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商品经济飞速发展，催生大量民间资本，豪商如何左右唐代社会

中国古代从商鞅变法开始，历代王朝无论国家政治制度如何，在经济发展上都保持着重农抑商的统一思想。

因此商人在历代王朝中的社会地位都高不到哪去，然而商人地位不高，不代表他们手上的资本力量不强，每个王朝需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得借助一定程度的民间资本力量帮助自己。

比如历史上最强大的封建王朝之一的唐朝，在利用民间资本巩固维持经济发展方面，其政策就很有研究和参考价值。

一、唐朝的民间资本群体，由哪些人构成

一说到资本家，许多人第一时间就会联想到商人，然而唐朝却是个例外，唐朝的民间资本群体。

至少在唐初的时候，不全是由商人组成，同时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唐朝的富农群体，这得益于租佃制的发展，以及丝绸之路对唐朝商业的影响。

租佃制顾名思义，就是掌握土地使用权的地主或世家大族们，把土地租给无地农民耕作，并向农民收取田租费用的一种制度。它并非唐朝才出现的制度，而是在从战国时代开始就存在了。

到了唐朝之后又延伸出另一种包佃制，即出借农地者寻找到一些中介人，通过他们的手将土地出租给有需要的人耕种，从而形成了一田二主的局面。

虽然租佃制是一种剥削农民的手段，不过却这些地主、富农们累积了巨额的财富，从而让他们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之中，根据《新唐书·段秀实传》的记载：

“取人田自占，给与农，约熟归其半”

意思就是一块地的出租，出租者可以向租赁者征收所在土地的五成收入作为租赁费，这在当时算得上十分可观的收入。

而这也仅仅是地主阶层出租田地的费用，如果是官庄、营田等带有政府属性的土地，租赁者除了要交纳田租，还要将作为田租的粮食送往京城等地。

一切路程运输还得由农民自己承担，这就导致了唐朝从初期开始，农民贫富的分化就变得非常严重。

不过这些通过土地换来巨额财产的富农和地主们，却能有大量的本钱参与到唐朝的商业活动之中。

唐朝初期由于丝绸之路的开发，再加上对各种商业活动的宽松纵容，使得这些富农地主能够通过宽松的商业环境获取巨量财富。

比如唐初的酒业是不用征税，唐朝商人们就能自负盈亏，再加上唐朝人普遍爱酒，这促使唐朝酒业异常发达，在唐朝经营酒业算是一个稳赚不赔的行业。

而这些有钱的民间资本者们，又利用自己的手中资本，在通过帮助唐朝政府获取自己的政治利益的同时，也为唐朝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二、民间资本者对唐朝经济的贡献有啥

从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开始，唐朝承载了隋朝的基建成功，南北地区的商业活动一直很兴旺，再加上唐朝多次击败突厥、吐蕃等异族势力的外部困扰后。

唐朝很快就掌握了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并通过借条道路与西域、中亚和欧美地区进行各种的商业往来，这里得利的人，不止唐朝的民间商人，还有唐朝政府自己。

首先基建建设，隋朝之所以仅二世而亡，除了频繁对外战争，导致国家财政紧张以外，也有一部分就是朝廷还得独立承担类似大运河这样的全国性基建发展。

这导致朝廷的人力和财政压力异常巨大，最终引发各地农民起义的出现。

而唐朝在刚刚建立之初，面对百废待兴的江山社稷，唐朝政府也得重新搞好各地的基建工作，但唐朝的财力却没有办法支持起整个唐朝地区的全部基建。

于是就只能找民间的资本家们帮忙，比如《唐会要》就记载天宝元年二月，洛阳商人李秀升

“于南市，北架洛水造石桥，南北二百步，募人施财巨万计，以造石桥”

这里提到的南北市，是当时洛阳的三大市之一，与北市、西市齐名，史书记载此地占两坊之地，是洛阳最繁华的地带之一。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唐朝一片繁华的背后，除了有强力英明的统治者制定合理的政治政策的同时，民间资本的付出也是相当重要，除了洛阳南市，民间资本参与地方建设的事件还有很多。

比如《太平广记》记载的唐昭宗时期，有一名巨富叫做王酒胡“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后来又出资十万帮助朝廷修建安国寺。

