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科教兴国战略：内在逻辑、现实证据与实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时代科教兴国战略，凸显了在中国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背景下，立足教育、科技、人才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意义。深刻理解科教兴国的时代意涵，充分把握科教兴国战略的内在逻辑，必须认识到科教兴国战略的底层逻辑、新经济逻辑、创新逻辑与国际竞争逻辑。面对新的数字革命的特点、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出的全新战略需求，必须要依托自主创新体系的建立，以及教育体系的高质量重构培养创新型人才来完善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着重强调了：“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995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首次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党的科教兴国战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变化不断发展，不断丰富。党的二十大再一次把科教兴国战略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凸显了在中国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背景下，教育、科技、人才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意义。深入理解科教兴国战略在新时代的意义，必须深刻把握新时代科教兴国战略的内在逻辑，必须深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必须完善创新体系，重构促进人力资本提升的教育体系。

一、新时代科教兴国战略的内在逻辑

（一）底层逻辑：科学与技术是现代教育与现代经济连接的纽带

纵观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一个非常直观地发现就是人类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都处于“马尔萨斯陷阱”，人均GDP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只是到了1800年工业革命之后，登上工业革命快车的国家才快速发展，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其他国家拉开了差距，这就是经济史上所谓的“大分流”。

工业革命后的三次产业革命实际上背后的支撑力量是三次技术革命。

• 第一次产业革命始于1750年代，核心技术是蒸汽机、纺纱机的发明，主要产业是纺织、煤炭、钢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人类社会从手工业时代进入机器时代。

• 第二次产业革命始于1870年代，核心技术是内燃机、电的发明，主要产业是电力产业、电器制造、电子通讯、汽车制造、石油化工等。人类社会进入电气化时代。

• 第三次产业革命始于1950年代，核心技术是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主要产业是电子工业、核工业、航天工业、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新材料与生物制药。人类社会进入科技时代。

与产业革命几乎同步，现代教育也经历了几次革命性的发展。

• 第一次产业革命带来了工业化国家初等教育的快速普及。机器的普遍应用，以及大规模工厂的出现，对工人基本读写能力的需求带来了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的初等教育普及活动。到1880年前后，工业化国家初等教育入学率达到80%以上，基本实现了初等教育的普及。

• 第二次产业革命将人类带入电气化时代，无论是经济生产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物理与化学知识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中等教育普及的浪潮成为工业化国家的共同选项。1880年前后，工业化国家的中等教育发展进入加速时期，到1950年前后工业化国家中等教育入学率超过了60%。

• 第三次产业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了科技时代，技术创新与基础科学研究越来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大学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高新技术产业对劳动力的知识基础及技能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成为必然的选择。工业化国家从1950年代开始加快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步伐，到1970年代工业化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了40%，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从工业化国家教育扩展的三次浪潮（见图1），可以看到现代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各级教育的普及与三次产业革命密切相关，说明现代经济与现代教育的发展交互作用越来越强，而其内在的原因就是科学与技术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

（二）新经济逻辑：数字革命带来新的产业形态和经济运行机制

方兴未艾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始于21世纪初，核心技术是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通讯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基因生物技术等，主要产业是智能制造、物联网、清洁能源、移动互联、生物医药等。人类社会进入了智能时代。

在智能时代，数据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数据要素在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技术等支撑下，与资本要素、劳动要素、自然资源要素以及其他技术要素相互作用，正在改变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数据要素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投入要素的特点，其指数式的增长方式，以及边际成本接近零的特点，使其促发的增长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增长。数据要素的产权减弱性、时间累积性对于智能时代产品定价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智能时代新技术的发展也将会带来企业组织形态的巨变，企业内外交易成本的下降，挑战着科斯的企业边界逻辑。区块链、视觉增强技术创造着新的货币形态以及元宇宙等新的产品形态与价值空间。

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也正在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各类新的就业形式不断涌现，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不断变化。这些变化对新时代的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智能时代，不仅经济运行逻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人工智能、互联网与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教育的发展也迎来了全新的环境与条件，教育资源极大的丰富，教育的便捷性、灵活性、持续性不断增强，泛在的终身学习将会成为人类生活的常态。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方法、学习能力将会是教育的核心。大学越来越走向开放的体系，大学的教学、科研、创新、研发等活动的界线会越来越模糊，大学与企业的连接会越来越紧密。

（三）创新逻辑：创新型经济需要系统化的体制机制支撑

2021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2500美元，接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其他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过程。我国之所以能取得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总体上处于追赶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展基础设施、能源、基础原材料、基本生活品和基础制造业，目的是构筑工业化的‘铺底经济存量’”。总体上讲，这一阶段的经济主要是在重复工业化国家已经完成的发展模式，有现成的经验可以模仿或学习。我们高速发展的条件是大规模的投资与充足的具备技术吸收能力的人力资源。我国的政府主导、举国体制，以及各级各类教育的大规模扩展，为这样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与基础。

