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善：我所认识的任少东先生

任少东先生是我最为敬重的兄长和朋友，说起来我们相识相知已经有四十年了，而我们的初次见面也非常富有戏剧性。

大约在1983年的某一天，在北京新侨饭店举办河南作家张之先生的《红楼梦新补》研讨会，我是与会者中最年轻的一个，准确地说我是为研讨会服务的一位工作人员，我当时的身份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处秘书。

记得开会的时候，我自觉地坐在靠近门口最边上的座位上，这时一位年轻英俊的先生走过来，他悄悄地问我：“同志，张庆善来了吗？”我一听乐了，还没等我说话，他也笑了，他猜出了我就是张庆善。我和任少东先生就是这样认识的，从此开启了四十年的兄弟情谊历程。

去年少东兄就对我说他的学术著作《试解其中味——〈红楼梦〉总体艺术构思探索》将要出版，希望我能为之作序，我当然是责无旁贷。

说起来，我答应要为少东兄的书写序，答应了至少十几年。十几年了，少东研究《红楼梦》的书还是没有出来，当然是事出有因。

“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少东这个人的性格和为人。作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审，作为中国红楼梦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天津红楼梦研究会的副会长、顾问，几十年来，少东从未远离红学，而是一直默默地为红学做贡献，为他人做嫁衣，他无私地帮助别人，尤其为天津红楼梦研究会做了不少工作，也因此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

当然也不仅如此，他的学术著作迟迟不出，还在少东为人为学的严谨认真。他一直对我说，还有几篇核心文章没有修改好，不满意，所以他的书不能出。

这使我想起一位过世的红学前辈，他就是林冠夫先生。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林冠夫先生就发表了好几篇分量很重的《红楼梦》版本研究文章，他毫无疑问是红学界最著名的版本研究专家之一，其古典文学功底之深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在红学界都是有口皆碑的，但林先生的《红楼梦版本论》却迟迟没有出版。

那时我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分管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工作，我多次催促过林先生，林先生则说关于甲戌本的研究文章还没有改好，他严肃地说，研究《红楼梦》版本，说不清楚甲戌本怎么行？这就是老先生治学严谨的表现，少东兄也是这样。

说到我所认识的任少东，首先涌入我脑海中的一句话——“好人任少东”。少东为人之好是大家一致认可的，他热心助人，诚心待人，赤心做人，这是少东兄的本色。在我与他四十年的交往中，他对我的帮助就非常多，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没少帮助过我。

主持修订《红楼梦大辞典》是冯其庸、李希凡两位先生交给我的一顶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我因健康原因和对修订《红楼梦大辞典》工作并不是很在行，因此修订工作遇到很多困难。

而在《红楼梦大辞典》修订工作中，少东兄给予我无私和有力地帮助。少东兄承担了《红楼梦大辞典》“上编”的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诗词韵文、《红楼梦》人物和“下编”的《红楼梦》版本共八类分目的审读和修订工作。

他修正了为数颇多的词条解释、表述上的错误，以及不够精准的文字；纠正了大量的错别字和衍夺字、少量历史年代错误；核校了几乎所有词条中的引文，校正了相当多的引文中的错误；按照辞书标准规范，补上了前两版引文所缺的引文作者及作者所在朝代。之后又和我一起承担了《红楼梦大辞典》的全部通审工作。

此外，他还就《红楼梦大辞典》排版上（如需要造字、偏旁简化、版式等）存在的一些特殊情况提出了许多建议。

少东兄深厚的学术功底、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对出版业务的熟悉，都为《红楼梦大辞典》的修订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我是非常敬佩和感谢的。

在新时期红学发展中，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作为红楼梦学刊最早的出版者，为新时期红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红楼梦学刊》从创刊号开始，就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主管领导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陈玉刚先生，这是一位学问、人品、能力都堪称是出版界的重量级人物，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前辈。第一个责任编辑是邱思达先生，邱先生为人之忠厚，出版业务之熟悉、工作态度之严谨，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再后来就是任少东先生。

陈玉刚、邱思达、任少东等诸位“天津百花人”为新时期红学发展做出的贡献，红学界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少东先生曾这样回忆《红楼梦学刊》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情况：

《红楼梦学刊》第一辑创刊号的版权页上标注的印数是20000册，但很快即销售一空，据说不久即加印到66000册；到第二辑出版时，版权页上标注的印数则到74000册了。

