眼望着春天森林里满目的苍翠，想用过去在课堂里学的知识来分辨一下什么树种或植物分类。

记得森林里有一种巨型藤蔓，主干直径有差不多30厘米，那大大小小的分支在森林错中复杂的蔓延。还有一种大树，树干需要3、4人合抱，直直挺立达40余米。

到了下午3点左右，这样的安宁时光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越南军人打破……

我先是听到下面有人小声地说：注意！有人过来了！

我们的神经立即绷了起来，我利用石头的缝隙往左边一看，只见一个穿着军装的越南人探头探脑、非常警惕地朝我们阵地摸索过来，距离在150米左右。

在下面的战友见状轻轻地移动身体，形成一个夹击迎敌阵形，准备抓他个活的。

那名越军渐渐走进我们，这时我们只有排长一人负责监视，其余的全部低头隐蔽。

直到距我们3、4米远时，排长大喝一声“不许动！”，附近的战友也起身用枪口指着那名越军。

排长又用越语喊了一句：“空得动！”（不许动的意思），并用手势示意他走过来。

那名越军一脸惊恐，吓得张着嘴，他举起双手，向前走了几步，3班的张磊（四川绵阳人）和一个山东兵（名字忘了，后来获得三等功）一下子冲过去，把那名越军按在地上，扒掉他的衣服，用绳索把他捆绑起来。

由于我们中间没有人懂越语，也就无法从俘虏嘴里掏出什么军情来。那名越军身上并没有携带武器，唯一的钱包里有一些照片和少量钱币。

这时候，也不知机枪连连长当时是如何想的，他竟把那名越军的破旧军服穿在了自己的身上……

虽然后来连长又把自己的军服换了回来，但是在回国之后这个举动被上级知道后觉得是十分严重的问题。最后，连长被转业处理，去了四川什邡卷烟厂。

其实，我们当时都认为连长此举，没什么大不了的。

过了一会见没有别的动静，大家紧张的心态又放松下来，继续自己的休息。

约一个小时之后，新的危机很快又出现了，这次仍然是一个越南军人，几乎是在刚才的同一位置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

本来我们可以按前例依葫芦画瓢抓住他，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因为心理压力增加，排长这次还没等到那名越军完全靠近我们，在他距我们还有20余米的时候，就起身大喊：“空得动！”，其他几位战友也起身持枪对准了那人。

这时候，这名越军先是吃惊地看着我们，然后慢慢地举起双手，但是他突然伸手在裤兜里拿出一个东西，朝我们扔过来。我们的第一反应这是一个手榴弹，于是大家迅速卧倒。

那名越军扔过来的果然是一枚手榴弹，手榴弹爆炸之后，我们立即起身察看，那人已经拿出手枪，一边往后退一边朝我们开枪射击。

这时我们数枪同时开火，把那名越军当场击毙。而我们这边有一位战友（山东兵，名字忘了）的面部和腿部被手榴弹炸伤，看上去还比较严重，战友们赶紧为他包扎救治。

这一阵枪声很快改变了我们相对安全的处境，不一会儿我们四处就有越军行动的声音。我们全部都进入到战斗状态，打开枪机，抠出手榴弹拉环，紧盯各自负责防御的区域。

这时我们远处有一个越军正端着枪朝我们靠近，工兵班的一位战士举枪一枪命中那人。

又过了一会儿，我们能听到有炮弹从空中掠过的声音，那60迫击炮的声音我们太熟悉不过了。但是炮弹并没有落在我们的阵地上，而是在附近几十米处爆炸了。

炮弹爆炸之后，我们就听见有越南人在吱吱呀呀地叫着什么，接着一发炮弹就离阵地更近了，我们马上明白那吱吱呀呀的叫声是有人在修正炮弹弹着点坐标。

第4发炮弹就落到了我们阵地上，炮弹爆炸后飞舞的弹片在空中发出金属般的呼啸，溅起的石块和树屑四处横飞。炮弹就这样一发接着一发地伴着由远而近的呼啸落在我们阵地周围，前后越军共发射20余发炮弹。