不过，当中国经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逐步从追赶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型时，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支撑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投资类需求迅速收窄，消费类需求多样化快速增长，呼唤供给侧改革；劳动人口绝对数减少，劳动成本呈上升趋势；投资、出口拉动的动力明显减弱。”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不断完善创新机制，实现中国经济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转变。

创新型经济与追赶型经济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法国经济学家阿吉翁将熊彼特式的创新型增长归纳为三个方面：

• 第一，创新与知识传播是增长的核心。长期增长是累积式创新的结果，知识的传播与整理是创新实现的条件。

• 第二，创新依赖激励和财产权的保护。企业家创新的动力来自潜在的创新回报。制度和公共政策为创新提供正面或负面的激励，创新不仅是科学与技术过程，也是经济社会过程。

• 第三，创造性破坏是发展过程的常态。“创造性破坏是这样一个过程：新的创新不断涌现，让现有技术变得过时；新的企业加入，与现有企业展开竞争；新的工作岗位与生产活动出现，取代现有的岗位与活动。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保证其不息地更新和繁衍，同时也带来了必须妥协调节规制的风险与动荡。”

按照阿吉翁的描述，我们必须不断完善创新与知识传播的机制，必须形成鼓励创新的制度体系，必须充分考虑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影响。创新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创新也往往是风险很高的活动。这样的活动不适合采用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投资，只能由企业家依据市场需求分散决策。

创新同时要求有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支持企业家的创新选择。完善的市场导向的创新机制可以为企业家提供激励导向，可以为企业家提供溢价变现的通道，可以消化企业家试错的成本。完善的市场导向的创新机制也会鼓励更多的企业家不断进入创新领域，会提供更多的直接融资，会加速产业与企业的更新，会加速劳动力的流动，会激发更多中小企业的出现。

从追赶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的转变，需要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需要技术的创新和知识的传播，需要创新型的人才，需要创新知识的快速传播渠道，适应创新型经济的新型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刻不容缓。

（四）国际竞争逻辑：国际秩序的多极化凸显出自主创新的关键作用

引进模仿与自主创新是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内外技术水平的巨大差距，引进模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技术提升的主要形式。通过直接引进和合资引进等方式快速地实现产品生产技术的提升与产品的更新换代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必然选择。这样的技术引进策略在国内外技术差距较大时，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样的引进方式，如果没有自主研发策略以及自主研发能力的建设作为底层的支撑，如果只是简单的短平快的引进，没有自己的技术创新发展战略作为支撑，不是作为中国自己的技术创新战略的组成部分，就会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而且中国企业的技术发展也会陷入国外大公司设定的技术路线上，完全失去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曾经的市场换技术的思路也越来越遭遇瓶颈，在关键的核心技术上，没有自主的创新是无法得到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在2006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党中央再次强调了自主创新的重要性，提出自主创新的新战略。2006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在未来15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目标，明确把自主创新作为科技发展新的战略基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国际经济与贸易关系的底层逻辑逐渐显现，2018年以来美国肆意扩大国家安全范围，悍然向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全面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发展，充分暴露了美国在国际关系上霸权、霸道、霸凌的本质。在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今天，在国际秩序多极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在新兴市场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的今天，美国大搞脱钩断链，大搞单边制裁，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进一步凸显了我国自主创新的科教兴国战略的紧迫性。

二、教育在科教兴国战略中的作用：现实的证据

（一）中国教育的快速扩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经济增长先是沿着古典的“资本决定论”增长模式，通过大规模的物质资本投入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转移实现了增长奇迹，1990年代随着大规模的FDI（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国际资本和技术流入使得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典型的“新古典增长”。这一时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教育对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以及教育对吸收新技术的支撑作用，实际上资本要素没有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原因是普遍接受了义务教育的劳动力投入的支撑。如果说改革开放40多年的增长奇迹归功于人口红利的话，那么教育红利及其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则是中国过去和未来经济增长的更大推动力。

图2中以1983—2019年间转移的劳动力数量为横坐标，以累计农村小学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的数量为纵坐标，显示了这个阶段农村小学和初中毕业生数量与转移劳动力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1983年农村地区小学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分别达到1631万人和651万人，2010年农村小学和初中毕业生数量分别达到近4亿和2亿人（2011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进行了全面改革，实施了国家统计局首次颁布的《统计用城乡划分代码》。新的城乡划分标准，将原来的城市、县镇、农村的三个分类调整为三大类七小类，因城乡划分口径发生了变化，城乡数据不与往年做比较，我们采用累计毕业生数量作为统计依据，考虑到1983年后可获取到连续数据，因此此处计算将1983年作为起点），可以说农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是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前提，使更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收入水平更高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个时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劳动力从事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图3中以外商直接投资额为横坐标，以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为纵坐标，显示了这个阶段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与利用外资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个时期教育的作用更多体现为接受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人口通过利用外资以及技术的模仿吸收来促进经济增长。

