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盏茶的时间,品读一位出版人的故事
商务君按:一个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的“理工男”,误打误撞进入出版社,从编辑干起,一路到社长总编办公室主任、副总编,再到总编辑,35年的出版生涯,他不断在陌生的领域和岗位上悉心摸索。曾被认为不适合做管理的姜新祺当了16年总编辑,在他任期内,出版社销售收入增长6倍多。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姜新祺
38年前,理工专业毕业的姜新祺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简称“华中出版”),从编辑、社长总编办公室主任、副总编到总编辑,除了去读研究生的3年,他在华中出版一干就是35年。
乍看,这是一个有为青年的发光故事。但当你走近,才有机会聆听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一个想去电力部门继续做本专业的毕业生,误打误撞进了出版社;刚读完研究生没多久接下了“社长总编办公室主任”一职,做起自己毫不擅长的人际关系和公文写作;一个被认为不适合做管理的人,做了12年副总编辑、16年总编辑。在一个个陌生的领域、一个个陌生的岗位上悉心摸索,等成为执棋人时,他发现身后一枚枚脚印终于串联成章。
服从分配进了出版社,边干边学
38年前,从原华中工学院(2000年合校改名“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姜新祺,听到年级辅导员想让他留校时,当即就表示“不愿意”,在当时社会的氛围下,作为一名学生党员、且一直是学生干部,他最后也只能挤出一句“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就跑了。但等到临近毕业,他去找老师了解分配去向时却傻眼了:真的是留校当辅导员。
“一般理工男的专业意识都很强。我所学的专业,最理想的工作去向就是电力部门。”原来管分配的辅导员调走后,接手的系党总支副书记知道姜新祺的想法后也大吃一惊,原本以为姜新祺同意做辅导员,没想到他却对行政类的工作这么排斥,于是微调了分配方案,准备将他分配到湖北省电力中心试验所。
出人意料的是,本计划将一位女同学分配到校出版社工作,可当时的校出版社领导倾向于要男生,无奈之下副书记以“到出版社做专业编辑,也是和专业对口”的理由,劝说姜新祺到出版社工作。一个学“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的本科生,就这样进入了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姜新祺刚进出版社,迎面而来的是一系列培训和实习,下印刷厂学习做铅字排、了解图书制作过程,到校对室学习“三校”,到描图室学习图上文字如何缩放后字号统一,在老编辑的指导下审读加工书稿。总编辑也时不时就拿出一篇稿子让新编辑去“挑错”,挑完再带新人们一起分析、讲解。
如此三年,边干边学,直到现在姜新祺还是敢拍着胸脯说:“文字修饰、控版之类的基本功是我的强项。”
“20世纪80年代,学校和出版社都有规定,入校至少要工作5年,如果要考研究生,只能读单位规定的专业。”工作刚满3年,姜新祺就报考了科技编辑方向的研究生,“当时社里的总编辑刚被批准在学校‘自然辩证法’专业下招收科技编辑方向研究生。”当姜新祺拿着录取通知书重新回到华中理工大学(华中工学院于1988年1月更名为华中理工大学)时,他还不知道,3年后,自己还要在华中出版“重新开始”。
刚找到做编辑的感觉,又被调去了办公室
时值国内大学出版社刚从萌芽初创过渡到探索调整阶段。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也在紧抓改革开放机遇,积极展开市场化尝试。等姜新祺读完研究生再次分配到出版社后,行业环境变了,对编辑的要求也变了。“以前都是根据社里的统一要求按部就班去做书,没有经济效益提成。我回社后不久,社里决定成立综合编辑室,我被领导动员进了综合编辑室。”
进了综合编辑室的编辑,意味着选题要自己找,责编自己做,印厂也可自己找,甚至连销售也能自己干,“好处就是可以根据效益提成。”可对于刚出校园,之前也只做过文字编辑的姜新祺来说,作者资源、成本核算、市场分析……全是两眼一抹黑。
“刚开始只能找朋友帮忙介绍作者,经常去书店和二渠道看看市场为哪个方向买单。”对于成本计算,当时也没有相关的书籍,姜新祺只能在和印厂或出版科同事的交流沟通过程中学习,发行则在选题时基本定个大概。“那段时间就像新手直接下水学游泳”,没有教练,没有方向,先想到的是怎样不溺水。“但不得不说,这样的收获还是挺大的。”
