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 | 《孔子研究》2023年第四期

●中华文化资源与国家治理●

杨天奇丨民族共同体、现代国家与新兴世界体系——以康有为民族论为考察中心

陈徽丨汉初儒道天道观分歧及其治术思想之别——以《淮南子》和《春秋繁露》为中心

吴倩丨儒家乡治实践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析中华农耕文明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借鉴意义

●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儒家思想●

郭萍丨儒法邦交思想及其时代性省察——基于春秋时期齐鲁会盟的分析

程水金张俊华丨 从中国古代工匠文化传统验证庄子“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兼论《周礼·考工记》“鐻”的形制与功能

陈佩辉丨“美德经济学”与“哥白尼革命”：陈焕章儒家经济学的性质与定位

●原典新诠●

梁涛 韩述丨《论语》臧武仲“要君”辨疑

华喆丨《仪礼·昏礼》“问名”诸经说探赜——兼议礼教观念对于经说之影响

●海外儒学●

方勇骏丨同途与异辙——20 世纪 20 年代中、韩朱子学者关于“未发”问题的研究

张 悦 金圣基丨韩儒丁茶山《周易》解释的修养论特征研究

●简帛研究●

丁四新丨新出儒家简牍文献及其研究

杨博丨出土文献视野下的《论语》文本形态演进

●现代新儒学●

易冬冬丨儒家礼乐的新开展——贺麟的礼乐观

张海龙丨论唐君毅伦理思想的三重向度

●儒学源流●

钱寅丨从“原心定罪”到“以礼为断”——清代公羊学的伦理转向

民族共同体、现代国家与新兴世界体系——以康有为民族论为考察中心

杨天奇

摘要 ：晚清以降，康有为等士大夫群体期望能合满、汉、回、蒙、藏诸民族构建一“华族”，以现代国家的身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所谓“华族”“五族共和”乃至“中华民族”，本质是具有现代意味的“民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康有为等志士仁人虽未直接运用“共同体”理论，但在思考中能洞见疆域、文化、经济对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并依此对中国当时状况及未来给予深刻省察。康有为等努力倡建的“民族—国家”不啻为与新兴世界体系相对接的“现代共同体”。迨至今日，尽管民族国家是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但它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改进的概念。在新兴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不仅要维护本国国界以内“国族共同体”的利益，更应在共同价值理念的框架下，努力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新文明的构建路径与未来趋向。

作者：杨天奇，文学博士，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学、比较诗学。

汉初儒道的天道观分歧及其治术思想之别——以《淮南子》和《春秋繁露》为中心

陈徽

摘要：汉初儒道关于治术的有为与无为之争，本质上源于其天道观的根本分歧。对于天道的不同理解，既是儒道有为与无为之争的信仰依据，也体现为他们本质有别的天人感应说和工夫论。天道观的分歧也使得儒道的阴阳刑德思想表现出形似而实别的特点：尽管儒道皆主张阳尊阴卑并以刑德配阴阳，但二家赋予阴阳刑德说以截然不同的伦理政治意义，提出了迥然有别的治世主张。进而言之，儒道的有为与无为之争也可归结为文质之辨。如何看待此辨，关乎如何看待人性以及何为文明、文明何用等重要问题。在此，道家尚质抑文的价值取向及其无为之术所可能导致的风俗鄙陋、人心败坏之弊，随着汉初社会经济的发展越发显露出来。所以，武帝以后儒术得尊、经学昌明的思想文化局面的形成，不仅是儒家尚文重教的属性使然，而且是历史时势的必然选择。

作者：陈徽，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学、道家哲学。

儒家乡治实践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析中华农耕文明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借鉴意义

吴倩

摘要：儒家乡村治理的实践智慧体现在“德治教化”“耕读家风”与“士绅精英”三个方面。德治教化是儒家乡治的重要特点，汉代三老制、宋明乡约等德治措施注重价值引导、内在自律，德治传统在当代经过创造性转化可与法治建设相辅相成，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家族是古代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耕读家风被历代王朝誉为道德楷模、乡治典范，传承发展耕读家风有助于以家庭建设为起点移风易俗、塑造文明乡风。以士绅为主体的乡村精英引导古代民众处理了大量乡村公共事务，现代乡贤不再局限于家世出身或道德领域，因地制宜地发挥新乡贤作用成为乡村治理灵活有效的政策选择。总之，农耕文明治理乡村的实践智慧必将在乡村振兴新征程中发扬光大。

