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江南绫罗飘向日出与日落之地——清代的远途丝绸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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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马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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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与中华文明相伴而生，上古传说中，黄帝的妻子嫘祖首先“养蚕取丝”。而考古实证表明，至晚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明阶段，中国人就已经在抽丝剥茧。这种烙印着中华文明符号的织物催开了人类历史上已知的第一次横跨世界岛的大规模贸易，为后世在大陆与大海之上留下了两张以“丝绸”冠名的商贸网络。

而江南作为我国长期以来的丝绸主要产区，与丝绸贸易之间牵绊至深。进入清代，其远途丝绸贸易迎来了中国古代丝绸贸易管理模式进化的最终版本，为我们观察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体系，理解经贸活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巩固过程的贡献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丝绸内贸：薄纱与重缎掩映的新归故土

丝绸作为手工业时代一种单位重量价值极高的货物，其在清代的销售范围广大，贸易额年可达千万两以上。在内外贸市场的划分上，依照清末海关统计，内贸丝与外贸丝的比例为54%比46%，尽管清代处于国际市场对中国丝货需求的黄金期，但其国内消费仍然占据大头，内贸市场仍然是清代丝绸贸易的主战场。

乾隆年间的学者杭世骏说：“织红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遍天下，而尤以吴阊为绣市”。描绘这一时期苏州府市井面貌的《姑苏繁华图》中，亦绘有丝绸店铺牌号十三四家，标出丝绸品种二十余个。而当时已经成长为全国丝织品重要批发中心的盛泽镇，时人也留下了“薄海内外寒暑衣被之所需，与夫冠婚丧祭黼黻文章之所用，悉萃而取给于区区一镇。入市交易，日逾万金，人情趋利如鹜，摩肩侧颈，奔走恐后，一岁中率以为常”的记载。

当时将江南丝绸贩运至全国的，除了以洞庭、杭州、湖州、宁波、南京等地商帮为代表的江浙商人，还有山陕、鲁豫、安徽、福建等地的外来客商，各地客商在其传统优势商道上广建会馆与公所，并沿着清军西进的补给线在清帝国的边线、北线、中线、南线四大东西向商道上广布仓储物流节点与汇兑拆借钱庄。而其中与清代国家战略绑定最为紧密的，是山陕丝绸商人，这些主要经营边线商道的丝绸商在清代有一个专门的称号，即“西标商人”，早在康熙年间“四方商客来买绸绫纱绢者, 西标为最”。

西标商人的鼎盛时期，出现在乾隆朝。乾隆二十年，清军攻占准格尔汗国首都伊犁，是年为公元1755年，而公元755年，是唐天宝十四年。那一年，安史之乱爆发，大唐安西军主力回撤，此后安西交通断绝，西域风物在之后的一千年当中与中原渐趋不同。乾隆二十二年，清军平定准格尔汗国降而复叛的残余势力阿睦尔撒纳之乱，故土新归，西标商人随即进疆。在军机处的建议下，为清军西征提供后勤保障的山西介休巨商范清旷调补为廿肃洮州同知，承办对哈萨克贸易事务，而与哈萨克贸易的主要货品，正是来自江南三大织造的丝织品。

乾隆二十八年，皇帝谕令：“嗣后办理运送乌鲁木齐等处绸缎, 俱侯该督奏闻后，将各项数目及色样清单，交与该织造等，即行如数照式预备制造。办理各项绸缎，不致有多寡参差之虑”。次年，又要求新疆各处应办绸缎，均令照各项数目色样，预备制造，并“解送甘肃应用，毋得粗糙塞责, 并延误干咎”。乾隆四十八年，再度严谕江南三织造, 对制办的运往新疆的各项绸缎，不仅“务使质地坚实，颜色鲜明”，而且在由甘肃运往新疆途中，务必“遴委妥员，沿途小心护解，毋得稍有霉污，致滋驳换”。

乾隆三十年，由三大织造采办生产，贩运新疆的丝绸数量达到顶峰，总计一万九千余匹，分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今塔城）、乌什（今属阿克苏）、叶尔羌（今莎车）及和田、喀什噶尔五个销售区发卖，来自江南的大量高品质丝绸覆盖了天山南北的各族上层人士。此外，还从陕西、山西等处调运秦纱、素罗等丝织品进疆，在充实新疆面向平民阶层的丝绸市场，缓解三大织造供应压力的同时，也带动了山陕一带的丝织业发展。整个乾隆朝，内地丝绸进疆26万匹，年均6800匹，深刻影响了新疆各族的服饰文化，使其服饰纹样与审美取向再度与中原趋同。