“做了几本书后刚有点感觉”,社里找姜新祺谈话了。“当时社长总编办公室主任调走了,领导研究后决定让我干,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干,我的导师也觉得我不适合做管理。我和社领导约定:先干3年,然后放我回编辑岗。”
现在回头看,姜新祺觉得,做主任的这几年对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影响很大。一方面为他打开了人际关系的“一扇门”,“原来人际关系这个事情真是门学问,在做编辑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那么多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列席社里高层会议和选题论证会议,对于如何评估选题,出版社发展中的关键要素是什么等,都是很好的学习、思考的机会。
此外,在做主任期间,他看到的更多了,同时,编辑业务并没有中断。他负责的“灰色系统系列书”成为当时出版社的品牌系列,大部分图书获奖,其中《灰色控制系统》获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灰色控制系统》
当上副总编后,面临的难题更多了
3年后,社里没有把他再调回编辑岗,而是任命为副总编。这在当时学校的副处级干部中,也算是年轻的。
“刚当上副总编,也是年轻气盛。”新上任的他被安排负责制定全社编辑分配制度,制定的方案自以为“深思熟虑”,上来就想强行说服大家执行,没想到根本推不下去。
后来姜新祺反思,尽管方案的思路没问题,但不同编辑室发展的阶段不同,不同编辑的发展状态不同,一个方案如果不能在编辑室之间、大部分编辑之间的需求上取得平衡,再好的方案,也得不到大家的支持。“对于编辑感受到的难点、重点,更应该注意调查研究,重视征求各方意见,问计于编辑。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而且有时候好的想法,还要有适宜的条件,姜新祺回忆,那时候“为了编辑的分配结算,要盘好多数据,一算就是个把月”。
在不断实践、反思、自我总结的过程中,姜新祺的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不断提升,尤其是在将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结合上“开了窍”。姜新祺觉得,自己在大学以前学的东西都是碎片的、局部的,读研3年最大的收获不是硕士学位证书,而是把过去所学的知识点都结构化、系统化了,能够站在科学观、科学方法论的高度去“审视”这些知识,探究这些知识是怎么来的,可以怎么用,从而建立了一条认知链条,并真正认识到了方法论的价值。
这样下来,“无论面对什么新知识、新领域,从编辑出版角度审稿把关,对于大多数学科其实我都不怵,因为我知道怎么去认识它们。”在做副总编辑期间,他负责大型数学工具书《现代数学手册》的编辑审读加工工作,这套书是亚洲最大的数学工具书,涵盖100多个数学分支,100多位知名学者参与,尽管不是学数学的,姜新祺还是带领5位编辑前后花了2年时间圆满完成任务,该书还荣获了“中国图书奖”等荣誉。
《现代数学手册》
姜新祺说,“华中出版涉及的学科方向很多,机械、电子、计算机、建筑、医学、人文社科等,每一个选题要把关,还要指导编辑,你对专业一窍不通,凭什么指导别人呢?主要还是方法论在起作用。”
在姜新祺看来,做管理的关键是抓重点,“这样即使不是这个领域的内行,你对这个领域的把握也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他还以副总编身份管了一年的发行和一年多的出版。“分管发行的时候刚好遇到‘非典’,大半年都没法直接去了解市场。在分析发行的核心要素后,我干了一件事,就是按照社里的重点出书方向,分类梳理社里的发行渠道和资源情况,统计这些渠道过往的销售能力。全部精细梳理下来,“这下子,我对全社的发行能力和发行水平就清楚了,后面营销怎么管理、采取怎样的管理措施、怎样制定营销策略等,就有针对性了。”
分管出版时,姜新祺对每类出版物的成本结构都做了分析,交叉比对后发现,纸张成本在制造成本中的占比远远高出其他成本,由此提出自购纸张、尽可能统一开本的主张。华中出版采购纸张并尽可能统一开本的做法由此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为降低成本作出了贡献。
2005年,姜新祺入选湖北省宣传文化战线首届“五个一批”人才。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姜新祺
做了16年总编辑,他最重视什么?