这种修桥建寺的行为，放在那个时期都是一个大工程，但唐朝却选择让一些富商乡绅帮忙，可见唐朝商人的资本力量有多大。

让民间资本参与国家建设，从来不是只有唐朝人才会干，在盐铁专卖刚刚诞生的汉朝，同样有类似的利用民间资本帮助国家经济发展的事情出现。

比如汉朝的察举制，也是朝廷一种利用民间资本获取政治人才的手段之一。虽然从现在看起来，察举制他是一种世家大族垄断政治利益的表现。

但在汉武帝时期，拥有庞大财富的世家大族们，却是最容易培养出出色政治人才的群体，向他们打开政治渠道，正式汉武帝得以建立盛世的关键。

除了人才推送，在农业发展上民间资本也同样有所作为，因为古代生产力和交通能力不无法与现代社会相比。

所以一旦遭遇什么天灾人祸，朝廷从救灾时间和救灾速度上，无法及时应对突如其来的灾祸。

这时候由当地的富商大户出自帮助安顿百姓，也是一种不错的应对之策，是民间资本弥补国家保障工作不足的表现。

比如唐朝在咸亨元年爆发的一场旱灾，关中地区的百姓饱受伤害，而当时帮忙救治这些灾民的人之中，除了朝廷官员，就数民间资本代表的富商们出力最多。

根据《旧唐书》记载：当时的雍州人梁金柱“出钱三千贯，赈济贫人。”

虽然这些钱粮无法全部救治所有灾民，但也体现了民间资本在国家出现危难时的助力还是蛮大的。

除了经济上对唐朝的帮助，唐朝对外军事的多次成功，有不少都是依赖民间资本的协助，他们为唐朝的军用后勤的稳定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这些商人不可能毫无利益就帮助国家打仗，更多是出于想在政治获得一官半职的需要，比如《太平御览》中记载道：

“安州人彭通请出布五千段以资征人，上喜之，比汉之卜式，拜宣义郎。”

可见不管是古代的资本家还是现在的资本家，利用资本获取自己想要的政治地位都是常见的事情。

一般政府需要借助民间资本参与国家建设，往往是出于国家财政没办法兼顾各方面运作的情况下，才不得以让民间资本参与经营。

比如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深圳，虽然是借助外来资本发展起来的特区城市，但到了后期真正带动起甚至建设的，却是本土的民营企业，其所提供的财政收入，是深圳跻身一线城市的关键。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发展再次陷入谷底，这时候想办法向富商们要钱，就成为了唐朝稳定国家发展主要手段之一。

但他们的手段并非让民间资本参与合作，而是利用行政权，施行带有掠夺性质的官府借贷。比如《通电》记载：

“两河用兵，月费百万缗，府库不支数月。计天下不过借一二千商，则数年之用足矣。”

这是安史之乱，两税法推动下的借贷行为，贴现率极高，商人利益饱受其害，对政府的威信造成很大负面影响。

不过安史之乱的唐朝，也并非总是通过剥削商人利益，去满足自己的财政需要，颜真卿、刘晏等人在推行两税法时。

在恢复对盐铁酒等经济作物的专卖制度同时，也让地方的民间商人在与这些经济作物的买卖过程之中，通过与一部分的商人分享专卖利益。

让商人甘心为朝廷效力的同时，自身也能获得较大的经济收入。

比如唐朝宰相刘晏是如何通过将官盐买卖权转给商人，从而弥补国家财政不足，根据《新唐书》的记载：

“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

这种将盐铁买卖的一部分利益让渡给商人的行为，除了避免冗官现象的出现，也使得部分民间商人获利不少，大大打击了民间不法商人囤积私盐，扰乱市场的局面。

从这里可以出，民间资本对唐朝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民间资本的存在也不全是好事，当民间资本能够被政府所控制时，它的存在才能给国家带来正面影响。

但如果这些民间资本脱离了政府的控制，不好的一面同样对唐朝的社会造成不小的伤害。

三、失控的民间资本，对唐朝的危害有多大

失控的民间资本，对国家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这就好比90年代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俄罗斯政府通过全面放松对民间资本的控制，导致国家经济非但没有往好的一面发展。

反而导致经济一落千丈，到现在都没有缓过劲来。 唐朝没有实行过休克疗法，但在安史之乱爆发后，藩镇在逐渐脱离中央的控制。

这也使得一些地方民间资本群体，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在地方藩镇身上，从而让这些不受控制的资本力量，藩镇对抗朝廷的助力。

《旧唐书》就记载道：“方镇以大将文符鬻之商贾，曲为论奏，以取朝者叠委中书矣。”

这就是当时民间商贾勾结地方藩镇，让其势力日益增加的其中一种情况，而对于中央而言，失控的民间资本，还是导致中央政治腐败的开始。

比如北宋史书《册府元龟》就记载道一段唐肃宗时期，唐朝为稳定财政，采取卖官鬻爵的方面向商人获利的描述，里面写道：

“以军兴事殷，国用不足，诏权卖官及爵，度僧尼，节级纳钱。”

可见唐朝后期的官员腐败，很大程度上也是和放松民间资本卖官行为有关，但在战局混乱的情况下，唐朝也只能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了。

总结

民间资本是商业发展的衍生品，即便是小农经济时代，商人的身影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因为所谓的重农抑商，抑其实只是国家的战略物资的买卖，从普通商品的经营。

古代王朝一向管的很松，但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家资本，只有被政府管束住的资本力量，才能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有用的力量，否则便是社会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