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丽关系：元朝打遍欧亚无敌手，为啥放过了眼皮子底下的高丽？

元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具有特殊性。辽阳行省作为元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机构，其管辖范围远超此前各朝，但同时蒙古诸王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则在事实上分割了辽阳行省的权力。这一时期，元朝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实现了对高丽内政的深度干涉，因此元朝与高丽的政治联系之紧密也超越了此前各朝，元丽关系明显有别于之前的封建宗藩关系。

元在东北的统治

任何政权若要建构有效统治，管理机构的设置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需要说明的是，就东北地区的统治而言，元朝除了设置行省等行政机构之外，东道诸王与“五投下”势力也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所谓东道诸王势力，指的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儿、哈赤温与斡赤斤这三大家族的势力。东道诸王的势力范围大概属于今黑、吉两省及黑龙江下游等地。更准确的说，在上述的势力范围中，东道诸王的势力与元朝是并存的，东道诸王麾下的达鲁花赤等属官与元朝官吏共同参与地方治理。

从本质上讲，东北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其实是由东道诸王征伐并控制的，元朝自身除去吞并了由女真人蒲鲜万奴建立的东夏国外，实际征服的土地仅限于辽水两岸，因此东北的大量“女真打捕人户”也被东道诸王所占有。“这些女真人除了向元朝缴纳丝税和负担各种朝廷的劳役之外，还要额外向东道诸王缴纳包银。 东道诸王势力中实力较强的斡赤斤后王势力，还不时奉元朝之命镇成辽东。“可以说，尽管东道诸王承认并接受元朝的统治，但他们拥有比较强的独立性。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8)四月，以乃颜为首的东道诸王势力爆发了一场叛乱。虽然乃颜仅在两个月之后就被元世祖擒杀，但其势力盘踞于东北与朝鲜半岛部分地区长达五年之久。“乃颜之乱后，元朝于此地设立了万户府进行统治。万户府直接隶属于中央，并不属辽阳行省管辖，这削弱了东道诸王势力的影响，然而斡赤斤家族仍活跃于元朝的政治舞台，强大的东道诸王势力仍然是元朝的心病。至顺二年(1331)元文宗下令，由中央直接派遣官员巡视辽阳行省，节制东道诸王的权力。自此以后，元朝政治机构的力量在辽阳行省不断加强，东道诸王的势力却在此不断萎缩。

与东道诸王势力的不断萎缩不同，以木华黎后王为代表的“五投下”势力却得到了不断发展。所谓“五投下”势力，指的是与成吉思汗诸弟、诸子同时受封的札利亦儿、几鲁、忙元、弘吉刺、亦乞烈思等五个部落的首领慢慢形成的势力。与主要势力范围集中在辽东地区的东道诸王势力不同，“五下”的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今内蒙古东部与今辽宁省西部等地。“元朝平定乃颜之乱的战斗，就有“五投下”势力的参与。

随着木华黎后王势力的不断加强，原属于东道诸王势力范围的今吉林省地区也逐渐渗透进了“五投下”的势力。札利亦儿部是“五投下”各部中实力最强大的势力，其最初的首领木华黎是成吉思汗的四大功臣之一，故而札利亦儿势力不但镇成其王府所在的辽西地区，其内部人员还时常出任辽阳行省的官职。在东道诸王与“五投下”的领地，元朝虽然设有泰宁、宁昌等路级行政机构，但这些地区的行政管理权基本掌握在东道诸王与五投下的手中。

"尽管东道诸王的势力在元朝的有意控制下不断萎缩，但是若想在东北地区构建有效的统治，元朝仍需要安抚并利用东道诸王与“五投下”势力，谋求辽阳行省的各行政机构与东道诸王和“五投下”势力的和谐共存。

可以说，直到元朝灭亡之前，元朝在东北的统治都是交织在元朝对东道诸王与“五投下”势力的斡旋、安抚、利用与限制之上的。除东道诸王和“五投下”势力外，东北地区还有其他的蒙古王公和部民势力但他们与当地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以及高丽人等基本都是被统治的对象，不做赘述。

