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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改革了什么?开放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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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邓公重回中央后不久,便发现当下国民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趋向僵化,工农业生产力迟迟提不上来,生产关系也有退化的风险,必须要立即进行改革,否则肯定会闹出大乱子。于是乎,1978年,在邓公的主导下,党中央下定决心,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改革”与“开放”是两个对立统一的方面,其中前者是对国内而言,后者是对国外而言。“改革”的重点主要有两个大的方面,分别是农业和工业,以农业为例,自5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一直实行的是集体制度,所有人一起劳动、一起创造价值,等到秋收之后,交完公粮,再平均分配所得。

这一政策起初发挥了奇效,一定程度上提振了生产力,反哺了工业,帮助人民政权渡过了青黄不接的时期。但进入到70年代,人民公社显然已经与时代脱节,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粮食产量倒退的情况。后来,安徽的十几户农民冒着巨大风险,私底下分田分地进行“大包干”,由此开启了农业发展的新时代。邓公觉得“大包干”是符合农民利益的,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因此力排众议,决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举打破了日趋僵化的农业体制。

至于改革的工业方面,主要集中在对国企的改组上。有一些国企因为缺乏竞争力,经营情况已经非常不好了,全靠国家财政在“供养”,这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很大的负担。邓公为了扭转这一情况,决定对国企“动手术”,要求一些经营状况不佳的国企进行股份制改革,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到经营、管理中来,借以提高其核心竞争力,另外,邓公还鼓励非公经济发展,出台了诸多政策支持个人、集体开办工厂,活跃市场,增加就业岗位,吸纳社会多余劳动力。

而“对外”主要集中在“招商引资”上。众所周知,发展是需要本钱的,中国当时刚刚经历了动荡,社会秩序遭受到严重破坏,国家财政十分紧张,根本拿不出钱来支援各地的经济建设。于是邓公便将相关权力下放到地方,让各级省、市政府自行出台政策招揽外资“借鸡生蛋”。

不过由于当时国内的思想还比较保守,有人一直揪着“引资”这个问题不放,比如强制要求中外合资创办的工厂管理层一定要是中国人,而且外资的占比不能超过49%,确保中国对于这些工厂有绝对的控制权。这让一些外国企业家很是不理解,于是他们便放弃了投资的想法。

邓公得知此事之后,专门下达了指示,废除了这一规定,同时督促有关部门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充分维护外资的权益,给外国企业家们注入一针强心剂,让他们能安心、放心的来中国投资、发展。

对外开放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深圳市的建设,当时邓公准备承接香港的产业转移,但广州距离香港太远,想要跟着香港吃经济红利颇有些不便,于是邓公便决定在香港的旁边新建一座城市,取名深圳,并接连派遣数名得力干将前往深圳市主政。

起初,深圳在发展过程中开创性的执行了很多新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发展,但有些违背公有制原则,因此在党内遭到了激烈反对,党内有些同志甚至直接发函给广东省委以及深圳市委问责,广东、深圳一时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好在邓公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深圳,叶帅也数次鼓励深圳的主政官,让其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不要畏首畏尾。

最终,在数代人的推动之下,深圳实现了崛起,一跃成为超一线城市,发展势头直追上海、广州,是我国的高新产业汇集地。后来,海南、福建等地也借用深圳的成熟经验,因地制宜绘制了自己的“开放”蓝图,借着新时代的春风扶摇直上,走向繁荣和兴盛。

现如今,改革已经过去了40多年,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带有自身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东部、中部、西部互相帮扶,逐步摆脱了贫穷的困境,老百姓们也吃到了不少红利,物质生活逐渐充裕了起来,精神上也非常富足。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人民必将实现共同富裕,而中华民族也实现伟大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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