遗憾的是，从第三辑开始，版权页上不再标注印数，但可以确证的是，在此后的三四年中，《红楼梦学刊》每一辑的印数都保持着好几万。……

创刊后的《红楼梦学刊》前六年（1979―1984）是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最初是季刊，……

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共出版了22辑。198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领导班子调整，《红楼梦学刊》的编委、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陈玉刚也调离出版社，……

于是从1985年第一辑，即总第二十三辑开始改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在《红楼梦学刊》编辑出版的历程中，我有幸担任了其中两辑的编辑工作。1983年6月初，我调到百花文艺出版社，3号报到的当天，便接手了一部书稿，即《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四辑。当时古典文学编辑室原先负责《红楼梦学刊》编辑工作的邱思达同志脱产去学习，……

于是在我报到的当天便让我暂时承接了半年两辑《红楼梦学刊》的编辑工作。接到这一辑稿子，我便非常认真地审阅了全。……

之后我又承担了1984年第一辑的责任编辑，和《红楼梦学刊》的结缘更加深了一层。因为这两辑《红楼梦学刊》是我从事编辑工作的开始，所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转自2022年1月22日少东写给我的信）

我对少东兄的敬重，不仅仅是因为他为人之好，不仅仅是因为他对我帮助很多，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新时期红学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我对少东的敬重，还在于他是一位严肃、正直、纯粹的学者，他做学问之认真、执着令人敬佩，他做学问没有功利目的令人敬佩，他做学问从不人云亦云，总是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更是令人敬佩。我曾对一些朋友说，现在像少东这样的人不多了，他的为人为文为友都是令人敬佩的。

少东兄博学多识，学术功底深厚，治学十分严谨。他对《红楼梦》非常熟悉，总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少东兄研究《红楼梦》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阅读与研究《红楼梦》一定要有“总体艺术构思”的视角和把握，他认为许多细节、情节，如果不从“总体艺术构思”思考，可能只是“蚂蚁看象”。

阅读和研究《红楼梦》要始终有一个“总体艺术构思”，这无疑对深入认识《红楼梦》极为重要。

他说：

几十年来，笔者有一个很深的体会，要读懂《红楼梦》，真正了解、领悟其中深湛的内蕴，发现字面背后潜藏的深层意涵，殊为不易。我们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学鉴赏水平和艺术审美能力，需要掌握并拥有更多的古代历史、文化知识，也就是说，需要一双能够尽量洞察更多艺术隐秘的慧眼。

《红楼梦》中更多深层内在的社会认识价值和美的元素、美的形态，是曹雪芹留给那些有充分准备的、文学素养深厚的读者和研究者的。

《红楼梦》的创作与此前的小说创作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作者自己所言（也或许出自评者脂砚斋之口）“字字看来皆是血”，是作者和着至少十年（极有可能不止十年，而是毕生）的血和泪凝结而成的。

高超的写作技巧和艺术追求使得作者不屑于将自己的创作意图直接地表露出来，让人们不必深入思考便一望而知，而是希望“看官”们如同观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那样，深深地沉浸、融入进小说中，透过表面的文字，去体味、品咂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他（她）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他（她）们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以及小说中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场景，并且将这些生活和艺术要素全面有机地勾连绾系起来，将其视为一个有机体，进行全方位、系统化、动态的观照缕析，方能渐渐接近小说的总体艺术构思，以至登堂入室。

总之，我们应当要尽量避免停留在局部、浅层、字面的分析研究上，努力做到从宏观、整体上全面把握，还需要从人文社会和艺术审美思维上深入地探研小说的精髓，才有可能真正解出“其中味”。

我认为少东的见解是非常重要的，阅读与研究《红楼梦》，都要有一个整体总的视角，把一个个故事、一个个人物、一场场活动，乃至一些情节细节，都能联系起来，而不是孤立地、零碎地阅读和研究。

无论是研究前八十回的内容，还是探索前八十回后曹雪芹的“原著”及“探佚”，都要有这样一个总体艺术构思的把握，这是《红楼梦》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一字一句，一人一事，细读深思，当然有必要，但你如果缺乏对总体艺术构思的观察把握，你就可能挂一漏万，甚至难免陷入“自传”和“索隐”的泥潭。

在这部著作中，《论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贾母与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王熙凤与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王夫人与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贾元春与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一从二令三人木”管见——兼论八十回后的一个重要情节》《抄检大观园初探》《妙玉性格与命运结局初探》《〈红楼梦〉探佚方法浅探》等篇，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有着不同一般的观点和论述，都是少东多年研读《红楼梦》心血的结晶。