辽阳行省的建立及职能

早在蒙古国时期，窝阔台在进军东北后，就建立起了一套针对东北地区的统治体系，这是元朝尝试控制东北地 区的开始。“但由上文可知，此时东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是由东道诸王势力通过武力征伐才得以控制的。元代辽阳行省的建立，可以追溯到至元六年(1267)，为了应对高丽林衍之乱，元朝“命赵壁行中书省于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当时称为东京行省。又因为设立目的是干涉高丽政局所以又称高丽行省。林衍之乱平定后，其治所便迁移到了北京。”因此至元六年(1267)所设立的这个东京行省，除治所曾在东北地区外，并不能算作是统辖东北的政治机构，只能视为元入主中原后尝试控制东北地区的开始。

然而至元二十三年(1287) 二月，忽必烈决定将徙治北京的东京行省治所，复设回更靠近东道诸王封地的东京城。这立刻引起了东道诸王的不安。不久后，以斡赤斤家族首领乃颜为首的东道诸王，便发动了抵制元朝的叛乱，也就是上文所说的乃颜之乱。"乃颜之乱平定后，元朝以此为契机，大大强化了对东北的控制。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十月，辽阳行省的正式确立。

辽阳行省下辖“路七、府一，属州十二、属县十。”“它的设立是元朝有效控制东北地区的开始。辽阳行省其后虽几经废置，但其基本体系直到元末也并未改变，且始终是元朝控制东北的主要力量。东北地区作为帝国边障，其辖区广阔，且地形、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在如此广表的地 区，元朝很难效仿长城以南地 区的治理模式建立类似的统治。诚如朱元璋所言“沧海之东，辽为首疆”，控制了辽东地区，才能进一步控制东北。”因此元朝治理辽阳行省的核心，便放在了“左控朝鲜，而右引燕蓟，前襟溟渤，而后负沙漠,盖东北一都会也”的辽东地区。

辽东地区是联结中原、高丽、蒙古与女真的枢纽。然而到了元朝末年，“吾者野人”起义、女真水达达部叛乱以及红巾军进军东北的行动均严重破坏了元朝对辽东地区的控制。天灾与起义不断削弱元朝在东北的统治力量。

元朝与高丽的关系

元朝尚未建立时，蒙古与高丽的交往便已经开始了。金兴定三年《蒙古太祖十四年、高丽高宗六年、1219)的江东城战役是两个政权交往的起始，而江东城战役也是蒙古国战略行动的一个部分。金大安二年(蒙古太祖五年、1210)，金国契丹移民首领耶律留哥叛金自立，称“辽王”。金遣蒲鲜万奴率军讨伐耶律留哥，蒲鲜万奴失败被俘，由于害怕回国后再被治罪，也反叛了金国，建东真国《后改称东夏国)。金随即和蒙古结盟，继续征讨耶律留哥，在蒙古与金国的进攻下，耶律留哥逃窜至高丽境内。

客居高丽的耶律 留哥不知收敛，反而放纵手下的军队“恣取禾谷牛马而食之·....·掠城外财谷畜产而去。”引起高丽王室和百姓的反感。金兴定二年《蒙古太祖十三年、高丽高宗五年、1218)十二月一日，蒙古与蒲鲜万奴合兵进入高丽境内，这也就为蒙古和高丽建立关系提供了契机。"蒙古以“会天大雪，饷道不继”为由，向高丽提出“尔国惟资粮是助，无致欠阙”，强行向高丽索取军需粮草。“以这种带有强迫色彩的方式，蒙古与高丽建立了最初的外交关系。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高丽对蒙元除了上文所提及的提供军需和粮草之外，还负有纳贡、设置驿站、提供军队甚至提供人口贡品等义务，不仅次数多、规模也较大，令高丽难以忍受。"可以说，两国关系不断发展的历史，也是蒙元对高丽不断索取的历史。

除了强迫高丽履行各种义务、索取高丽的贡物以及占领高丽的土地屯田放牧之外，元朝还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对高丽进行各方面的控制。金正大九年《蒙古窝阔台汗四年、1232)，蒙古虽从高丽撤军，但却设置了七十余名达鲁花赤，用以监控高丽的各个府、县。在传统封建宗藩关系中高丽国王犹能“自理疆土，自抚众底”可是蒙古设置的达鲁花赤，其权力凌驾于高丽国王之上。“除了在地方上驻有达鲁花赤外，元朝后又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用以控制高丽王室。"这样，高丽就彻底纳入了元朝的统治之下。

总之，元丽关系建立后，高丽实际上处于元朝的控制之下。部分学者认为元朝对于高丽的控制与传统封建宗藩关系大相径庭。如韩国学者全海宗认为，蒙元与高丽之间是一种“不同于以往朝贡制度的、以高强度的内政干涉为特征的新型政治关系。””而萧启庆在其著作《内北国而外中国》中，更是把元朝对高丽的控制，比作了近代殖民制度中的“间接统治”制度。

