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助力“文博热”

认知正在发生改变——公众走入博物馆的目的，从看“宝”变为体验文化、获取知识。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数字技术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佳璇 编辑覃柳笛

杭州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观众通过与数字文物电子展示墙的互动来了解一件西汉时期的文物信息

在线上打开敦煌“数字藏经洞”，可以毫米级高精度地观察敦煌藏经洞文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2000多公里之外的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高达5.3米的裸眼3D故宫藏品以“数字文物”形式与观众互动；在洛阳龙门石窟沉浸式体验馆，鱼跃龙门、飞天牡丹等龙门文化符号通过全息投影呈现于人们面前……

科技正在文博领域扮演起日益重要的角色——从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修复，到博物馆的文物展示与知识传播，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数字建模与3D打印、人工智能等技术被更加广泛地应用，文博领域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更加深入。

深度加速的背后是艰苦摸索，文博人正在数字化纵深发展的过程中重塑理念，让承载中华文明基因的文物焕发时代活力，拥抱公众和未来。

筚路蓝缕

“壁画在退化！壁画在退化！”20世纪80年代末，这句话日夜出现在时任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樊锦诗的脑海，她梦见石窟壁画一片片剥落，自己却无能为力。

在为敦煌石窟建立纸档时，樊锦诗认识到敦煌文物保护保存的严重问题——时间，会让暴露的文物走向退化甚至毁灭，建立可长久保存文物信息的档案刻不容缓。

纸档与胶片都会随时间受损，樊锦诗想找到与时间抗争的真正方法。90年代初，她在北京第一次见到电脑，“图像数字化后储存在计算机中可以不变”这句话让她兴奋不已。回到甘肃，敦化壁画数字化试验开启项目攻关。

后人对这个故事津津乐道，因为“数字敦煌”30余年的征途正由此开始。

在相近的时间点上，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世界记忆工程”，提出在世界范围内使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其永久性保存并使公众得以共享。这标志着文化遗产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有条件的文博单位配备了电脑，但多用于公文和办公管理。”北京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祁庆国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

彼时，祁庆国还在北京考古一线工作。1996年，他被派至日本考古所交流，看到日本同行绘制电子考古地图、为陶片建立电子档案，他感到：“数字化将给社会发展带来深刻改变，也将给这个行业带来超乎想象的发展空间。”

千禧年，首都博物馆筹建新馆，祁庆国被任命为首博资料信息研究中心主任，负责新馆数字化建设工作。

在北京孔庙（首都博物馆旧址）的小屋中，祁庆国向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一名专家描述心中蓝图：“以建新馆为契机，建立集成数字化信息平台，从文化遗产管理、自动化办公，到数字采集、展示，全方位支撑业务流程并服务公众……”对方微笑，却不置可否。

新馆于2006年5月正式开馆，祁庆国带领团队历经四年多建设的“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信息数字化集成应用体系”落地。该体系涵盖了首都博物馆全业务流程，为全国首例。在展厅中，公众第一次穿过展柜的空间限制，通过电子触屏观察高清文物影像和多维度文物信息。

“你所说的竟然都实现了。”那位曾与祁庆国交谈的考古专家在参观后对他说，“我曾以为那根本不可能变为现实。”

“数字敦煌”的开端与首都博物馆数字化的初期建设，是世纪之交我国文博数字化筚路蓝缕的缩影，一头指向文物保护、研究和管理，一头指向博物馆的数字化重塑。

2013年，南京博物院开国内博物馆之先河，创造性地推出数字馆，采用线上线下互动相结合的方式，带给观众崭新的观展体验。由此，博物馆数字展览开始以一种独立的展示形态，进入国内观众视野。

随着技术应用加速迭变以及公众需求的改变，更多想象变为了文博数字化实践。

超越时空

2022年，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的数字文化遗产开放共享平台“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上线，6500余份高清数字资源档案向全球开放。