更为重要的是，乾隆朝开始的进疆丝绸贸易，绝非“朝贡贸易”思想下不计成本，不问盈利的赏赐活动，除每年赏给吐鲁番郡王府与哈密郡王府的各15匹江南缎外，所有进疆丝绸全部秉持自愿贸易与盈利原则。乾隆二十五年、二十七年，皇帝两次申斥有司对进疆丝绸定价太廉，他认为“贸易缎匹，俱由内地远行运送，自应准照原价及运费酌量增加，视其情愿交易与否，再为通融减售。”于是在乾隆三十四年，依照总办大臣安泰提出的方案，确定在喀什噶尔发卖的丝绸，在成本与运费之上，缎价增20%，绸价增10%，作为南疆基准售价，距离商道干线更远的北疆在此基础上再行上调。进疆丝绸垄断贸易为清政府获得了每年折银数万两的收入，而这些收入的主要去向有两个：一是就地采购新疆驻防旗军与绿营的战马；二是补充驻疆军政机构的办公经费和饷银。

入疆丝绸的采办制造经费原本就系从江南各常关中调拨而出，在经历远途贸易之后，又以超过当初调拨额的数量回到了清廷手中。这一经费调拨过程相对于从国库或陕甘藩库进行解运，成本大为压缩，效率大为提升，使得远在兰州的陕甘总督府管理与支撑分布于天山南北浩瀚地域的大小军政机构的压力减轻。而那些为丝绸进疆做出了贡献的西标商人，他们的商队在回程时会合法或非法地将大批和田玉贩运出疆，这些温润软玉中的一大部分又将回到苏州，在姑苏玉工的手中变成传世之宝。

生丝外贸：老大帝国手中的战略物资

清初的外贸活动，经历过一个剧烈的衰落与复兴过程，从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二十二年的29年间，为实现对郑氏政权的经济封锁，清廷实行了严酷的海禁，并在顺治十七年、康熙十一年、康熙十七年三次“迁海”，也即强制东南沿海各省百姓内迁30-50里，且以堪称毫无余地的烈度打击海上走私活动。康熙二十二年，郑氏政权覆亡，次年，禁海令废止，康熙帝设立江、浙、闽、粤四大海关，中国的海上对外贸易急剧复兴。清代的禁海令，虽然相比明代延宕反复近二百年的禁海而言持续时间很短，但执行贯彻的力度与对沿海民生的破坏远超明代，导致中国大陆的海上外贸在这29年间有买而无卖。被压抑的外销需求如同被挤压至底的弹簧，从康熙二十三年开始狂飙突进。

与内贸不同，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中国主要出口的是作为原料的生丝，而非织造完成的丝织品。其中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清朝的丝织品国内消费需求大，供应能力一向紧凑，于是相比生丝而言受到更加严格的出口管制；另一方面，当时日本、波斯和欧洲等地已经掌握比较成熟的丝绸织造技术，中国的普通丝织品在被克以重税之后在海外奢侈品市场的竞争力并不强。但江南湖丝却始终是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高品质原料，于是有清一代，按照不同统计口径，江南地区提供了50%-80%的外贸生丝。大宗的生丝搭配少量精品绸缎成为了当时清代对外丝货贸易的主流，这其中，对日本与对南洋两个方向的丝货贸易尤为重要。

日本方向：当开关遇到锁国

对日生丝贸易的过程实质上是中日两国对生丝与银、铜这三种战略物资之间的交换，其中尤以日本铜的输入对中国的意义更为重大。中国作为长期以铜作为钱币、火炮铸造材料的国家，屡受贫铜之扰，铜的缺乏将直接影响中国的金融秩序稳定以及军事攻坚能力，于是哪怕在海禁时期，对日贸易也没有被完全停止，解决“铜荒”问题之急迫，以至于其成为了康熙十八年己未科殿试的策论题目。而日本方面，列岛多火山与地质活动，盛产有色金属，但在德川幕府之前诸大名屡受贸易活动中贵金属流失与商团挟洋自重之苦，于是统一之后的日本自1633年开始即进行“锁国”。中日之间的丝铜贸易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发生于强管制环境下的交易过程，商船从中国启航、运载货物到靠泊长崎进行贸易，回载日本有色金属，没有一个环节不需要两国政府的审批与牌照。