高丽王权对元朝的依赖

虽然元朝对高丽的控制力度很大，但与元朝的建交对高丽室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它集中表现为促进了高丽王权的提振。首先，虽然蒙元差遣达鲁花赤、屯田经略使等职官，以及东征元帅、副元帅等军官至高丽，索取高丽的资源，掌控高丽的局势，对高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很大的破坏作用，甚至影响了高丽的王权但辩证地看，蒙元的支持对于高丽王权的提振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早在高丽元宗第一次亲往蒙古朝觐时，便进表给元世祖，提出高丽国内王权不振、武臣专权的问题。“元世祖忽必烈在知晓了这一情况后，便赐书警示高丽武臣，表明蒙古有意保护高丽王权。“然而元世祖的赐书并没有改变高丽武臣专权的政治格局，掌握“三别抄”军事集团的武臣林衍，甚至无视元朝警告，欲废立高丽国王，这严重影响了蒙元对高丽的控制。面对林衍的行为，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凭借武力扶植高丽国王，讨伐高丽武臣。“随后，林衍武臣集团的统治被蒙元所瓦解，"已在高丽持续百余年的武臣专权局面也得到了缓解。

其次，与元朝建交有助于提振高丽王权这一点，也在“征东行省”的设立过程中有所体现。至元十一年(1274)，杜世忠等元朝使者被日本所杀，得知这一消息后，征东元帅忻都、洪茶丘决议东征日本。”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高丽成为元朝东征日本的重要军事基地。为使高丽诚心配合元朝东征日本的战略，元世祖决定通过联姻的方式获得高丽方面的支持。不久后，元朝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嫁给高丽世子王谌，这是元丽之间首次实现联姻。

次月，高丽元宗去世，王诺以世子身份即位，史称忠烈王，亦是高丽历史上第一位迎娶元朝公主的驸马国王。“至此除政治联系外，元朝皇室与高丽王室也建立了血缘联系，使高丽不再是单纯的臣附之国，而成为蒙元姻婚体系内的驸马国，高丽和元朝建立起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联盟。可以说，“征东行省”的设置，是高丽得以与元朝通婚的直接原因。至元十一年,元朝首征日本以失败告终，忽 必烈并不甘心失败，又于至元十七年(1280) 对日本发动第二次东征，并首次设置“征东行中书省”。

征东行省设立后，元朝以高丽忠烈王为“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承相、行中书省事””，而本来元朝派往高丽的蒙古官僚忻都、洪茶丘等人，这时反过来要受到高丽国王的节制。正如权近在《东国史略》中所言“忻都等不得自专，其东征责亿之策，及军机措置，不归客手。”又如《高丽史》中所载:“王与忻都、茶丘议事，王南面，忻都等东面··....今忻都不敢抗礼，国人大悦。”由此我们可知，高丽国王凭借与元朝皇室的姻亲关系，提升了在元朝权力体系内的地位。可见，“征东行省”的建置，不仅强化了元朝对高丽的控制，有利于元朝的战事，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高丽国王的王权，从而稳定了两国之间的关系。

高丽国王需要利用“征东行省”这一建制，维持自身对于元朝而言的战略价值，从而进一步提振王权。然而，作为一个战时的临设政体，“征东行省”的战略地位时常发生变化，当其具有重要战略价值时，高丽国王的驸马身份不失为强化高丽王室地位的砝码。可一旦“征东行省”在元朝的重要性下降，这层驸马的身份便会成为元朝控制高丽的缰绳。可见“征东行省”的建制是一个变数，高丽 国王难以利用它持续提振王权。

所以，高丽国王只能退而求其次，先利用驸马身份，巩固住自己在元帝国体系下高丽首席代理人的政治地位。高丽国王的这一政治手段还是有效果的，因为“征东行省”的建制在之后虽经历了几次变化和废置，可是高丽国王却凭借与元帝国的姻亲关系，将自己作为高丽首席代理人的政治身份基本固定了下来“征东行省”也由战时机构变为了与高丽政府平行的、具有元朝地方机关身份的常设机构。

