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干部团是什么编制？阵容配置豪华，4位将领牺牲

作者：相忘于江湖

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期间，有一个特殊的单位：干部团。

干部团留下了很多传奇故事，这个红军最精锐的“团”，有4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总兵力1480人。这样的阵容，即便和红军主力团相比，也毫不逊色。

更牛的是，“干部团”的成员都不是普通的战士。

1营和2营都是主力部队的连、排级干部；3营的学员来自红军2个步兵学校的政治科学员，大多是连队指导员和机关干部；4营学员则是清一色炮兵、工程兵、机枪专业的干部。

至于干部团“上干队”，级别则更高，大多是营、团级干部。

实际上，红军“干部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只是为了称呼方便。其主要职能是一所“流动的军校”，是一线部队中下级干部的“速成班”，既可以对军官进行军政和特种专业技术培训，也可以随时随地向一线部队输出指挥员。

正因为“干部团”很特殊，所以长征期间除了是培养干部的“大熔炉”，还承担着我军核心中枢护卫部队“御林军”、长征路上“救火队长”的双重角色。

抗战时期的陈赓（左）

长征前夕，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干部团”？

1934年10月1日，为了即将到来的大转移，红军学校、两个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四合一，统称“红军学校”。这就是后来的“干部团”的前身，长征开始后正式命名。

干部团的学员都是红军的骨干，领导班子的配置也相当豪华。

干部团的团长是开国大将陈赓，此前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政委是开国上将宋任穷，此前曾任红军的师政委；参谋长钟伟剑，此前曾任红军大学训练部部长；政治处主任是开国中将莫文骅，党总支书记是开国中将方强。

干部团的营长和政委，都是红校或野战部队的高级干部：

李荣（李振亚），此前是第二步兵学校的营长；黄彦斌，此前是代理团长；林芳英，担任过红35军军长；韦国清，此前是红大总支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干部团的上级干部队（上干队），班子成员也很豪华。

上干队队长萧劲光，曾任红五军团政委；政委余泽鸿，曾任师长；指挥科的周士第，南昌起义任师长；政治科苏进，此前曾任师长；地方工作科冯达飞，曾任红8军代军长。

除了上述名将，干部团还出了两位开国中将刘道生、丁秋生。

萧劲光

除了领导班子配置顶级，干部团的装备也是一流的。

1480人中，每人都有一长一短两支配枪，干部团的指战员还有8.6万红军队伍中独一无二的闪亮标配：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的钢盔。这样的装备，放在敌军队伍中也不落后。

干部团的定位，是为一线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

所以，既然名为“干部团”，首要任务还是培养干部，不到万不得已不参加战斗。但是，干部团作为军委纵队的“御林军”和红军“救火队长”，好钢也会用在刀刃上。

长征期间，干部团直接听命于主席，总长刘伯承亲自指挥。

干部团参加的第一场恶战，是遵义会议后的土城战役。此战，红一、三军团合围川军王牌郭勋祺所部，由于情报失误陷入僵持，关键时刻，主席急令干部团驰援青杠坡。

此战，干部团损失90多人，朱老总和刘伯承发现敌情不对，命令撤出战斗。

干部团参加的第二次战斗，是配合林总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10团等部二打遵义；第三场战斗，在刘伯承带领下巧渡金沙江，为3万红军跳出几十万敌军包围立下大功。

巧渡金沙江

干部团参加的第四场战斗，是在通安州激战刘元瑭。

刘元瑭是四川军阀、24军军长刘文辉的侄子，时任24军1旅旅长。虽然也是川军，但是战斗力和郭勋祺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在陈赓的指挥下很快败下阵来。

第五战，是强度大渡河，并配合红4团飞夺泸定桥。

这两场战斗，干部团都是配角。强渡大渡河的战斗，红军先遣队的刘伯承、聂荣臻让干部团休整，选择红1师1团担任主攻，这就是后来1营营长孙继先的“18勇士”。

由于缺少船只，红军无法全部渡河，主席等人临机决断：

林总红一军团的陈光、刘亚楼红2师杨成武红4团，星夜兼程直扑泸定桥，干部团和李聚集红1师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在大渡河对岸急进，配合红4团的夺桥战斗。

1935年6月初，在天全县一个小山村，干部团经历了惊魂一战。

主席、朱老总、周公、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正在开会，川军杨森1个团突然从村外山上冲了下来。眼看就要被合围，靠在大树上休息的陈赓立即指挥干部团发起反击。

危急之下，就连从来不动用的“上干队”也投入了战斗。

开国中将丁秋生

这是干部团在长征期间的第六战，也是最后一次战斗。

一营政委、开国中将丁秋生回忆：经历了多次战斗的干部团，此时还有800多人，迎着杨森的川军就冲了上去。红军清一色的钢盔和刺刀闪着寒光，手榴弹像下饺子一样照着川军扔了出去，当场就把敌人给震慑住了。

眼看红军指挥机构要被敌军包饺子，干部团上下都急了眼。

杨森的川军和郭勋祺的队伍比，可能稍微差一点儿，但是和刘元瑭的队伍相比可是强了不少。即便如此，川军一看这么多“戴钢盔的红军”杀红了眼，也不得不纷纷后退。

在干部团的护卫下，主席和朱老总等人带领机关从容转移。

几天以后，陈赓和干部团随同主席等领导，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一周后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干部团和红四的红军学校合并，干部团改称红大特科团，韦国清代团长。

此时的陈赓，到了林总的红一军团，先后任团长和师长。

从干部团团长改任主力团团长，对陈赓来说似乎是“降职使用”。但是，考虑到遵义会议时的3万多红军只剩下7000余人，到达陕北的团长，绝对不低于遵义会议时的师长。

解放后，干部团出了2大将2上将4中将。

但是，也有多位干部团的营长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成立。

1营营长李荣（李振亚），在抗战中期的1940年，被派到海南岛的琼崖纵队，给冯白驹当参谋长。遗憾的是，1948年9月27日不幸中弹牺牲。

2营营长黄彦斌，后任教3团团长，1937年2月病故；3营营长林方英（林秋芳），参加过赣南暴动，长征到达陕北后，调入徐海东红十五军团，牺牲于东征。

黄骅烈士

4营政委黄金山（黄骅），红军改编后领导晋西南游击支队，抗战中期到了冀鲁边，担任副司令员兼教6旅副旅长。1943年6月29日，被叛变投敌的司令员邢甫仁杀害。

上干队政委余泽鸿，1935年2月长征到达云南扎西，调任川南游击队政治部主任，掩护伤病员疏散。当年12月，川、黔、湘三省军阀联合扫荡，余泽鸿在突围时牺牲。

如果这4位将领不是英年早逝，大授衔时至少是开国少将甚至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