但就是在这样的贸易环境下，中国生丝对日贸易仍然取得了亮眼的成就，海禁废止前，中国开来的唐船每年贩入日本的生丝达16万斤左右，其中明郑政权控制下的商队占据其中半数至七成的份额，郑、清两方的商人将葡萄牙商人与荷兰商人相继挤出了日本生丝市场，最高峰时，唐船生丝占据了日本生丝市场的92%。海禁废止后，中国开来的唐船从年均37艘在五年内飙升至144艘，日本贵金属大规模外流的梦魇再次到来。于是，德川幕府开始严格限制唐船入日规模与贸易额度，历经八次降额，至宽政二年（1790），准予贸易的唐船数量被降低到每年10艘。但历经与他国商人的无数商战，中国商人在日本已经站稳脚跟，长崎一代建立起了大规模的唐馆，《崎阳唐馆绘卷》、《长崎名胜图绘》当中定格的华人商号上百，中国生丝、丝绸、棉布、药材等货品仍然在日本市场占据优势地位。

而在入日唐船规模被严格限制的背景下，赴日开展铜丝贸易便成为了苏商的专营项目，由日本贸易而回的铜也就顺理成章地主要进入了江苏布政使司下属的江南第一大铸币机构宝苏局，其遗址位于今天阊门内下塘街久福里。

南洋方向：老东方撞上新西方

清王朝对南洋方向的外贸有着极为复杂的情绪。一方面，南洋外贸对当时的国家财政意义重大。南洋方向，是中国与西方诸殖民帝国在商贸领域发生联系的主要方向，西方商队的购买力碾压其他外商。而西方各国本土及其美洲殖民地与中国之间的航线，几乎都要经过位于南洋的马尼拉，以至于当时行驶于中国与美洲货物集散地阿卡普尔之间的远洋货船，就被称为“马尼拉大帆船”或者“中国丝船”。

马尼拉帆船贸易路线图（引自NOGAMA Takenori, The Trade Networks of Japanese Porcelai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但另一方面，康雍乾三代帝王对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西方武装商船的作为并非没有概念，葡萄牙武装商队在明末勾结地方官，逐步蚕食澳门，并勾连闽粤一带海盗袭扰沿海的先例在前，清帝对西洋商人在华的聚居与传教活动极度警惕，也对脱离了中国控制，迁居西方人南洋殖民地的华侨展现出了极度的冷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乾隆朝中叶中国与东印度公司在生丝、茶叶、瓷器领域的摩擦，最终引发了中国外贸政策的重大调整。

按照清廷原本的设想，江南的生丝可以走长江，经九江-韶关商道进入广东，并在粤海关这个距离南洋最近的通商口岸进行贸易活动，于是一则清代内地商路的管理与课税秩序可以与外贸管理相融合，二则广州远离江南财税腹地，西方商人在此进行贸易活动，一旦出现事变，不至于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但乾隆二十二年，皇帝南巡之时，在苏州城亲眼目睹了大批西洋商船与商人，得知当时半数船只的贸易对象已经是西洋商人，并知悉英国东印度公司洪任辉（James Flint）率领的武装商船队为了享受更加低的关税，以及靠近产地以获取更加廉价的丝货与茶叶，已经北进至宁波浙海关。这一变化引发了乾隆的警觉，下发了浙海关加税，税率高于粤海关且禁止私行减免的命令，谕旨明言：“近年奸牙勾串渔利，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是以更定章程，视粤稍重，则洋商无所利而不来，以示限制。意并不在增税也。” 闽浙总督收到这一命令之后，上折反馈生丝与茶叶在江南与广东的差价巨大，提高关税无法阻止“外洋红毛等国番船”北上。于是，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的那道改变中国外贸走向的上谕出炉，上谕全文741字，依次表明了三重意思：第一，承认因物价差距，浙海关加税，“不禁之禁”的方法行不通；第二，不再追究浙海关已经放入洋船的责任，但从明年开始“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粤、闽、浙三关要配合贯彻这一政策；第三，要严查浙江地区配合洪任辉的买办与传教士，关闭并驱逐渉事的洋行与天主堂，清理掉东印度公司在江浙的据点。