总之，元朝借由政治联姻与“征东行省”的设置，控制了高丽国王。但反过来高丽国王也依赖联姻和征东行省长官的身份巩固和强化了王权，至此高丽国王拥有了一国之主和行省长官的双重身份，高丽的王权在从属与元帝 国的 同时，也 同样受到了元帝国的保护。对于高丽和元朝的这一关系，高丽宰相李齐贤曾以“梁、赵”等西汉诸侯王指代高丽，用以描述高丽和元朝特殊的宗藩关系。“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元丽关系更类似于躯干与肢体的关系:借由联姻，元朝与高丽建立了血脉联系:借由征东行省，元朝又得以指挥高丽。综上所述，元丽姻亲关系的构建以及“征东行省”的设置，使高丽成为了元朝便于指挥、又血脉相连的政治肢体

元末元丽关系的新变化

元末的至正更化和高丽王权的提振如前文所言，高丽王权的建构，始终与其在元帝国的地位相捆绑，因而极易受到宗主国政局变化和元丽关系的左右。高丽国王用以提振王权的手段无论是“征东行省”的建置，还是元朝驸马的身份，又都是以元朝对 高丽内政的干涉为力量来源的，这无疑是极不稳定的，而这种不稳定性也为元丽关系的最终瓦解遗留了隐患同样，维持丽元两国一体化结构的力量也来源于两国之间的血缘联系和行政建制，如果这两方面出现了问题，那么元丽关系便会随之出现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方面果然都发生了变化。

高丽在行政建制上属于元朝的“征东行省”，因此高丽国王便积极为自己谋求元帝国体系下高丽“首席代理人”的身份。最初因高丽国王和元皇室间的姻亲、血亲关系，再加上元朝任命的蒙古官僚在高丽难以服众，高丽国王是这一“首席代理人”的不二人选。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高丽国王与元朝皇室之间的血缘联系处于不断稀释的过程中，进而导致高丽国在元朝政治体系内的地位不断下降。

另方面，高丽 国王已经不是元皇室在高丽的唯一代言人，元朝也在不断谋求国王之外的高丽势力的支持，随即出现了高丽的“附元势力”。在高丽国王王权在握时他们中的一部分隐匿在支持王权的“近侧势力”之中，但当高丽国王王权不振时，“附元势力”就浮出水面，成为了高丽国王在高丽“代理人”身份的有力竞争者这也就使得高丽国王“首席代理人”的身份受到了挑战。忠穆王在位时期(1345-1348)，“附元势力”开始迅速膨胀，元朝也有意对“附元势力”加以扶植，用以制衡高丽国王。忠穆王的王权受到了极大地损害，在这种情况之下，高丽的本土派力量不会放任高丽国王权力的衰退，而元朝的改革则让高丽部分文臣看到了提振王权的希望。

元统元年《1333)，年仅 13 岁的妥欢帖木儿即位，史称元顺帝。由于顺帝年纪尚小，“深居宫中，每事无所专焉”，朝政基本都由权臣伯颜把持。时人讽刺伯颜曰“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太皇太后倚恃着。”至元六年《1340) 二月，顺帝与脱脱利用伯颜外出打猎的契机，发动政变，罢黜伯颜，顺帝得以亲政。“同年，顺帝为了不再受权臣左右，决定巩固皇权、改革积弊，开展了 史称“至正更化”的改革。”

由于在法理上，高丽是元帝国的一个行省级单位，因此元帝国的改革也同样在高丽进行，换句话说，高丽的改革从本质上是“元朝至正更化在高丽的外延。”“忠穆王上台后，部分高丽文臣更多的是便凭借这股改革的东风，若手提振高丽王权。这些高丽文臣中的一部分积极地投身这场改革，以求改革高丽社会积弊、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故笔者称这些文臣为“改革派”“改革派”最初比较顺利，政治主张接连得到满足，于是便将目光瞄准了高丽国内最为强大的“附元势力”奇氏族。

奇氏一族因有家族成员曾被高丽忠惠王奸污，故衔恨于高丽国王，是坚定的“附元势力”“改革派”开始对奇氏家族下手，这是元朝所不能忍受的。至正八年(1348)，“改革派”的部分重臣相继去世，忠穆王年纪尚小且又生了重病，其改革 以失败告终。