作者：吴倩，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乡治理论与实践、儒家哲学。

儒法邦交思想及其时代性省察——基于春秋时期齐鲁会盟的分析

郭萍

摘要：儒法思想对于传统中国内政外交的主导性影响，早在春秋时期诸侯的会盟邦交中就有突出体现。会盟邦交以盟誓于神为保障，而疏于确立制度机制，因而“屡盟”不已，这正与儒法主导的传统邦交策略直接相关。通过齐鲁会盟的实例可知，奉行儒家思想的鲁国以施恩为首要邦交策略而慎于征伐，推行法家思想的齐国以征伐为首要邦交策略而辅以施恩，但二者都没有为交易谈判创造充分的空间。其原因在于儒法都不以实利交易为邦交的根本意图，而是一致期许通过邦交实现政治归附与文化归属，其实指向以华夏为中心的圈层式的“天下秩序”，以此为根本旨归的邦交思想是具有时代局限性的。在现代民族国家时代，我们必须重视支撑现代国际条约体系运作的“契约”观念，并尝试以此为重心对以儒法为代表的传统邦交思想进行现代性转化。

作者：郭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中西比较哲学。

从中国古代工匠文化传统验证庄子“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兼论《周礼·考工记》“鐻”的形制与功能

程水金 张俊华

摘要：《庄子·达生》“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必须结合《周礼·考工记》“梓人为筍、虡”的相关记载以及中国古代工匠文化传统加以理解与验证。“鐻”是悬挂钟、磬之类大型组合乐器的木质结构，具有“承重”与“发声”的双重功能，雕刻猛兽作装饰，从而收到“击其所县而由其虡鸣”的美学效果。树木的原生形态与“鐻”体装饰动物之间天然的相似性，尤能凸显其“拨尔而怒”的猛厉神态。这种“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受到先秦儒家与道家的双重思想影响：一方面，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审曲面势”的工匠文化传统，亦遵循儒家“天工”与“人工”完美结合的“知者创物”思想原则；另一方面，也是老子“大制无割”的政治思想在造物活动中的逻辑延伸，而且与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哲学有着更为密切的思想关联。

作者：程水金，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创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化与文学。 张俊华，山东财经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设计与文艺美学。

“美德经济学”与“哥白尼革命”：陈焕章儒家经济学的性质与定位

陈佩辉

摘要：自曼德维尔提出“私人的恶德，公共的利益”的悖论后，美德因妨碍经济发展而被驱除。亚当·斯密尝试给自利自爱正名，但仍未给仁爱的经济意义正名。陈焕章认为缺乏道德根基的放任主义只给强者带来利益，必致社会分裂和崩溃。为了阻止经济的去道德化，陈焕章认为社会经济秩序应该建立在道德和经济双重动机之上，并建构了以美德为中心的儒家经济学。向善的人性预设、美德主导分配、政府调节、适度竞争是其经济学的主要特征，这一新形态的经济学可以称作美德经济学。陈焕章美德经济学虽显粗略，但在理论上重启了经济的道德化进程，并与数十年后兴盛的经济伦理学和社群主义遥相呼应，可以说潜在地具有引发一场“哥白尼革命”的意义。

作者：陈佩辉，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

《论语》臧武仲“要君”辨疑

梁涛 韩述

摘要：《论语·宪问》臧武仲“要君”一章，历来注家多将“要君”解释为要挟君主，但是这种解释存在明显的问题。结合春秋时期世卿制度的相关规定，可知臧武仲“求为后于鲁”符合当时礼法。“据邑”并非要挟鲁君，而是震慑季孙氏、孟孙氏与公鉏。鲁君在这次政治冲突中，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所以“要”不应当解释为“要挟”，而是“请求”。孔子出于礼让的精神，对臧武仲的行为有所保留，但并非如以往注家所理解的，是批评臧武仲要挟君主。

作者：梁涛，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 韩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儒家哲学。

《仪礼·昏礼》“问名”诸经说探赜——兼议礼教观念对于经说之影响

华喆

摘要：《仪礼·士昏礼》“六礼”有“问名”一节。郑玄认为“问名”目的在于询问女方姓名，归而占卜吉凶，唐代孔颖达、贾公彦等学者的疏解均不同于郑玄。清代大部分学者则将矛头直指郑玄，认为郑注有误。继郑玄之后，学者们的不同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五种之多。实际上，在如此纷繁的解说中，包括郑玄在内的学者们都受限于礼法名教，故此对“问名”衍生出多种认识。后世学者基于“妇讳不出门”的礼教观念，对郑玄注有不同程度上的误会，造成了众说纷纭的局面。

作者：华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学史。

同途与异辙——20世纪20年代中、韩朱子学者关于“未发”问题的研究

方勇骏

摘要：民国初，浙江灵峰精舍学人与关中清麓后学之间就“未发”问题，展开持续数年的论争，甚至同时期韩国朱子学者也加入讨论。来自畿湖、岭南等不同地域性学派的韩国学者从自身学术传统出发，对中国学者不同的未发论给予分别支持。与此同时，韩国性理学传统中的若干独特概念和思想也通过这场论争，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学者的观点。两国朱子学者的这场学术交流呈现出同途与异辙的双重面相，推动东亚朱子学真正地实现互渗与互融。