在炮弹落地的间歇，那位机枪连连长还不忘给大家鼓劲，他大声喊道：“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大家不要被敌人所吓倒，一定要打退敌人的进攻！人在阵地在！”

连长的话语给我们极大的勇气，阵地上立刻充满了悲壮的气氛。

越军在炮击结束后，就试图向我们发起攻击，阵地的上方响起了猛烈的机枪扫射，一时间我们头上被子弹扫落的树叶和枯枝像下雨般掉下来，我们还不时的对企图接近我们的越军进行还击。

我当时就觉得这将是我人生的最后时刻，我问王宏，你最后怎么解决？

王宏说，给自己留了一枚手榴弹。

我当时还提醒他，还是两枚吧，可能保险一些。

王宏问我，你准备了什么？

我说，留在最后的一颗子弹将从我下巴处朝头顶射击。

我当时还绝对真诚地对王宏说，我死了没什么，你一定得活下去。

我说这话就是因为那时候王宏在家乡有一个女朋友，那个年代我们把爱情看得太重要了。

连长就位于我们的下方，在这样紧急的关头，我们看到他从钱包里拿出老婆的照片端详片刻（记忆中他老婆还十分漂亮），自言自语说了句：你自己好好的活吧！

连长说完，就撕毁了照片。

在死亡真正降临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的感受是所有的思绪一起涌上心头，你什么都在想，你什么也没想……

往事如烟云，在脑海里飘来飘去，无法停留在一个具体事件或人物上。我也想到自己的死会给家庭带来的伤痛，但转眼就告诉自己，到时候那将是什么样的场景，自己也无从知晓了。

在我们顽强的抵抗之下，越军无法突破我们的阵地防御，随着天色转暗，越军就慢慢停止了攻击。

我们这时又发现了一个奇迹，越军的全部炮弹居然没有伤及我们16人中的任何一人！

在炮火最猛的时候，我们都采用钻石缝的策略，只要炮弹不掉在背上，就会平安无事。

阵地再次陷于出奇的宁静，我自己也在极度的疲惫中，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睡梦中我迷迷糊糊觉得有人在叫我，我睁眼一看，林中已漆黑一片。我当时给吓得，以为阵地上就剩我一人了。

再细细一听，是位于下方的张孟福班长在叫我，我提起枪马上就顺着声音摸了下去。

未完待续

（篇幅有限，本文为中篇，下篇正在努力更新中。）

附录——

战后，军区对448团的批评和声讨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2营遭遇伏击后，448团团指没有以主力果断接应，形成拳头，坚决打出去，而是犹豫不决，主力部队躲在2营身后白白耗费了一天时间，坐失战机。

二、就算走小路回撤是错误的命令，但那又怎样？我们的部队就是要敢打硬仗，刀山火海也要冲，不怕死就能打胜仗!

当然，军区也承认，正是50军驻150师工作组关副军长，正是他轻敌思想严重，以“搂草打兔子”这样的“乐观主义精神”，确定了448团不走公路偏走山路的回撤路线，按41军121师穿插进来的路线，原路扫荡回去的方案，这才让448团走上了不归路……

战后，关副军长被处分，并撤销其副军长职务。

军界舆论都在说448团：人怂，拳头软！

但30年后，罗援将军推荐了一本书《生死二十八天》，书中记载：

在出境作战初期，打穿插的第41军121师也是走的这条路线，同样的地形、与同样的敌人作战。41军121师也同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1师光是师级、团级干部就牺牲了多人……

同样的险地，兵力上，121师那可是整整的一个师啊，而448团却仅仅只是一个团……

选择如此险地让41军121师进攻时打穿插，让50军448团回撤时搞清剿，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敬请期待，下篇正在努力码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