6月8日，深圳 “文旅消费馆 一带一路国际馆”甘肃展台，一位身着古装的观众在观看数字敦煌展览（梁旭/摄）

2023年4月，敦煌“数字藏经洞”上线，以4K影视级画质、中国风现代工笔画美术场景与交互模式，让公众穿越晚唐、北宋、清末等历史时期，在关键场景变幻中直观感受和了解敦煌文化的价值与魅力。

于敦煌，时间不再不可抵抗；于公众，空间不再成为界限。

如何突破时空尺度，是呈现大型文化遗产价值所要面对的难题之一。

以北京中轴线为例，在长达700余年的历史中，全长7.8公里的中轴线对北京城市空间布局产生深刻影响。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大数据中心主任陶迎春说：“中轴线的最大特色在于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空间格局。实地探访时，在任何一个遗产点都无法一览全局。而数字产品可以突破时空界限，让大家体会到中轴线的独特神韵。”

2020年，北京市测绘院组织了一支近200人的技术团队，对中轴线各类遗产要素进行了超精细化的测绘和三维建模。2021年12月29日，北京市文物局和腾讯联合启动“数字中轴”项目，基于数字采集成果，“数字中轴”推出了“了不起的中轴线 我们一起来守护”互动小游戏、中轴声音邮筒、4D“时空舱”等多个数字产品。

3月27日，北京首都博物馆“辉煌中轴”展，16米长的北京中轴线沙盘（陈钟昊/摄）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蕾认为：“在时空交叠、媒介赋能的空间媒介中，饱含文化记忆的地方空间也在不同个体的互动交流和参与实践中具备了新的意义。这种诞生于数字时代的融合时空观，对于文物价值的充分挖掘、文物故事的创意讲述有一定启发意义。”

如今，在各大博物馆，带来交互体验的数字化展览不断涌现。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文博领域研究者段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数字化助力博物馆打破物理时空界限、打破固定参观内容和路线，更打破了过去僵化的‘教与学’的关系。”

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中，观众通过智能导览设备对准文物拍照，兵马俑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可以自己“开口说话”，同时让观众在 100米之外就可以看清盔甲上的关键信息。

在北京鼓楼，沉浸式数字互动体验展“时间的故事”以古建筑加数字展的形式，阐释了北京钟鼓楼的古代报时功能、建筑特点、周边民俗及鼓楼与北京中轴线的关系。光影秀《共鸣》利用投影畸变校正技术和空间定点声场，将音乐、鼓声与宏伟的建筑空间相结合，凸现鼓楼的建筑结构之美和暮鼓晨钟的壮丽景象。

“数字技术可以最少干预的方式，讲出更好的文物故事，而且在数字光影的变化下，大家可以重回历史现场，交互的形式非常适合孩子们去理解曾经的深奥文化。”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数字遗产专委会主任贺艳说。

全链条加速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谭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文博数字化的核心是“信息管理”，即需要利用数字化手段完成各类文物信息的修复、存储、传播、再开发等环节，构建文博行业“全生命链条”的数字化。

“包括数字化在内的科技创新，对于文博行业的影响不止在于应用了哪些新技术，更在于进一步建立科学的工作体系和方法、树立科学的思维认知。”祁庆国说。

具体而言，在研究环节，现代技术能够揭示传统历史学研究方法难以获得的物质组成成分、结构、工艺、性能和用途等多种信息；在保护修复环节，量化分析方法可以更加精准快速地评估文物病害程度，人工智能可以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截至目前，三星堆出土编号文物1.7万多件，相对完整器物有4000多件，曾有文保人员感叹：“全部修复，我们这一代人都不可能实现。”

2023年6月1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宣布，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出土文物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神像跨坑拼对成功——这两件重器就是通过人工智能辅助文物修复完成模拟拼接的。