作者：方勇骏，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韩儒丁茶山《周易》解释的修养论特征研究

张 悦 金圣基

摘要：丁茶山作为朝鲜后期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周易》解释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在于出入汉宋易学，通过批判继承汉代象数易学解释方法，提出了以“易理四法”为核心的易学解释体系。茶山《周易》解释的突出特点在于统合象数与义理，由卜筮而转出“成德”的人文意涵。这主要表现在，茶山充分肯定了《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与改过迁善之书的双重性质，既将《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从象数角度对其卦爻辞进行了解释，又试图探讨圣人作《易》之本旨，揭示了其道德人文的义理精神。由茶山之天道观和人道观出发，立足于其《周易》解释中提出的“顺天命”和“改过迁善”工夫，即可揭示茶山《周易》解释的道德修养论特质，即在实践中结合外在道德约束与内在道德自觉两种修养功夫。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性理学重本体轻工夫、重内在道德自觉（内圣）轻外在道德实践（外王）的空疏之弊。

作者：张悦，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韩国成均馆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韩国儒学、易经哲学。 金圣基，韩国成均馆大学儒学院名誉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学思想、易经哲学。

新出儒家简牍文献及其研究

丁四新

摘要：新出儒家简牍文献见于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和海昏简等出土资料。从内容看，它们各有特点和重点。在这些简牍资料中，《诗》类、《书》类、《礼记》类、《易》类和孔子类文献较多，意义重大。目前，郭店简、上博简的研究已大体完成，清华简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安大简的研究正在展开之中。其中儒家思想的阐明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一直是相关研究的弱项。出土简帛文献为“走出疑古时代”说的提出奠定了资料基础，而学者的相关争论有助于此一学说的传播和修正。“走出疑古时代”说也有方法论的作用。

作者：丁四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儒家经学和简帛思想。

出土文献视野下的《论语》文本形态演进

杨博

摘要：安大简《仲尼曰》和荆州王家嘴《孔子曰》，体现西汉之前《论语》类文献流传的多样。汉代《论语》类简册的“单篇别行”，揭示出《论语》在定本之前的文本形态。经校理后的诸家《论语》文本，两汉时期一直在西北地区流传。魏晋以降，《论语》定本亦在西北地区的出土文献中得见。由战国楚地的前文本形态，至西汉时期的单篇复本流传，再到定本后的白文与注解普及本，出土文献已可基本恢复《论语》典籍萌芽、演生、定本至普及的历史进程。

作者：杨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先秦、秦汉史。

儒家礼乐的新开展——贺麟的礼乐观

易冬冬

摘要：传统礼乐文明在近现代呈现为解体与重构的双重变奏。就对礼乐的现代性诠释而言，贺麟集民国学人之大成，强调礼的宗教性、道德性与艺术性的合一：一方面主张吸收耶教的精神以充实礼教的宗教性，这是对孔教派将礼宗教化的继承与超越；另一方面将康德在知识论中的先验感性时空引入行为领域，认为礼是道德律与由理性所规定的时空的合一，其时空标准，使得礼的行为具有艺术性。这是对王国维、梁漱溟、冯友兰、宗白华、朱光潜等人将礼艺术化的继承与发展。贺麟强调礼乐互渗，其对礼是道德的更高的艺术化阶段、礼教给人带来理性自由的系统论证，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美学史和艺术史上都意义重大。

作者：易冬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美学史。

论唐君毅伦理思想的三重向度

张海龙

摘要：唐君毅的伦理思想至少具有自我伦理、文化伦理、境界伦理三重向度。在自我伦理中，唐君毅以“道德自我”之建立来抵抗内外诸恶，销解“自我中心”主义；以儒家的心性修养论作为自我疗愈的重要途径。在文化伦理中，唐君毅为人类各种文化活动奠定一道德基础，同时强调应以仁、义、礼、智之伦理原则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会通。在境界伦理中，一方面人之精神、心灵境界随九境之转呈升进最终成就一真实之生命存在；一方面“心灵九境”框架本身具有重要的伦理判教功能和方法论意义。唐君毅伦理思想的三重向度之间通过“道德自我”来贯通，它们在逻辑上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并且都分别指向了儒家的精神及价值立场。

作者：张海龙，西北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新儒学。

从“原心定罪”到“以礼为断” ——清代公羊学的伦理转向

钱寅

摘要：清代公羊学以常州之学为代表，而礼学考据一脉也有参与公羊学研究的倾向，以扬州学者凌曙为代表。凌曙的《公羊礼疏》开创了以礼说公羊的研究方法，将基于心性的公羊大义落实到实践层面，在学术史上有其独到的价值，引领了清代公羊学的伦理转向。

作者：钱寅，河北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律学院中文系、河北省语言文化创新发展基地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献学与清代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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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孔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