多年来，我每次和少东在一起聊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讨论《红楼梦》，他的许多观点我不知听了多少遍，可谓耳熟能详了，而少东的许多见解都使我受益非浅。

比如少东对贾母形象的评价就很有独到见解。他说：“贾母的性格特征塑造的非常成功，毫不夸张地说，完全达到了艺术典型的高度，是中国文学史上个性最为鲜活独特、最为血肉丰满、也最为真实细腻的老夫人、老祖母、老太太的艺术形象。”（任少东《贾母与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载《〈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第四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第1版）他认为：“在关于宝玉的婚事，即‘木石之盟’还是‘金玉良缘’上，贾母的倾向非常明显。在前八十回中，贾母可以说是黛玉在贾府长辈中的唯一保护人。”（同上）

这个见解，我是完全赞同的。少东认为在前八十回中，明确地表态支持“木石前盟”的，一个是王熙凤，一个是紫鹃，而恰恰贾母没有明确地说过一句“支持”宝黛爱情的话，但从王熙凤和紫鹃的话里，我们都能感到贾母的“支持”态度。而贾母对宝玉、黛玉那种不同一般的疼爱、关心，更是溢于言表，毋庸置疑。

《红楼梦》第三十五回贾母说了这样一段话：

提起姊妹，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

贾母嘴里说的“我们家四个女孩儿”指的都是谁，多少年来，许多人都认为是指贾府里的四位姑娘：元、迎、探、惜。

有的认为贾母褒赞宝钗，是表明她对宝玉的婚事早已拿定了主意，便是和尚早已说了的“金玉姻缘”。还有的认为贾母、凤姐儿与整个四大家族的统治者一样，出于共同的家族利益，扼杀了宝黛爱情。由此可见，“我们家四个女孩儿”指的是谁，对如何认识《红楼梦》关系很大。

我以前读书，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多年来少东没少给我讲过他的观点，才使我意识到搞清楚“四个女孩儿”指谁，关系到贾母对黛、钗态度的大问题。

多年来少东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四个女孩儿”指的是黛玉和迎春、探春、惜春，并不包括元春。

少东的辨析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他指出，一是元春与贾母的关系是君臣之间的关系，做了皇贵妃的元春，与贾母的关系已超越了一般社会上的血缘伦理关系，这在元春省亲时，贾母、王夫人等都要向元春下跪便足以说明她们之间的关系；二是如果贾母所说的“我们家四个女孩儿”包括元春，那贾母敢说元春也“不如宝丫头”吗？这显然是绝不可能的。

他进一步指出：

第三十五回贾母所说“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这“我们家四个女孩儿”中藏着黛玉，却并不包括元春，作者正是运用了“画家烟云模糊”法，同时也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法。

令人叹息的是，却“瞒蔽”了从后四十回续书作者到二百年来不知多少红学研究者，都将这“我们家四个女孩儿”误读为元迎探惜四姐妹，从而得出贾母偏爱宝钗、不喜黛玉的错误结论，由此构成了贾母对黛玉态度改变的基础，同时也为一向承顺贾母的凤姐儿设计出“掉包计”做出铺垫，于是导致出大大背离了曹雪芹的总体艺术构思。（同上）

少东认为：“贾母此时这里说的这句话，可以说既含蓄、委婉，又十分明确地表明：黛玉是我们贾家自家人。”言外之意，薛宝钗不是。

贾母对黛玉与宝钗的态度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在前八十回中，贾母虽然没有说过一句支持“木石姻缘”的话，但倾向和态度是十分明显的。没有贾母的“态度”，王熙凤敢拿林黛玉的婚姻大事开玩笑吗？甚至连兴儿、紫鹃都十分清楚老太太的心事，可见贾母支持木石姻缘不是一个秘密。

或许有人会说，贾母不是给宝钗过了生日了吗？她为什么不专门给黛玉过生日，而要给宝钗过生日？这难道不是贾母厚宝钗而薄黛玉的证明吗？

其实，贾母要给宝钗过生日，与其说是“喜爱”，不如说是“客气”，这与贾母所说的“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的话意思是一样的，表面上看是赞赏宝钗，实际上是告诉大家黛玉在她的心里位置更为亲近。

《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又是一件很有争议的“公案”。两个女先生说《凤求鸾》，被贾母批驳了一顿，贾母笑道：

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

可知那编书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再者，既说是仕宦书香大家小姐都知礼读书，连夫人都知书识礼，便是告老还家，自然这样大家人口不少，奶母丫鬟服侍小姐的人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是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鬟？你们白想想，那些人都是管什么的？可是前言不答后语？