“把文物每个部件进行数字化，通过各种AI算法，找到相应的衔接点把碎片拼接起来。”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管部部长余健介绍，拼装出土文物过程繁琐，但借助于虚拟手段可以更高效。此外，文物模拟拼接后形成的“数字文物”，还可以作为一种数字化资源，应用于展示、传播和再开发。

在展示传播环节，数字化多媒体可多元化呈现文物价值，将知识体系融入展陈展项和传播产品，使“物”的呈现镀上知识的含金量。

清末的《增广重庆地舆全图》是迄今所知较为详尽的重庆城市古地图之一，然而画幅151.5厘米、宽85.5厘米的实物在展柜中并不能较好充分发挥知识传播价值。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便运用全息穿戴设备，使观众可以置身于图中，行走于清末的重庆街道、店铺、码头等场景，以交互式参观来理解文物内涵。

“我国文博行业早期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多少都受传统金石收藏的影响，强调文物作为‘宝’的珍贵价值，社会公众到博物馆也是去看‘宝’。实际上，一张见证过重要历史事件的纸和价值几千万元的瓷器，都是文明的物证，在知识传播和研究上具有同等价值。”祁庆国说。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要部署。对文化遗产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研究阐发，是落实这一部署的重要任务，博物馆领域数字化展览的进一步提升，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祁庆国说。

合作应对新挑战

根据腾讯研究院、腾讯SSV数字文化实验室和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2023年2月发布的《中国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报告》，90%以上文博机构与超七成消费者已形成“拥抱”数字化的社会共识。

多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文博专家表示，我国文博领域的数字化呈现出“起步晚但速度快”的态势，应用水平已进入国际第一梯队。不过，文博单位在推进数字化建设方面也出现了同质化、诉求不明、基础不够扎实等问题和诸多新挑战。

以博物馆的数字展览展项为例，技术与内容的深度融合就是一项难点。南京博物院展览部副主任田甜表示，融合要注重内容为本、形式相辅，如果偏离了本心，展览就会成为形式大于内容的数字秀场和一看就过的“嘉年华”。

祁庆国认为，文博数字化是社会数字化转型下的系统性工程，不能孤立看待各个环节。前期数据采集存储、数据库研究，以及科学工作机制的建立，都是后续传播开发的基础，需要警惕“重展示传播，轻基础建设”。

“敦煌研究院和故宫博物院的数字化成果近年来与社会共享带动‘文博热’，而这离不开过去30年来‘坐冷板凳’的工作。”祁庆国说。

2021年12月，故宫博物院与腾讯在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联合举办的“‘纹’以载道——故宫腾讯沉浸式数字体验展”，便基于故宫博物院20余年来利用摄影测量、激光扫描等三维采集技术制作而成的建筑及文物的超高精度三维数据。

截至2022年底，敦煌研究院已完成289个洞窟的数字化摄影采集，178个洞窟的图像处理，45身彩塑、140个洞窟、7处大遗址的三维重建，162个洞窟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以及5万余张档案底片的数字化。

4月25日，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保护团队的韩雪在查阅“数字敦煌”资源库（陈斌/摄）

面向公众与未来，文博数字化发展还有诸多需求痛点。谭平认为：“一是中小型文博单位数字化发展力度还需加强；二是兼具文博知识与数字化技术的专业人才欠缺；三是文物当代价值与公众生活的连接仍需加强；四是文博数字化与多产业的融合创新不足。”

目前，全国共有国有不可移动文物76.7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截至2021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6183家，实行免费开放的博物馆5605家，而中小型文博单位整体数量占到全国文博单位的2/3以上。如此庞大的基数，促使文博数字化建设成为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需要长期投入和多方协作。

“文博数字化是一项跨领域的工作，但目前应用型、技术型和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匮乏，已成为制约文博数字化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文博数字化展示还存在内容挖掘阐释不深入、创新转化手段单一、与社会大众脱节等问题，需要深入挖掘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精髓与多重价值，赋予文物新的生命力。”谭平说。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