忠穆王蕊逝时只有十二岁。忠穆王是最后一位有元皇室血统的高丽国，忠穆王去世后，元丽关系马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忠穆王去世，他的庶弟王眠《蒙古名迷思监朵儿只)与叔父王祺《蒙古名伯颜帖木儿)，成为高丽王位的竞争者。王眠先于王祺，在其母家禧妃尹氏和高丽 国内“附元势力”的运作下，先一步成为高丽国王，是为高丽忠定王。“然而不久后，尹氏便与高丽国内的“附元势力”反目，加上王祺为没有元皇室的血统高丽人所生，更受高丽本土势力的垂青。

在这种情况下元相脱脱便极力促成忠定王禅让于王祺。"为了顺利继承王位，王祺又亲赴漠北迎娶了承懿公主宝塔失里(李罗帖木儿之女，又称鲁国公主)。至元十一年(1351)九月，元朝宣布废黜高丽忠定王，指定江陵大君王祺即位。“忠定王于次年遇鸩而。”至元十一年《1351)十二月二十七日，王祺于康安殿即位，史称恭账王，开启其在高丽二十三年《1351一1374)的统治。

恭感王即位后的反元与北拓活动

恭感王即位后，以赵日新为首的“近侧势力”抓住时机上位。“近侧势力”不同于“改革派”，“改革派”多会考虑高丽的国计民生，而“近侧势力”多是如赵日新般“暴横骄恣”，且有意与“改革派”争权的政治投机者。”“近侧势力”的行为引发了元朝的不满，元丞相脱脱特意遣使于高丽，告诫恭王疏远“近侧势力””然而“近侧势力”的专权，就是恭王有意放任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制衡如奇氏一族的“附元势力”群体。

随着以赵日新等权臣为代表的“近侧势力”力量的日益膨胀，终于，在至正十二年(恭账王元年、1352)九月，“改革派”的李齐贤被迫失去了政丞之位。李齐贤的退位沉重打击了“改革派”的力量，使得“近侧势力”壮大实力的唯一阻碍便只剩“附元势力”，这也就表明，“近侧势力”与“附元势力”之间的矛盾再无调和余地。

所以，几天之后赵日新便先一步出手，“谋去奇辙、奇轮”等奇氏一族骨干，其中奇辕被赵日新诛杀，其余奇氏一族骨干则得以功逃脱。。“附元势力”在高丽的强大有目共睹，赵日新成功诛杀奇辕的行为冲昏了他的头脑，进一步膨胀了他的权力欲。随即他竟然公然劫持恭王，欲把持朝政。但“附元势力”群体根本不会听从他的指挥，而赵日新又与李齐贤等“改革派”决裂，甚至侵犯王权，这使得赵日新完全失去了权力基础。十月，恭王诛杀赵日新，这场叛乱仅持续了月余就迅速结束。

赵日新之乱平定后，“近侧势力”群体力量逐渐衰落，元朝又加大了对“附元势力”的支持。至正十三年(1353) 三月，赵氏余党、家人被苛以重刑。六月，奇皇后之子爱猷识理达腊被立为太子，奇氏一族的地位又得以恢复。"此消被长之下，高丽本土的政治派系便重新洗牌为与高丽王权亲近的一派，和以奇氏一族为中心的“附元势力”一派。这使得高丽国王欲要提振王权，便会与宗主国元朝产生矛盾，且这种矛盾再无回旋余地。自此，两国矛盾进一步加剧，元丽宗藩体制变得更加脆弱。因此，可以说赵日新之乱是元丽关系崩溃的起点。但若说元丽关系正式的开始解体的时间，笔者认为，元丽关系的正式解体则是始于至正十六年(高丽恭五年、1356)恭账王所发动的“丙申政变”

至正十四年(恭王三年、1354，元相脱脱统领军队征讨割据高邮的张士诚。这次军事行动规模很大，“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西域、西番皆发兵来助”。脱脱传语恭慰王:“两国相好已久，今汉贼大起，吾受命南征，王宜造勇锐以助之。”“高丽全程参与了这场战争，战争刚开始时元军其实是占据优势的，但元顺帝听信奇皇后、哈麻等人的谗言罢免了脱脱，以致元军军心动摇，不战而溃，“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如无所附者，多从红军。”