（二）高等教育对中国创新型企业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伴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资本边际收益开始下降，我国政府提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从根本上说就是依托人力资本和内生的技术进步，从“资本驱动”变为“创新驱动”的增长。教育不仅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同时是提升效率、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教育在这一时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教育对技术创新的支撑上，一方面为技术创新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更多地适应新技术的要求。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驱动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制造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是传统制造与IT技术融合创新的产物，其发展则需要更多具有创新能力的劳动力，需要以更高质量的教育为支撑。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而研究生教育更是占有主导地位，通过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促进科技创新，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专利数是衡量生产部门创新产出和社会知识存量的基本指标，基于上市企业部门的测算，我们发现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在部门间差异显著。在劳动技术密集型企业部门中技术创新的贡献率最小，为18.07%，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中的贡献率最大，达到了85.05%。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企业自身的变革刻不容缓。

图4中我们以研究生毕业生数量为纵坐标，以专利申请数量为横坐标，显示了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在创新驱动中的重要作用。

三、新时代科教兴国战略的实现路径

（一）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体系

技术创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品，涉及科学知识发现、科学知识传播，涉及技术的发明、技术的集成，涉及技术的应用与商业化模式的形成，不同的活动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支撑体系。大学、企业、政府、金融机构在国家创新体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对大学、企业、政府、金融机构提出各种新的要求，迫切需要各方围绕技术创新形成一套系统全面的政策与制度体系，形成体系化的自主创新体系。

自由探索、创新知识是大学的优良传统和重要使命。大学教授基于学术旨趣探索未知，发现规律，发表论文，分享成果，是持续创新的知识来源与文化基础。具有知识创新能力的大学，不仅不断创新知识，而且会在知识创新过程中培养大量具有创新能力的各类人才，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提供人才保障。一般来说，大学的研究更多地受到政府或非营利组织的支持，大学研究的产出更多地体现为可以共享的公共产品，为技术创新提供基础理论，为技术创新培养人才。不过，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与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科学与技术的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大学的研究越来越与社会需求相融合，大学的研究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

为适应这种变化，大学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迁，大学变得越来越开放多元。大学里既有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也有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应用研究。既有服务政府与社会重大需求的攻关项目，也有对接企业的产品创新合作。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需要大学不断改革与创新。

企业是市场运行的主体，也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一个企业是否具有持续的创新能力，很重要的基础就是这个企业是否具有充足的人才储备，是否具有创新产品的开发平台，是否重视研发投入，是否具备良好的组织学习能力，是否与大学具有良好的合作机制，是否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制度支持。从这些方面看，大量的中国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很多企业习惯于过去以投资与技术引进为主的粗放式发展，在自身人才储备、技术开发能力积累、技术创新文化、研发投入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近些年，以华为、小米、大疆、京东方等为代表的创新型企业已经在自主创新方面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模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需要更多这类企业的涌现。

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支持创新与知识传播的制度环境，促进创新的金融体系，需要政府设计与监管。知识与创新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没有政府的投入支持，对知识与创新的投入会严重不足，促进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尤其是基础研究与通用关键技术研究更需要政府投入与引导。

促进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核心是人才，基础在教育。研究发现教育人力资本既可以通过“要素积累”直接促进产出，也可以通过“效率提升”技术进步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政府需要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建立促进终身学习的灵活多样的公共教育体系。政府也要推动教育体制的改革，形成学校和教师关注学习兴趣、学生创新能力、动手能力的培养体系，而不是更关注短期的考试结果。

（二）高质量重构促进人力资本提升的教育体系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教育发展成就巨大，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各级各类教育，支撑了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应该说，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其实是教育红利，没有各级各类教育的普及，我们无法吸引更多的外资，我们也无法有效地吸收引进技术，更无法在一些领域开始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甚至赶超。不过，随着中国开始全面向创新型经济转型，我国的教育大而不强的问题逐渐凸显。我们的学生在基础知识方面往往比较扎实，但在学习兴趣、研究兴趣、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2021年，我国创新指数排名居世界第12位，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居世界第37位，与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的美国有较大差距。当中国经济全面向创新型经济转型，当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物联网、大数据等第四次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当美国悍然发动科技战之时，中国教育的变革刻不容缓。

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放在一起论述，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型、战略性支撑，凸显了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重点，凸显了教育在科教兴国战略中的基础作用。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现行教育体制中过分强调教育的社会筛选功能，导致从家庭到学校过度关注分数、过度竞争、过度关注教育的短期效应，导致教育的人力资本功能发挥不够。

从教育人力资本功能的发挥角度看，我们的教育体系应该更为灵活与开放，应该为每个人的终身成长服务，应该为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的持续学习服务。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为我们的教育未来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蓝图，这些思想也恰恰与教育人力资本功能的发挥完全契合，或者其实就是从国家人力资本提升提出的教育改革蓝图。教育是科教兴国战略落实的必要条件与基础，但并不是什么样的教育都会支撑科教兴国战略的实现。只有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功能的教育才能支撑中国创新驱动的发展，才能支撑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

作者：杜育红、赵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经济研究所/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教育与经济，原载于《教育与经济》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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