这道上谕，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的根源，是清帝国对外贸易领域政策七十年来的一次重大转向。此后江、浙、闽三关不再办理西洋商人的通关，只保留与日本、朝鲜、琉球、暹罗等国的东洋贸易，广州在中国商贸版图中的地位大大加强。但上谕下发仅仅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洪任辉在向粤海关报告归国行程后，偷越海防至宁波，在被清军水师阻止进入宁波港后，又率船北上天津港，入京师状告粤海关监督与行商敲诈，要求清政府废止“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公行保商制度。这一行动挑战了皇帝的权威，且武装商船如此轻易地直入帝国腹心，引发了北京前所未有的警惕，关于洪任辉“外借递呈之名，阴为试探之计”，整个闯北行动是在为英国入侵京畿进行侦查的猜测亦遍布朝堂。于是，虽然渉事的粤海关监督与行商被查办，但洪任辉也被永久驱逐出境，为其撰写状纸的中国人被斩首。这一事件后，清朝颁布《防范外夷规条》，公行保商制度空前加强，对西洋各国实行广州“一口通商”与十三行垄断经营生丝、丝绸贸易，直至八十年后英国炮舰到来。

“一口通商”后，乾隆帝将生丝与丝绸的出口政策调整作为了敲打西洋商人的工具。最极端的乾隆二十三年，直接禁止了丝斤出洋，此后屡次反复，配额大体稳定在“限每船许配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斤，至头蚕湖丝及绸缎、绫匹仍禁”。尽管如此，乾隆二十四年的两广总督李侍尧在奏疏中描绘经粤海关的对外贸易的盛景时还是写道：“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统计所买丝货，一岁之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其货物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转售外夷，载运回国”。整个乾隆朝年均合法出口的生丝达20万斤，至道光十年，广州合法出口的生丝达70万斤，其中江南丝达34万斤，至于伶仃洋海面上绕过十三行垄断，走私至西洋商船的生丝与绸缎数量，已经无法统计。

这些合法或非法出口的生丝与绸缎，经由马尼拉这个当时堪称世界贸易中转站的大港，将中国丝绸的影响力传播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吕宋、苏禄、交趾、占城、暹罗所在的东南亚地区自不必说，绫绢锦缎与五色布绢伴随着唐船与马尼拉大帆船的航迹将其完全覆盖，地狭人稠的粤、闽等地人口随之外迁，各国华埠的规模迅速扩大。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国丝货在拉美渗入了当地的文明史，并在欧洲荡起层层涟漪。奢靡成风的墨西哥殖民地在十八世纪时衣料与服装进口占据进口总额的63%，中国丝货的大规模输入导致其宗主国西班牙的王室丝织厂出现破产潮，而殖民地丝织业却在中国生丝的支撑下得以延续，一种受到中国丝织品与刺绣纹样深刻影响，被冠名以“中国姑娘”的长裙就此成为了墨西哥妇女的民族服装，那位传说中的中国姑娘也被雕塑成像，伫立五月五日大街上。

跨过赤道，为绕过西班牙殖民当局对中国丝货进行的缉私而集中于厄瓜多尔的商船队探索出了一条“海上走廊”，也为厄瓜多尔留下了瓜亚基尔港这座全国第一大城市。继续向南，资本金在百万比索以上的四十家大型丝绸商号中诞生出了一批秘鲁本土巨商，《秘鲁总督辖区纪略》中盛赞着来自江南的缎与绸的光泽与品质以及当其被用于教堂装饰之后所形成的梦幻效果。在日后西属殖民地的起义浪潮中，这些商人与武装走私者扮演了无法忽视的角色，蝴蝶振翅，巨浪滔天。

清代的远途丝绸贸易，将当时的经济腹心江南与边疆和海外勾连了起来，在江南的各手工业门类中，再没有第二个门类如生丝和丝织品一般，既与国家战略的绑定如此之深入，也在国家的预料与规划之外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清王朝的确将丝这种商品的战略价值应用到了极致，但也必须看到，其一系列行动均是在产能约束的思维框架下，对高品质手工业品的有限产能进行左右腾挪与分配，而在同一时期，纵横七海的西洋商船们在争夺的，却是原料产地与倾销市场。

在乾隆皇帝的时代，农业文明仍然占据着上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平稳运行，亦商亦盗的西方殖民者仍不足以彻底震撼东方世界的共主，但大海深处的气旋已经在逐渐转变为风暴，一种新的秩序将会扫荡旧的朝贡体系，被强加到东亚大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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