“这场战斗使元朝的军事力量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史称“高邮之战”。“高邮之战”元军失败溃散后，据《高丽史》记载，高丽部队仍转战于淮南各地，"直到至正十五年(1355) 五月方才归国。“这场战役的失败，使高丽窥见了宗主国的衰败腐朽，这就使得一部分高丽将领在回国后，与本土势力和王权更加亲近，与宗主国则保持距离。也可以说，“高邮之战”所引发的这一系列的变动，对恭熙王下定决心重塑元丽关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高邮之战”以后，比较倾向于利用恭王维持元丽关系的元相脱脱失势，于次年四月为哈麻矫诏鸩杀。“这使得奇皇后一党的权势在元朝内部进一步上升，奇氏家族的政治影响力也进一步增加。至正十五年(1355) 正月，奇辙进为辽阳行省平章，直接威胁了高丽国王身为高丽“首席代理人”的身份，"其本人更是在返回高丽后，不向恭感王称臣。“五月，奇子敖获得了元朝的一字王封赠，名分上已高于高丽国王。

恭王和高丽的本土势力，对这种过分藐视高丽本土权力的行为忍无可忍。数日后，恭感王以庆祝为名，邀请奇辙等奇氏一族骨干成员，以及权谦、卢项等部分“附元势力”成员参加宴会。在宴会中，恭王的伏兵袭杀了奇辙和权谦，卢项等其他“附元势力”成员也在不久后被恭王一并诛杀。“历史上称这场政变为“诛奇氏政变”又称“丙申政变”

“丙申政变”只是恭王反元活动的开始。在此之后，恭王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元和北拓活动。首先，恭王选择从高丽未竟的的改革事业入手，在“丙申政变”的数日后，恭王就裁撤了征东行中书省理问所。“随后又立刻下令裁撤元朝在高丽设置的军事部门，“收诸军万户、镇抚、千户、百户牌。”同年七月，恭感王又宣布恢复“文宗旧制”，裁撤一批行政部门，减少元朝对高丽的行政影响。"并下教书宣布恢复高丽旧制。十月，恭王遣政堂文学李仁复上书元朝，告知“理问所等官司，一切革去”，又以元朝派遣到高丽的官员“威福自······凌犯国主无恶不为”为由，裁撤了大量元朝设立在高丽的、涉及军国机要的部门。

与此同时，高丽还在风俗、礼制方面进行改革，以求减少元朝的影响。早在至正十二年(1352)，高丽的监察大夫李衍宗就曾进速恭王:“发胡服非先王制，愿殿下勿效”，恭王大悦并且赏赐了李衍宗。”在礼制方面最突出的改革便是在至正十六年《恭账王五年、1356)六月，高丽停用了元朝的至正年号。这表明高丽正式终止奉元为正朔，加速了脱离元朝控制的步伐。

军事上，在停用元朝的至正年号的同年，恭王便派遣印挡等将领攻打元朝辽阳行省的转区。六月，印挡所率领的军队渡过鸭绿江，攻破婆娑府等三站。”元朝对此予以回击，“囚本国《高丽) 节 日使金年于辽阳省，声言发八十万兵来讨。”"然而由于深陷农民起义的战争泥潭，元朝的宣言最终只是一纸空文，恭王甚至拒绝与元朝派来求和的使者魏王太子会晤。”七月，柳仁雨所率领的军队攻克双城总管府《今朝鲜咸镜南道永兴)，“收复和、登、定、长、预、高、文、宜州，及宣德、元兴、宁仁、耀德、静边等镇。咸州以北，自高宗戊午没于元，今皆复之。”

双城总管府总管赵小生和千户卓都卿等元朝官吏逃跑，赵小生逃往女真聚居区海洋(今咸镜北道吉州) 地面，成州以北，伊板岭以南遂并入高丽版图。此后，恭慰王在双城、三撒(今北青) 以北设立关防，并上表要求元朝约束女真人不要到泥城(今朝鲜平安北道昌城)等地区居住。“对高丽一系列的挑衅行为，深陷战争泥潭的元朝只得施以怀柔。几个月后，高丽遣使于元，表示高丽的北拓活动是由于“奇辙等谋动戈兵欲危社稷。”元朝也只能迫于形势，在事实上承认了高丽的北拓成果，并表示愿与高丽“靖国安民，永敦前好”。高丽的军事行动，使元朝在东北的控制力量被大大削弱。

综上所述，在以“丙申政变”为代表的、恭熙王的一系列的反元行动后，元丽之间的宗藩关系已经在实质上解体。高丽的王权运行不再依赖于作为宗主国的元朝的支持，元朝也再无法强迫高丽履行政治、经济上的义务。高丽已经不再是元朝的“政治肢体”，其与元朝的交往开始 向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发展。高丽北拓的行为也进一步削弱了元朝在东北地 区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