对这一段描写，在探讨贾母对待宝黛爱情的态度问题上，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不少人认为，贾母明是批驳女先生，实际上是“批驳”林黛玉，尤其是那句“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的话，就是针对林黛玉的。

少东则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理解，他认为贾母的“批驳”与第一回石头的批驳是一致的。

石头对空空道人说：“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

正如回目所说，贾母是“破陈腐旧套”，根本与林黛玉无关。因为黛玉与宝玉的感情是建立在青梅竹马的生活过程中，是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之上，林黛玉并不是“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就想到终身大事的姑娘。

少东先生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就在贾府听完书、看完戏、要放鞭炮之时，因为林黛玉“禀气柔弱，不禁毕驳之声，贾母便搂他在怀中”，可见贾母对黛玉的怜爱之深。

少东做学问就是这样既有全局视野，又细腻认真，多独出己见，不人云亦云，表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雄辩的分析能力。

少东兄关于大观园的建设与元春省亲关系的分析，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他认为曹雪芹花费了整整两回的篇幅描写元妃省亲的隆重场面和整个过程，这是小说前八十回中元春惟一的一次正式出场。

作者这样让贾元春“闪亮”登场，是出于整体构思的需要，也深有含义，在《红楼梦》全书结构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深意”在哪里呢？

少东在细致地分析了元妃省亲的描写之后，认为元春这一次正式出场的使命主要有五点：

一是赋予大观园的建造以非常充分的理由和铺垫，从而给宝玉和众裙钗（包括众多丫鬟们）以展现各自人物形象、性格特征和生活状态、感情历程的绝妙而又完美的典型环境。

二是浓墨重笔地渲染了元春至高无上、极其尊崇的身份、地位，尤其是通过省亲过程中，身为元妃祖母的贾母曾两次跪拜自己的孙女，既形象生动、又真实确凿地表明，在小说展示的那个时代，皇权是远远超越血缘伦理关系的。

第三，突出描写了元妃对宝玉的关爱，同时高度肯定了宝玉的才华，也肯定了宝钗和黛玉的诗才。

第四，通过元妃命题做诗，极其隐晦、委婉地暗示了元妃对黛玉的否定性倾向；他还结合第二十八回端午节元春赐物，唯独宝玉与宝钗的完全一样，从而非常明显地表露出元妃在宝玉未来配偶的选择上倾向于宝钗的意图。

第五，元妃省亲让贾府呈现出“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全盛景象，这也为最后贾府彻底衰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作出了强烈的对比和反衬。

对少东先生的分析，你赞同吗？我是很赞同的，有了这样的分析，人们再看“元妃省亲”的故事，你的认识一定会更为深刻。

少东对“元妃省亲”的分析，并没有到此为止，他细心地注意到，元妃省亲有“两次肯定性的表态”和“三处否定性的表态”。少东先生的细腻分析，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少东认为：“元妃在整个省亲过程中，有两次肯定性的表态：一是对宝玉所作大观园的题额与楹联；二是对宝钗、黛玉命题所作咏大观园诗中表现出的才华，其中黛玉悄悄替宝玉写的咏浣葛山庄的《杏帘在望》一诗，元妃并不知道系黛玉所作，赞其为“前三首之冠”，更突出了黛玉的才情。”

那么，元春省亲三处否定性的表态是什么呢？一是命将大观楼前牌坊上临时命名的“天仙宝境”四字换为“省亲别墅”；二是游赏大观园中见到此前宝玉为花港石洞所题“蓼汀花溆”时说道：“‘花溆’二字便妥，何必‘蓼汀’？”三是将宝玉为怡红院所题匾额“红香绿玉”改作“怡红快绿”。

元春省亲这三次否定性的表态，到底有什么深刻含义呢？少东认为：第一个否定应该是元妃觉得“天仙宝境”有过于张扬之嫌，故改为较为平实的“省亲别墅”。关于第二个否定，少东说尚看不出其中有何深意。

他认为第三个否定最为重要，多数学者认为元妃不喜“绿玉”，其中隐晦地表达了不喜“黛玉”的寓意，结合端午节元妃赐物，唯独宝玉和宝钗的完全一样，这样的观点应该是立得住的。

少东兄对“探佚”的观点，我也是很赞同的。他认为：

至于红学探佚，笔者认为其研究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现存的后四十回续书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曹雪芹创作的前八十回的总体艺术构思，从而大大降低了《红楼梦》的社会认识价值和审美艺术成就。