编辑、出版、发行几大业务板块都抓过,按理来说,做总编辑的时候应该能轻松些。但姜新祺说,完全不是这样。“当你成为总编辑的时候,考虑问题的角度和之前完全不同。”
总编辑在业内被称为出版社发展战略的总设计师,是出版社编辑工作的总指挥,考虑的问题是全局的、战略性的、方向性的,“简单说,出什么不出什么、多出什么少出什么,要在读者心中建立什么样的形象,你自己心里得先有个谱。”姜新祺认为,出版社的发展首先要明确把出版社办成什么样的出版社,即要明确出版社的定位和发展目标。
他做总编辑后,综合考虑华中出版的背景和现状,提出了将华中出版建设成为“学术性、专业化、特色型的一流大学出版社”的目标和定位,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而要实现定位目标必须做好规划,“拿产品说话”。“产品规划是企业一个时期的工作指南,抓好产品规划的细化工作,是实现企业发展目标的重要方法。”
针对不同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姜新祺在华中出版“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五个一工程”,重点加强出版社的品牌建设;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做优主题出版、做强学术出版、做大教育出版、做精大众出版”的目标,着力产品线建设,规划了“六大重点学科方向”和建设“八大重点出版工程”的计划。
“重点项目是一个出版社的出版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标志”,他常说“出好书是出版人的本分,出精品是出版人的追求”,积极引导编辑服务国家大局、把握学科大势、着眼发展大事、抓住产品大市策划选题,并亲自策划、组织。《共和朝晖——辛亥首义数字博物馆》(“十二五”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规划项目、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世界光电经典译丛”(“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世界城镇化建设理论与技术译丛”(“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究丛书”(“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牛津科普系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等一批批重点出版物都凝聚着他的智慧和汗水。
“世界城镇化建设理论与技术译丛”
“牛津科普系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2007年1月起开始担任总编辑至今,领导、组织、策划出版项目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湖北政府奖等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十多项,获国家出版基金等国家和省部级出版资助项目数十项,资金近3000万元,出版社销售收入与2006年底相比增长6倍多。姜新祺本人2010年获首届高校出版人物奖,2017年获湖北政府奖(编辑)。
当了16年的总编辑,姜新祺和华中出版一起转企改革,经历了大开大合做市场的阶段,这几年大学社回归学术性,突出专业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他看来,大学社的发展轨迹近乎螺旋式上升。无论在什么阶段,他手里始终握紧一条底线——质量要过硬。“如何抓质量,是我做总编最重要的着力点之一。”姜新祺说,“任何一个出版单位都不可能保证完全不出现质量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出版社的质量保障体系,尽量少出质量问题、不出大的质量问题。”
华中出版在大学社中最早通过了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他领导制定了“超越传统出版,影响未来文化,以学术品格、高雅品味、专业品质、优良品牌,不断为读者提供优质出版物”的华中出版质量方针,在继承华中出版质量管理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了“领导重视,意识为魂,培训为先,制度为要,分级管理,分段把关,环节互约,奖优罚劣”的质量保障体系。这套体系目前运行良好,是管用的。
做执棋人时,姜新祺想方设法保证每一位编辑的工作积极性。2022年他组织梳理、合并、修订了众多编辑工作制度,发布了《图书选题管理办法》《稿件三审制工作细则》《优秀出版物奖励办法》《出版合同管理细则》《图书稿酬支付办法》等修订后的新制度。把华中出版编辑工作制度的“四梁八柱”加固了。他说,“这些制度是我社长期以来编辑管理工作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的结晶,也必将成为我社编辑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既为当前编辑出版工作奠定了基础,也是出版社未来发展的财富。”
自2018年中宣部开展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以来,华中出版已连续4年以高分获得优秀;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数量在全国大学社中排名第3;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首批和第一次增补的数量总和名列全国大学出版社第3;入选教育部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数量名列全国大学出版社第10;彰显图书品质的馆配成绩连续6年领跑京外大学社,在全国美术类出版社中位列第1,在全国大学社中位列第4;各项经济指标每年都保持增长,2022年度更是创造了历史新纪录。在姜新祺看来,这些成绩是华中出版经历了多年的积累、沉淀,迎来的一次爆发。
做了16年的总编辑,姜新祺说,“坚定的政治立场,强烈的事业心,宽广的视野,积极的创新精神,扎实的业务素质,浩然的正气,一个都不能少。”而这些都离不开不断地学习。
除不断自觉学习新知识和从实践中学习外,他喜欢从研究者的眼光来看待实践中的问题,基于编辑实践研究出版理论。“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奠定了我良好的研究基础,我的硕士论文获得了当年学校优秀硕士论文奖,参与导师领衔的“科技编辑方法论研究”,获得了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第3完成人)。”
从2010年开始在学校新闻与传播学院担任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讲“出版企业经营与管理”“专业出版物编辑”两门研究生课程,“我带研究生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一方面是想深刻认识教学过程和教学需求,以指导工作;另一方面是逼着自己学习、总结、提高。”
曾经看过一则人生感悟:人生的历程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人生的道路却是全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姜新祺的编辑人生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同样的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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