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24岁“一步登天”，背后贵人是谁？挡不住的3个好运气

作者：胡显达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博古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人物。其中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他排挤主席，对“军事顾问”李德言听计从，瞎指挥导致军事失败。

那么，博士为什么会倚重李德呢？从博古的角度讲，也是有苦衷的。他年仅24岁就被扶上了总负责人的高位，担负着领导革命的重任，来得太突然，自己也觉得难以服众。从上海来到苏区，面对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他能怎么办？他不仰仗所谓莫斯科派来的“军事顾问”，又能仰仗谁呢？

李德

对于初来乍到的博古而言，他急切地想通过李德的帮助，来提升他这个负责人的威望。只是，李德在苏区以及长征初期糟糕的军事策略和指挥，而让他在总负责人的位置上昙花一现，就迅速凋谢了。

红军被迫从苏区撤离，博古固然负重大责任，但共产国际选人失当，也应当承担责任。

那么，共产国际怎么会将一个没有多少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博古，如此插手，冒失地推上总负责人的位置呢？

陈独秀、向忠发等人之后，主席已接连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无论是其资历、实际斗争经验还是能力素质，都很适合担起总负责人的担子，按理说轮不到博古上位。然而，博古也有很好的运气。

第一个好运气：对理论的熟知

在上海临时负责人的选拔上，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中国革命无论后来多么波澜壮阔，但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理所当然要优先考虑那些留学苏俄、熟知理论的人了。

1926年，博古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苏期间，博古天资聪颖，专心学习理论，书本读得特别多，几乎张口马列、闭口马列，从书本中引经据典是家常便饭。博古对马列经典词句的熟知程度，张闻天、凯丰、王稼祥等人也是不能比的。

谈论理论，博古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遵义会议后，在被指出教条主义的错误后，博古幡然醒悟，觉得自己头上扣上这顶帽子也不冤屈。因为在指导中国革命上，他总是动不动就用理论说事，俨然一副自己是正统、居高临下、不可反驳的架势。

博古在回忆留苏生活时，说在“学习理论的口号下，使学生去啃完全脱离实际的教科书，难免会使人染上一套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倾向”。

【留苏时期的博古和王明】

鉴于博古对理论的熟知，王明、米夫和周公1931年9月遴选上海临时负责人时，他就具有天然的优势。但对于中国革命而言，这也埋下了重大隐患。

好运气出乎意料地降临，博古本人还没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被急急忙忙推上了高位。没有多少革命斗争经验的博古，面对复杂险恶的斗争形势，只能严重依赖他的教条了。他拿起书本上的语言和从苏俄留学来的洋教条这些万能的尚方宝剑，判断一切、指导一切。

第二个好运气：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直接干预

博古回国后，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李立三急于求成，生搬苏俄革命经验，执意要在全国发起工人总暴动，以夺占大城市为中心目标。李立三的目的，是想通过发起革命高潮、依托苏俄的背后支持，迅速建立一个类似苏俄的红色中国。“立三路线”的左倾盲动，一方面不符合斯大林的战略，另一方面也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应当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观点。这样，“立三路线”自然也就得不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鼎力支持了。

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眼中的“大红人”王明，满怀信心地来到上海，本指望能够得到李立三的“重用”，没想到李立三不给米夫面子，只让王明当了一个宣传部秘书。李立三的这一态度，让一腔热血的王明很不满。李立三大肆推行盲动主义，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背道而驰，王明以其敏感的嗅觉，认为李立三这样干下去，肯定长不了。私下里，博古对王明也流露了他对立三路线的不满情绪。有了身边这个好帮手，王明不失时机地拉上博古，大做朱毛红军攻占赣州等大城市的军事行动失利的文章，向四处碰壁的“立三路线”发难，出乎意料地成为“反立三路线”的功臣。

李立三

李立三的路线在中国行不通，共产国际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迅速进行了干预，米夫亲临上海，指导改组，王明、博古等留苏派因反对“立三路线”立下大功，都得到了重用。王明进入了核心局，博古则成了团宣传部长。

第三个好运气：顾顺章的叛变和王明的极力推荐

立三路线被共产国际打压后，留在上海的领导人还有向忠发、周公等人。按照共产国际加强各地苏区工作的指示，他们中80%的人都离开了上海，分赴艰苦的闽浙赣、鄂豫皖、湘西等苏区。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后贪生怕死，经不起荣华富贵和高官厚禄的诱惑，叛变了革命，几乎全盘供出了上海的地下组织，特务按照顾顺章供出的名单疯狂抓捕。没过多久，向忠发也被捕变节，在上海露面比较多的干部不得不转入地下。这样一来，上海总部一下子瘫痪下来。

1931年9月，为了离开上海这个险恶危险的地方，王明极力向米夫争取，获得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位，而本来更有资格当代表的周公则被安排到苏区工作。

【米夫】

顾顺章叛变、向忠发变节、周公前往苏区工作、王明赴莫斯科任职，上海总部也就难以像过去一样运行了。但考虑到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以后还要联系，王明、周公在走之前，与远东局的米夫秘密协商，决定在上海设立临时总部。

什么人可以留下来？王明向米夫推荐了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他们都是刚回国不久，顾顺章、向忠发等叛徒也不大认识他们，由他们组成一个临时机构，负责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日常联络，比较稳妥，也比较安全。

为什么王明要推荐博古成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分析一下，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博古在苏联学习期间的路线斗争中，无条件地拥护上级的做法，给王明和米夫都留下了好印象，能够很好地秉承上级的意旨办事，用起来比较放心；二是在对“立三路线”的发难中，王明与博古曾经并肩战斗过，博古比较听话，对老大哥王明更是言听计从；三是博古熟读理论，俄文也好，无人能比，更容易与共产国际沟通。

博古（左二）、王明（左三）

后来，王明在1941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曾经公开承认，临时中央的成立是他和周公撤离上海时，与远东局的米夫三人商定的。当时在负责人的人选上，卢福坦曾表示自己愿意留在上海，当这个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但王明提出了反对意见。

在工人出身的顾顺章、向忠发接连背叛之后，王明认为，如果再让工人出身的卢福坦当负责人不妥当，共产国际也未必会同意，还是从博古、张闻天等留苏人员中选出一个负责人更好一些。由于博古、张闻天等留苏人员的资历较浅，王明说临时总部暂时可以不设书记，但要指定一个总的负责人。对王明的这个提议，米夫和周公都没有意见。

【周公】

从一个普通干部，一下当上了临时总部的总负责人，博古本人曾经这样回忆：“在交接任务时，王明在强调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时说，博古同志可多管些一般工作。”这一强调暗示了博古的特殊地位。毕竟，临时总部的成员都非常清楚王明与米夫乃至共产国际的特殊关系。有了王明对“博古同志多管些一般工作”的强调，博古的总负责人角色也就相当于获得了共产国际的同意。

就这样，岁数最小，甚至连委员也不是的博古，在王明的一再暗示和强调下，阴差阳错地成为总负责人，开始了一段我们都知道的历史。