如果能够通过探佚，探讨出原著八十回后的主要故事情节脉络和发展走向，以及主要人物最终的命运结局，必将大大拓展《红楼梦》这部旷古名著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审美艺术成就的高度。

但迄今为止，探佚学者的思路、方法却令人难以接受。……即截至目前，所有探佚方面论著的研究路径大都脱离了《红楼梦》的整体人物形象体系、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合乎逻辑的发展，也脱离了小说的故事情节主线。

这些探佚学者或者依据小说中的个别情节、细节，个别人物的名字、语句，或者依据脂批提示的八十回后的个别情节线索，孤立地加以分析，再加上一些明显背离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规律和艺术辩证法的想象，便轻易地得出牵强附会、似是而非、完全不成系统的结论。

也正因为如此，许多探佚学者的观点都难以为众多红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普遍接受，遭到一些诟病。

少东认为，探求小说原著后三十回的主要故事内容和情节线索，有四个方面的重要途径。

一是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所看到的薄命司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的判词、判图和十四支［红楼梦曲］。因为作者在这些判词、判图和曲子中隐括了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的主要性格特征和最终命运结局，故而分量是最重的。

其次是作者在小说前八十回中所预设的数量众多的伏笔伏线和隐寓暗示。

第三，脂砚斋等在书中所作批语留下的数量同样众多的有关八十回后的故事内容和情节线索。

第四，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所遵循的现实主义创作的方法、要求和规律，亦即前八十回中已经形成并已基本固化的整体人物形象的性格基调和主要特征及其合乎逻辑的发展演变，还有在此基础上故事脉络、情节线索合乎生活情理的发展、演进。

少东的文章中列举了很多事例，他的分析很细，也很有道理，可以帮助我们“探索”佚失的曹雪芹原著应该是什么样的。

少东提出，探佚研究，不能脱离《红楼梦》的整体人物形象体系、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合乎逻辑的发展，不能脱离小说的故事情节主线。

这个观点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他提出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合乎逻辑的发展、故事情节的描写与真实的社会现实生活高度相符、艺术风格和文笔特色前后高度统一等等，在探佚中应该予以高度的重视。唯有这样，探佚成果才能离“曹雪芹原著面貌”越来越近。

关于王熙凤的命运和结局，是《红楼梦》人物研究中的大题目，特别是“判词”中的“一从二令三人木”，可谓众说纷纭，至今也没有一种解读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少东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解读，我认为是很值得重视的一种见解。他认为一从二令三人木的“一从”，只能作“自从”解。“二令”为“冷”，“三人木”则组成“人來”两个字。“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这两句判词可以归纳为“自从冷人来，凤姐就垮台”。

这个导致凤姐儿最终垮台的“冷人”不是别人，正是曹雪芹在作品中着意刻划的另一个主人公，即那个吃“冷香丸”长大的“冷美人”薛宝钗。自从“冷美人”薛宝钗以“宝二奶奶”的身份正式“來”到贾府，失去了靠山的凤姐儿便从权势和地位的顶峰上急剧跌落下来，当年不可一世的贾府管家娘子，最终只落得身败名裂、彻底垮台的悲惨下场。

坦率地说，我并不完全同意少东兄的观点，我一直认为“一从二令三人木”中，只有“三人木”是用了猜字法。“一从”即自从，“二令”什么意思？说不出来。既然“一从”不是用的猜字法，“二令”就不可能是用了猜字法。“三人木”就是一个“休”字。王熙凤只有被“休”了，才会“哭向金陵”回娘家去。“哭向金陵事更哀”很可能是说被休掉的王熙凤回到了娘家，又遭娘家出事（如被抄等），而王熙凤的几桩命案事发，结果王熙凤的结局不是一般的凄惨。

这当然是我的大胆假设。尽管我们两人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我认为少东兄的分析研究深入精细，在当下种种的解读中，“任少东说”似乎更合乎情理，至少对进一步探讨“一从二令三人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这是值得肯定的。

在我认真地阅读了少东兄的每一篇文章之后，我深深地感受到这本专著沉甸甸的分量，给了我许多启发，多有受益，这无疑是新时代红学的重要收获。相信少东兄的大作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我希望有更多的红学家写出这样的学术著作，能给广大读者阅读《红楼梦》以启示和帮助。推动《红楼梦》的当代传播，深入认识《红楼梦》的伟大和文化价值及其深邃的文化内涵，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加深对社会、对人生的认知，凝聚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这就是红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是为序！

2023年4月9日于北京惠新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